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１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人们从媒体知道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婚恋情感故事，而关于周总理婚姻波折曲的故事，却令人泫然涕泪，难以忘怀，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爱情让你感动，同时他们的婚姻让你相信爱情。婚姻不是坟墓，而是细水长流的恩爱。从相识，相恋，相知，相伴，历经半个世纪。不是时间见证他们的爱情，而是他们的爱情铭刻了时间。真情，真爱，专一，隽永。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是在1919年夏，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他的母校——天津南开学校，当他走进礼堂就看到一位女学生站在演讲台上，只见她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不高均匀的身材正在满怀激情的演讲，要求当局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很多学生也悄悄啜泣。周恩来目睹了这个场面，心也跟着被感动了，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当他得知演讲的人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邓文淑（邓颖超），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他拿起笔来，在本子上迅速记下：邓文淑（邓颖超），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在这里邓颖超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女界爱国同志会想办一个平民女校，免费招收一些穷苦人家的妇女读书。为了筹募办学经费，邓颖超打算组织游艺会，义演两天。他们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邓颖超力邀周恩来帮忙来指导，次日下午，周恩来看了她们演出后，不但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感，而且一点一点地帮助修改。通过这件事使邓颖超记住了周恩来。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与邓颖超等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1923年春天，邓颖超接到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感到奇怪。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迎风奔跑。在明信片背面，周恩来写着3行字：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周恩来就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向邓颖超表达了自己的感情。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邓颖超还有些疑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邓颖超被周恩来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他们之间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这就是邓颖超的恋爱观，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被公认为两位革命者之间最完美的爱情。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由于特殊环境，既没有什么婚礼仪式，也不准备请宴席，整个新房的摆设也很简单，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还有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一个非常简陋的新房，与现在年青人新房与婚礼豪华排场没法比。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后在1925年10月邓颖超怀孕了，当时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而邓颖超则留在广州工作。当邓颖超感到不舒服，恶心呕吐就到去医院检查，经医生检查结果诊断是邓颖超怀孕了。邓颖超考虑到丈夫东征走了，母亲又不在身边，还要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哪有时间带孩子，邓颖超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想悄悄地把胎儿打下。谁想到，这中药药性很强，吃了以后痛得在床上打滚。还是邓颖超母亲从天津赶来看女儿，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忍不住就责怪女儿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个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邓颖超母亲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加以调理，邓颖超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同年11月，邓颖超被组织委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夫妻俩才得以重逢，邓颖超只得告诉周恩来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周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邓颖超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这是婚后周恩来第一次向自己爱人发火，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邓颖超也感觉自己在这件事做错了，承认自己过于任性。
　　 1927年3月邓颖超第二次怀孕要做妈妈了，这一次丈夫又不在身边，周恩来于1926年12月被组织调到上海工作，邓颖超分娩在即，只能暂留在广州，邓颖超母亲特意从梅县的中学赶过回来照顾她，邓颖超进产房的这一天1927年的3月21日，这时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邓颖超终因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那时还没有剖腹产技术，医生只好上了产钳，致使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可惜是一个男孩儿，近十斤重。邓颖超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些日子。没曾想，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原邓颖超住处被军警搜查，已经有三位同志被捕了。在此在搜查前，周恩来刚刚寄给邓颖超的一份电报被一个工友收起来，他冒着危险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广州是不能继续待下去了，她们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邓颖超，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怎样才能安全离开医院是个大问题，好在组织的帮助下，在德国教会医院里找到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在她的帮助下在该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到邓颖超找到周恩来时，人已是虚弱得不行了。到了上海邓颖超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后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没有亲生孩子的他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一生，注定要把爱洒向更多的孩子……
　　 建国之初,有一天,在北京,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当值法官接待了一个特殊的离婚案,邓颖超起诉要求和周恩来离婚,这可吓坏了当班值法官,他请邓颖超坐好后,报告了当时最高法院首任院长谢觉哉,谢老出来后,笑着批评说:“颖超哟，开什么玩笑呢？建国初，百废待兴，恩来忙得团团转，你还瞎捣乱啥呐！ ”
　　 邓颖超眼含热泪向谢老说道:“因为在战争中，条件艰苦，自从怀第一个孩子流产，坐下了妇科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严重，解放建国后，曾找到最好的妇产科权威林巧稚大夫求诊，被告知己丧失生育能力，自已很痛苦，恩来是世界上最多人口大国的总理，要彪柄史册的人物，他又极其喜爱孩子，却因我而无法留下后代，心实难安啊，如果能像旧中国，允许纳妾，我会亲自为恩来操办的，但是我党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度，而且恩来对我恩爱有加，他于道德操守极为严肃，无奈之下，我只能用离婚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心愿啊！请谢老成全。”
　　 谢老问:“恩来知道吗？我就是同意，也得有双方到场同意才行呀，我这个法院院长怎敢违法办案哟。”说毕，谢老给总理打了电话:“恩来，怎么搞的嘛？颖超要和你离婚，让我老头子怎么办呐？”
　　 稍待不久后．总理就赶到了高法，总理到后与谢老和工作人员招乎后．拉住邓大蛆的手．笑着说：“超呀，胡闹！这不给谢老添乱么？谁让你来的？这是两个人的事呀，为什么不言声？一个人做主呐？我不同意，坚决反对！再说啦，谁规定一国总理必须有后代．我们收养了好多烈士遗孤呵，谁又能说我们没有孩子呀？中华儿女都是我们的儿女啊！”周恩来总理告别了谢老和工作人员后，牵着邓颖超的手，疾速的奔回中南海。
　　 邓颖超与周恩来定居在中南海西花厅。他们以“互爱、互敬、互勉、互让、互谅、互助、互学”为准则，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有时还以红叶、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籍。
　　 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当时周恩来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不能亲临赏花。于是邓颖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成标本压在书中，托人带给了周恩来。正是“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看到这蕴含着祖国亲人深情厚意的海棠花，周恩来十分感动。百忙中，他也没有忘记回赠邓颖超一个热情的问候，托人带回一朵芍药花送给邓颖超。周恩来回国时特意把那枝海棠花带了回来。邓颖超就用一张纸作衬，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挂了起来。北京——日内瓦，海棠——芍药花，象征着俩颗思念之心的信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它们。
　　 邓颖超全力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周恩来去世后，又按照周恩来和她1956年互相约定的诺言，将其骨灰撒向江河大地。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她生前所在的党支部，遵照她的遗嘱，用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中，从而这两位伟人的恩爱之情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存，这是人类史上最辉煌的爱情篇章，最动人的爱情交响曲。
　　 高山仰止，大海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