偶忆砧子
　　 今天我所回忆的这位曾经的顶头上司“砧子”老师，是一位同行中数得着的高寿者，听说早在几年前已经作古，享年八十有余，属于自己知道的男教师同事中在世最长的。此时，忽而忆起他，不知怎的，一种仰慕的之情油然而生。或许我年迈的父亲曾经和他在一个酒桌喝过酒的原因，看到摔伤后坐在轮椅上苦度余生的父亲，想起以往的同事砧子。星星点点的有关他的记忆，不断的游弋在我的脑海，似在昨天，又觉遥远，挥之不去。
　　 那时我是一位毛头小伙，不满十八岁，刚做教师不到半年时间，砧子老师便调到我所在的小学任领导，那时叫主任教师。他擅长裁剪缝纫，会修缝纫机。我家的缝纫机出现故障，母亲叫我请他来修，说好在我家准备饭食。我作为砧子的下属，也好顺便尽一点地主之谊，表示对新领导的敬重，感觉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乡间礼节。砧子老师没有推脱，也想见见我的父母。
　　 记得当时是午间时分，母亲特意包煮好喷香的饺子。四方矮饭桌放到土炕上，土炕的苇席上铺着罩着花格粗棉布棉毡。母亲端上两个炒菜，又弄出盘油炒花生米和一个凉拌菜摆在桌上；父亲比砧子老师年轻几岁，把他让在上坐，自己则坐在炕沿的一边奉陪。几个人寒暄后，我打开白酒瓶负责斟酒；父亲和砧子两人把酒问盏，述说家常，并且不时的谈论些学校和村里的情况。砧子是才华横溢的人，谈吐豪爽切实、真诚且有见地，在饭桌的一旁斟酒添饭的我很沉醉于他的话语。由于我年轻阅历浅，社会知识懂得少，顿时被他的话语所吸引，由衷的产生一种钦佩之情。那是砧子调到我们学校不久的事情。
　　 其实，在我早期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受过他的影响。至今，当我脑海重新闪现他的音容笑貌时，关于他的某些支离破碎的故事又开始连缀、清晰地浮现。
　　
　　 关于“吃”字
　　 之所以有缘认识砧子，与一个“吃”字有间接关系；砧子说，这个“吃”字是省长用毛笔写在一张公文纸上的，字很大。这改变了砧子后半生的命运，从一个摘帽的黑五类老右重新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教育园地，当上了小学主任教师。砧子曾经为之感动、慨叹，铭记一生！而我却因此成了他的下属同事。
　　 最初认识砧子老师，是在三十年前秋后刚开学后，我做村民办教师不到一年。那时农村不放暑假，把假期留给秋天，作为收获和播种冬小麦农忙时节使用，时间一个多月；一般从九月二十号左右放假，十一月初开学，开学后进行人事调动。那年我所在的本村小学翟校长调走，调来了一位年近六旬的主任教师；临乡镇来的，离家十多里远，和我三婶娘同乡，是三婶娘父亲的朋友，因乡里小名叫“砧子”，三婶娘称他为“砧子叔”，一位中等身材、方脑门宽肩头、眉目豪气帅朗、有些武官形象、既威严又和善、爱说笑略显秃顶、话语幽默的老头儿。
　　 邓小平上台后拨乱反正，之后一场政治犯大赦运动，给“黑五类”摘帽且恢复工作，砧子恢复工作的问题上级意见不明确。他拿着自己的申诉材料直接找到北京，拿着中央有关部门的批示又找到省政府办公室，省长拿起毛笔在一张公函上写上了一个大字“吃”，这个“老右”就翻案了。他拿公函再找到县政府办公室，有关部门马上给予落实政策——吃商品粮安排工作。政策落实到教育局，经过人事安排，砧子老师分到了我所在的单位，作为我上班后的第二任主任教师，职位就是现在的小学校长。上任后他经常这样说：“共产党讲实事求是，讲真理，没有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我现在吃不了商品粮，也不能恢复工作。”很实在的真心话。
　　 砧子来到我们小学时实际年龄已接近六十周岁，如果马上退休，他就没有多长时间为教育做贡献了。他情愿多为党工作两年，经过上级的同意，把恢复工作时的年龄报成了五十八岁。按他当时的说法：“共产党最终没有亏待我，我一定要好好为党工作几年；人总得讲良心，这是一笔良心账，知恩就得图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之后的两年多时光中，他是竭力奉献，醉心于校园教育的。恢复工作后，他没白吃国家的“皇粮”。
　　
　　 裁缝师傅
　　 砧子老师在老家也称得上是一代绅士。虽然他恢复工作后又当了两年老师才退休，但是他毕竟不被家乡人当做一名纯粹的教师，而是把他看成一名真正的裁缝师傅。
　　 砧子早年曾经在教育口工作过几年，之后由于再次婚恋被打成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劳改，受当时社会的冷眼；劳改释放返家后穷困潦倒，生活所迫从北京哥嫂家背回了一台旧缝纫机，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缝纫裁剪，做起了远近出名的裁缝师傅，半生从事服装加工和普及裁缝学员班工作；期间为村里做过烧窑的会计，食堂管理员以及伙夫等；拨乱反正后通过上访，拿着一个“吃”字的公函重新回到学校。他是当时全乡教师工资最高的人，因为接上间断的工龄，算起来四十有余，工龄最长，是第一批小学高级教师，退休后享受的国家养老时间也是很长的。但在他家乡，乡亲们却一直承认的是他是一个好裁缝；缝纫机的各个部件出了问题，他能熟练地进行修理。另外，他是一名账扣很清的会计，不用算盘，一般的账目随口就来，不出错误。至于砧子裁衣服时只拿皮尺量简单量一下腰围、臀围、裤长，领围、肩宽、袖长、胸围，很快就把衣服料子算好了，动手就剪；再经过缝纫，衣服既合体又舒适；甚至于看看体型，不动皮尺就算量体了，剪裁缝纫后衣服一样的穿着舒适可身。几乎就是裁神了！
　　 参加工作后，同事和我村的乡亲们经常求砧子老师裁衣服，他随身带的皮包里经常放着剪刀、粉笔、木尺和皮尺，主要是为方便周围乡亲的。有位上点年纪的进校领导下乡时专程来到我校，从自行车上拿下包袱，打开包着羊皮和黑华达呢布料的包袱，请他帮忙吊皮袄，他爽快地应了下来。一个星期后，这位老领导来取皮袄，试穿后夸他吊的皮袄非常的舒服，样子也好。皮袄的扣子缀上了，扣眼也锁好了，看到如此精细的做工，感动的不得了。这些活都是他自己在晚上做的。一个花甲老人，戴着花镜在灯下完成这些伙计，细致缜密；这又不带手工费，可见砧子老师的为友很实在。
　　 他确确实实是个当地出名的好裁缝，可以说他是当地使用缝纫机最早的人。他说过，为了干活他几乎整宿整宿的趴在缝纫机前缝纫。曾经困极了，头一低，砸在机头上放线轴的立钉上，之后伤了脑神经，头疼过好多年。冬天晚上又冷又饿，没吃的，就买些酒，不停地喝几口抗寒取暖，驱走饥饿。之后成了酒瘾，每晚必喝，不时地打开瓶子，喝上几口。
　　 手艺好，账口清，在恢复工作前，每年冬天以及正月空闲时被十里八乡的缝纫迷们请去成立裁缝班，他一边实地剪裁缝纫衣服，一边教徒弟。当时办白天班怕犯法，就办夜班。给自行车轱辘上安个永磁滚动发电机，车前脸拧上一盏立式照明灯，晚上行走，成立夜校缝纫班。这些事都是不公开的，不敢公开。砧子老师在恢复工作前的多年间，匿名办班教过不少裁缝徒弟。想来，养家糊口是不易的。
　　
　　 酒与书法
　　 砧子平时的生活爱好就是喝酒，不是聚众饮酒，弄个酩酊大醉的不醉不休；而是他经常喝，不是喝小酒，而是喝小口，不喝不舒服。尤其是在冬天住校时，每晚必喝，一会儿一口的自己焖着，恰如其分地喝上二两半，就算过足酒瘾了；边喝边和身边的人聊天，或者是一个人时，边看书边喝酒，酒能助兴，这时你不用看他有没有下酒菜，在他来说就是喝酒，不需要下酒菜。在冬天的夜晚，我和一位年轻的同事经常到他的宿舍去听他唠嗑；他每晚都是如此拿着酒瓶子一口一口地喝，拧开酒瓶的盖子，仰脖来一口，之后拧上酒瓶盖，过一会儿再来一口，他很投入这种饮酒状态，我猜不透这种喝酒对他身体有何好处。他总是说：“别人说喝酒不好，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喝酒是内部消毒，酒精是杀菌的，酒精是粮食的精华，喝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不能多喝，多喝酒会误事。”
　　 他喝酒时常说的口头语：“饮酒不醉最为佳，好色不乱乃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当年自己年轻，对于这些话只当耳旁风，没有在意其真正的内在意义，现今觉得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只是世人做起来往往相反，世间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对错没有什么界限，往往没有道理的事是大大流行的，而圣人终生所思凝结的智慧思想则被推翻在行为准则里。砧子的喝酒习惯不是故意养成的，而是酒精具有麻醉作用，他为了麻醉自己开始，并且在冬天的晚上做缝纫时间长了，没有取暖设施，又冷又饿，喝几口酒抵御饥寒交迫，久而久之，酒精成了他不可缺少的饮品，逐渐上瘾了，没有酒，他的生活就好像缺少了什么。
　　 晚年的他，酒比什么都重要。退休后他在家还接点裁缝活，后来成品服装就代替了手工缝纫，他自己没事可做，早晨起床开始散步，在乡间公路上，步行五里地，然后再走回家。回家后洗脸刷牙，喝酒吃饭，上午带着醉意写大字，作诗词赋文，中午还要喝酒，下午带着酒气找牌友打牌，晚饭后睡前再喝酒，一日三次喝。以他的话说，“不喝不叫一天，不喝不成仙。”我曾经在他的家乡遇到他时，他很幽默的带着酒气对我说的。这喝酒还真有说辞，其实我现在很真实的感觉，他已经喝酒成瘾，戒不掉了，身体离开酒会很难受的，只要有酒喝，每根神经都舒服。
　　 砧子的书法自成一体，他习惯于用钢笔书写，行草结合，有写意的文字排列的整整齐齐的，虽大小不等，但是很规范，他的草书以王羲之的草书歌为规范连字成词、连词成段，行走匀称，不急不缓，飞凤走龙，绵绵不断，并且很有审美价值。在我所认识的所有教师笔迹中，到现在为止，觉得都没有他的字圆滑饱满、老道隽秀。怎无奈我没有留下他的墨宝，甚是遗憾。至于毛笔书法，更独成一体，端庄大气又不失雍容潇洒，意气连贯，中正挺拔，笔走龙蛇，令人赞赏，实乃上乘书法。
　　
　　 西北联大返家
　　 据砧子自己介绍，他幼年求学于《四存中学》，“四存”的缔造者是砧子家乡的国民党反共摩擦专家张荫梧先生。据说张荫梧在北伐时是先遣队师长，屡立战功，后来头部受伤离开军队，老蒋委任他做北京市长，其实是排挤他。后来他回到老家创办了《四存中学》，享誉海内外，其实就是他扩大自己的势力，暗暗创办的“少年军官学校”以求东山再起。后来这所学校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日军派许多架飞机把上百亩的学校炸毁了，流落的学员，被张荫梧编队带走，后来大部分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军官。砧子的两个哥哥也是四存的学生，大哥四存求学后进入军校，官及国军师长，后逃亡台湾；二哥从共，官居高位；他排行老三，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年的高中教员，挣了几斗米，作为读大学的学费。他考入当时的西北联大的时候，是背着米交的前几个月的学费。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理想是毕业后做个建筑工程师，为建设被日本人炸毁的疮痍满目的国家贡献力量，不参与军事和政治，希望以学术成名。
　　 无奈当时父亲病死在家，两个哥哥失去联系，母亲无人照管，只得拿着他寄回家的信封，变卖了家道，千辛万苦地打听着找到他求学的学校。老太太找到他时，眼睛已经饿得看不见了。那时，砧子也无钱交下一年的学费了，其实头一年的学费根本不用交钱，交过几斗米，原因是票子太毛，不值钱，交了米作为口粮。砧子的父亲去世后，没人再供应他学习费用，大冬天的，他没有棉裤穿，冷得发抖；母亲讨饭而来，最终找到了他。没办法，只好应母亲的要求，娘俩一起回老家。讨饭回家的路上，中途遇到一条河，没钱坐船，只好找了一处比较浅的水流，他漟着水把母亲背了过去，那刺骨的寒冷，他一生没忘。回到老家，缺吃少穿，家徒四壁，母亲不久去世。他勉强尽到了一个儿子的孝心，把母亲带回了故土；那年他才十八岁。老年的他，回忆时依然面带凄楚，欲哭无泪。
　　
　　 婚与家
　　 据砧子说那段时间生活出现了不少困难，房子漏雨，主要的是没粮食吃，身上也没像样的衣服穿，当时打着抗日旗号的民军，实质上是反共摩擦专家张荫梧回老家后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民军派人请他出任小队指导员，他没答应。目的很简单，就是不参与政治军事。因为家乡缺少教书先生，他就应乡里之邀做起了教师。这期间结婚生子，偏偏儿子很小的时候，媳妇病逝，养不活儿子；他给岳母下了一跪，岳母答应收养，之后由于岳母家对孩子有养育之恩，后来这个孩子长大后就落户到好像没有嫡传的姥姥家了。他曾经伤心地说：当时没办法，要能养活这个孩子，就不让他在姥姥家落户了。那段日子不好过，一个男人根本没办法养活一个吃奶的孩子。他恢复工作后，那个落户在姥姥家的儿子，带着自己的儿子曾经去看望过他。不过，后来没再提起过，听说父子闹得不愉快，属于不欢而散。
　　 砧子丧妻之后单身过了几年，依然教书，建国后他还担任了农民夜校教员。之中一个女孩是他的学生，学的是类高小阶段的课程，女孩十七八岁，花容月貌，情窦初开，对这个相差十多岁的砧子老师产生了好感，两人在文化课的帮学之中升华了师生关系，有意无意地坠入了爱河，生米熟饭、顺理成章地以恋爱自由为借口领取了结婚证。女方娘家觉得窝囊，说是丢人现眼，哪有老师娶学生为妻的，并且年龄差十多岁。这阶段，女方脱离了家庭，郎才女貌，两个人结合了。无所谓婚礼，娘家人反对。后来四清开始，有人揭发砧子“为师不轨，侮辱女学生”，娘家人作证，妻子可是有口难言，稀里糊涂地就把他打成了“黑五类”，就是后来的老右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