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语言障碍，却象得了失语病似的，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更不想在纸上划上几笔，我确信自己的语言功能没退化，我不清楚是记忆还是思维出现了问题。
　　 我是个有故乡的人，我一直不肯让这个特别沉重的大词进入修辞系统。因为父亲健在，那里还有我的家。交通的便利使我可以常常回老家，乡愁似乎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可是我感觉到了一种陌生，记忆中的家乡消失了，包括所有的气味，比如那些羊和猪的气息，那些柴火的味道……不知道它们躲藏到哪里去了。
　　 一
　　 中元节，我回到老家，照例给母亲和祖先烧纸。大堤上那些高大的柳树早就逃之夭夭。大堤突然变矮了，潴龙河也没有逃脱干涸的命运。站在大堤上遥望潴龙河故道，是一望无际的蓬勃的青纱帐，构成青纱帐的不再是玉米、花生、高粱、大豆和柳条，更多的是攀缘在竹竿上的麻山药藤，就是这个地下的根茎，让很多人不再钻进潮湿的窨子没日没夜的编簸箕，潴龙河干涸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
　　 弟弟家的厢房里，留着一个烧柴禾的土灶，原来是用来烙饼、蒸馒头的，而炒菜、熬稀饭等早用上了电磁炉和电压力锅，液化气已经用了近三十年了。上月妹妹给爹买了一个电饼铛，这下，土灶也没有用武的地方了。想吃馒头，小卖部有，村子里开着馒头房。土灶大锅的饭香没啦。可是爹高兴，他说，把饼擀好放到电饼铛坐着板凳等着就行，方便，再也不用怕火大火小的了。
　　 弟弟的新居坐落在村子的最南面，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不远处是新修的朔黄铁路。院子外面现在是一长溜的棒子地，棒子已红缨落尽，珠胎丰盈。紧挨着的是几排高大的杨树。去年，这溜棒子地还是一片杨树地，大杨树哗啦啦的唱歌，一群羊在里面高高兴兴吃树叶，羊粪的味道随风能传到院子里。我一直以为种树省心，不用浇，也不用施化肥。爹说不是，也施化肥，浇水，为了长得快。
　　 弟弟的房子带走廊，除去宽大的客厅和厨房卫生间，还有明暗卧室七间。满打满算住了不到四年呢。可是如今弟弟要买房了，在县城。表弟也要买，他需要贷款。我说，都是新房子，干嘛还要在县城买楼房？我表弟的理由是表侄该订婚了，没有楼房女方不愿意，村子里有20多个找不到对象的男孩子。原来的老街坊家的男孩子今年21岁，好歹找到对象了，女孩子比男孩子大5岁，还有轻微的精神病。不给孩子买楼房怎么办？表弟边说，边抖去烟灰，似乎下了多大的决心。他说，大姐你不知道，愁死有男孩子的人家了。我说，不是种麻山药挣了不少钱么。表弟说，现在哪家也有点钱，可是闺女少啊，有念书出去的，村里没几个闺女，男孩子们多得碰大腿。谁家有闺女，媒人都踩破了门槛。就是离婚带孩子的小媳妇都抢手。
　　 也是，除了路上来来回回的汽车和电动车，真看不到多少年轻的闺女们。而村里的小学校早卖给了村民做宅基地，院子里满是茁壮的棒子，这些年孩子少了。没了读书声的村落，少了很多生气。学校也得了失语症。
　　 我在村子里的时候，差不多几家就有一个窨子。农闲时节，家家户户都有人编簸箕。年轻的人们在里面编簸箕，也编织着自己的梦想。那时候，村里的闺女们纷纷嫁到外村去，两只手不再编簸箕了，仿佛就改变了命运。而我在别人眼里是个幸运的人，得以逃离农村，逃到离家乡比较远的城市，成了家乡的旁观者。
　　 老家院子里的扁豆花紫莹莹的，丝瓜花张扬的黄艳艳，爹将我的包盛满了黄瓜茄子豆角。爹一边给我装，一边说，唉，现在的菜那能吃啊，天天打药……我是乡村的逃离者，在城市呆久了，又想回到乡村的安静和原生态，可我的弟弟们又要冲进城里，是不是像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所说的，有的人想冲进来，有的人想逃出去呢？
　　 二
　　 村子里很少能见到老房子，老房子似乎成了那些逝者的殉葬品，老人们都走了，老房子也没了，那些土筑的墙头和小巧玲珑的小门楼，还有那泡在雨水中的红莹莹的小枣只能留在记忆中了。丁字街头刻着泰山石敢当的灰旧的房山换成了红砖到底的新房子，前脸都贴着白色的瓷砖。很多人走在街上也不认得了。我时常在街上走走，光与影子的交叠中，一切都那样陌生。
　　 站在母亲的坟前，眼泪少了。人到中年有了更多的感悟，生老病死是规律，有谁能反其道行之呢？堂舅过世时，远在呼市的文友来石，我没能赶回来给他送行。其实很多时候，人生两难。半年多了，堂舅的坟上长满了青草。花圈的竹子骨架还在，塑料花却早已变形，颜色也不再艳丽。去年的这时节，我和妹妹去看望堂舅，一看到床上骨瘦如柴的堂舅，我们都哭出声，这还是那个胖胖的弥勒佛一样的堂舅么？堂舅真的是一个失语者，妗子教他喊我和妹妹的名字，他的嘴颤抖着，吃力地张得很大，却发不出声音，眼里滚动着泪花，干柴似的手哆嗦着。
　　 我的两个表弟都很孝顺，轮流值班帮着妗子伺候堂舅。可堂舅终于没熬几个月。我答应过堂舅给他送行。那时候，堂舅整天笑眯眯地，隔着柜台忙着给我的孩子拿夏宝酸奶和喔喔佳佳奶糖，我几个表弟媳妇都不拘他，说他偏心眼。堂舅摸着没胡子的下巴哈哈大笑，说：“我死了，外甥女是真想，真哭。你们是假的！”说着笑着，扭动着胖胖的身体，弯腰拿了糖块给孩子们分。
　　 堂舅的小卖部被大表弟翻盖了，宽敞明亮了许多，货物也更充足。表弟不放羊了，脸色白皙了很多，却不像个庄稼人了。
　　 小卖部的邻居是药铺。徐家人，也是我远房的一个老姥爷。进进出出的人不少，是新农合的一个场站。看病能报销，是梦一样的好事。因为吃药能报销，所以来来去去的人很多，不像以前病得捱不下去才看医生。
　　 堂舅离世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还是止不住的心痛。堂舅年轻时在村子的宣传队，是《渡口》和《逛新城》的主角呢。这样一个嗓音洪亮爱热闹的人，竟然不能行动，不能说话，该怎么活呢？
　　 大堤下不远是堂舅的坟，他守着他的父亲，大爹大娘。村里更多的坟隐在青纱帐里。而我母亲坟前的大杨树已独木成林。这些土里刨食，窨子里度日月，却没住过好房子的乡亲们啊……
　　 三
　　 乡村也不乏心灵手巧的人，三叔就是一个，他有残疾，却能编一手好簸箕，还会拉二胡唱老调。因为家贫，年轻时没有找到媳妇。快四十岁时，邻村有个陕西女人把自己的亲姐姐介绍给了三叔。那时候不少在当地找不到媳妇的人，会拿钱买媳妇，三叔是不是给了媒人钱我不清楚，我不问，给三叔保留些尊严。三婶带来了两个女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五岁的还有点傻。三叔却视为己出。巴巴地把两个女孩子养大，并将大闺女嫁了出去。三叔自己也老来得子。
　　 想不到的是，三叔的儿子斌8岁的时候。三婶突然带着二闺女回了陕西，而且再也不回来。这个好吃懒做的婆姨每年都会回陕西，说是看自己的爹娘，三叔每年辛辛苦苦挣来的几个钱全给了铁路和陕西的亲戚。三叔有了儿子，满心喜欢，也不太计较。只是，再也无暇吼几句老调了。二胡挂在墙上，任风掠过。二胡的沉寂，敢情是三叔失语的前奏。
　　 原来，三婶在陕西有男人。这次是她原来夫家的儿子结婚，叫走了她。她可能良心发现，去还欠大儿子的债了。斌长大了，找对象也是件让人焦心的事，需要钱，斌离开家去北京打工。家里只有三叔一个人，没一点生气。三叔养了一条狗，我想，如果这条狗不叫几声，谁知道这院子里住着人呢。三叔整天缄默不语，曾经钟爱的老调不唱了。那些柳荫下的咿咿呀呀，那些五彩的戏装，那些铿锵的锣鼓声，那些流光溢彩的日子仿佛从来没有过。三叔农忙种庄稼，冬天做豆腐。传统的豆腐工艺也现代了，电磨一开，白白的豆浆冒出来，三叔麻利的淋出豆渣，压制成方方正正的豆腐。三叔懒得喊叫卖豆腐，“棒棒……棒棒……”代替了三叔的语言，我都怀疑三叔的语言能力退化了。
　　 三叔曾经是村剧团的二胡师傅，拉得一手好二胡，是剧团的顶梁柱。那时候三叔整天曲不离口，村里村外也都是乡亲们高亢的老调声。田间地头，地窨子里都能听到乡亲们的哼唱。“咚咚……咚咚……”编完一个簸箕，站起身，伸直腰，吼上一句“我杨家为社稷忠心耿耿，赴国难从来是自请长缨……”余音袅袅，伴随着地窨子中乡亲们的日月，也伴随着我的成长。
　　 村子的大喇叭像一个生物钟，村庄兴旺的时候，大喇叭里会传出老调高昂的唱腔，前几年是村干部呼唤村民搞好计划生育的传声筒，后来有各种种粮补贴，当然，也会定时会响起来“放水了！南头（北头）的接水”声。喇叭的功能似乎局限于此。我很多时候，会对着大喇叭出神，那曾经盛行的老调，难道成了绝唱？还是成为一个时代的祭品？
　　 四
　　 我虽然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但口音还是浓重的保定话，再具体一些，可以说是蠡县潴龙河南岸的土话。我从不觉得我土，听到家乡话都温暖。几年前我曾写道“我的家乡处在保定与衡水、沧州三个地区的交界处。她有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叫孟尝村。乡亲们很自豪，因为孟尝君的仁义，仿佛身为孟尝人就是一种荣耀。村子的历史颇有渊源，相传可以追溯到战国前。蠡县县志上说“战国时，孟尝君曾于此地开店，有‘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之说。距乡政府鲍墟驻地三公里远。鲍墟是东周列国鲍叔牙的出生地呢。”每次与朋友说起家乡，我都洋溢着幸福，孟尝君谁不知道？我那时候就像一个小喇叭，行走着也广播着，家乡的潴龙河，茂盛的柳条，白净净的沙地长果（花生），遍布方圆百里的簸箕，走向首都市场的麻山药……
　　 我之所以失语是有原因的。朋友微信给我发来一个链接，内容是孟尝村一夜被挖了三十多个坟头，其中有两个抗日烈士的坟。我急忙在网上搜索，有的说一百多个坟头。电话爹，爹说，张家坟被挖了。我问为啥，爹说，听说那地方要开发。我一下子冒出了一身冷汗，自那时起每次别人说起家乡，我都保持沉默。听说，这件事最后由钱摆平了。那些散落的白骨被后人捡拾重新埋葬，可是这些受惊的灵魂能安息吗？
　　 清明节后，村里的一个名字叫超的年轻人早殁，因为醉酒，自驾，车祸。年轻人留下了两个“媳妇”，三个孩子。超的丧事拖了五天，他的后事要繁复许多，原配的媳妇一个人带两个女孩子在家，超每月给3000生活费。外边的“媳妇”听说是一个大学生，刚刚给超生了一个男孩子，而超好像没读高中，和辛集的人弄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配货站，还经营貂皮大衣，村子里懂行的人都说本钱很大，超有本事。超死了，家里的媳妇孩子怎么活下去成了问题，这也是超的丧事拖延的主要原因，我弟弟参加了超的合伙人置办的酒席，这个人承诺每月供给超家里媳妇和孩子1500元生活费，直到孩子长大。可是具体配货站该给超多少钱是一笔糊涂账，看账面还赔钱。唉，人都没了。听说超生前入了保险，村里有人说100万，有的人说200万，留给超的母亲和原配媳妇。超小时候是个很聪明很厚道的孩子，我还记得他歪着大脑袋板着手指头学数数，帮着他母亲喂猪。每次见到我，都热切的叫姐姐。农活少了，闲人多了，埋葬超的那天，炮声引来了很多人。院子里的哭声不多了，钱摆平了一切。烟花飞上天空，瞬间的繁花似锦，转眼只剩硝烟。“超有本事……”人群里有人说，烟花的硝烟呛了我的眼泪流不止。
　　 我没有宿命论，也不敢在乡亲们面前胡说，超姓张，被挖得就是他家的祖坟。这两件事都很蹊跷，而且奇怪的是离的很近。爹说，命啊。我不想反驳爹。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挖别人家祖坟，一个是冒着重婚罪和道德的谴责养小三。而事情的结局一致，用钱摆平……这还是我的淳朴的村庄吗？
　　 我的村庄有历史，有官坑的传说，有孟尝君在此招兵买马开店的传说，有孟尝人行走乡里的义气和豪气，“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几个字印在帆布粮食口袋上。孟尝君田文的庙，三官庙，老奶奶庙等，虽然日本入侵时修炮楼都拆了，但那时候人们的精气神也没散，仁义道德还在。我家被日本人杀了两口人，我的二爷新婚不久，因为在天津学徒，穿得比较体面，被日本人追到西河滩开枪打死。我的舅爷吕金钟（也叫吕金兰）当时才十八岁，是县大队的成员，在一次行军途中倒在鲍墟的大街上，成为烈士。而张家坟上埋着两位抗日烈士呢。孟尝村是抗日时期的堡垒村。爹说，当时县大队的政委王之是咱家的朋亲，抗日时常常住在咱家。如今，谁还记得这些？
　　 在我的记忆中，乡亲们也有吵吵的时候，不吵吵还叫生活吗？那时候很多家什都是相邻们伙用。记得大堤根下的五凤爷爷找不到掏茅子的掏茅勺了，急得在街口大喊大叫，赌咒，“谁拿了我家的掏茅勺去了！拿家去捞饺子啦……”听得人直发笑，更可笑的是，掏茅勺没丢，压在他家柴火下，老人家拍着两只大手自嘲“原来自家捞饺子啦，嘿嘿……”的确，在我记忆里，除了杀过人的广亮，村子里没出过别的大案子。八十年代初，唱样板戏的大队部成立了老调剧团，广亮嗓音浑厚，花脸唱得很棒，剧团的老师说他是棵好苗子。但是因为家里太穷，终于学不成戏了。起初跟着人家走南闯北卖腈纶毛线，逐渐积攒了一点钱。不成想原来许给他的亲事黄了。他一气之下砍了女孩子的母亲几刀，因失血过多死亡。当年秋天高粱红了的时候，一声枪响，广亮躺在了潴龙河大桥下的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