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部队已经好多年了。但一直十分留恋龙腾虎跃的军旅生活，怀念曾一起摸爬滚打、现如今又分散在山南海北的战友们。只要一有机会外出，就想着去顺便看望一些战友。
　　 我要去北京出差。去之前，先给在北京工作的老蒋、老杨挂了电话。不巧老蒋去了山东开会，我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与懊丧。但到北京去见老杨时，出乎意料，老蒋却在那里。原来他听说我要来，推掉了所有会后活动，开罢会就连夜赶了回来。更令我惊喜的是，他们说小陈（其实已是老陈了）也转业在北京。已经联系上了，马上就赶来。
　　 老蒋、老杨、小陈和我，昔日在一个连队当兵，前后都担任过该连的排长。老蒋、老杨入伍比我早三年，是我的老排长；小陈入伍比我晚一年，我又是他的老排长。果然，小陈一来，仍习惯地称我们为“老排长”。
　　 我与他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现在坐在一起，却像探家、出差回来一样，没有丝毫的陌生、拘谨和见外的感觉。不一会儿，大家就清楚了彼此的近况。老蒋目前下海经商，在一家公司当总经理；老杨还在部队任职，已是一名离将军不远的高级军官；小陈转业到地方当处长，年年是先进工作者。
　　 我们谈兴正浓，他们的夫人们赶到了。一个个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说话间，就张罗好一桌酒菜。大家乘着酒兴回忆起老连队的趣闻逸事。大家的记忆力都是出奇得好，对某个战士的籍贯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对连队转战南北、野营拉练、训练施工、争先创优等许多往事，仍然记忆犹新，非常在意。说着说着，话题集中到老连长、后来又是老团长的身上。大家对老首长的为人、才气、能力、魄力和为部队所做的贡献赞不绝口。同时也感叹老首长没能到机关来任职；如果那样的话，现在也是位在职的将军。说话间，老蒋就用手机拨通了老首长远在青岛的住宅电话。
　　 老首长听说他的四个部下在一起聚会，激动地与每个人都扯了一会家常，还询问起另一位排长老刘的情况。当得知老刘在静海县建筑公司当经理，血压偏高、心脏有些毛病时，他当即像过去当连长时那样，下了个“死命令”：告诉二排长，一定要戒烟戒酒！
　　 我本来就特别想见老刘，现在被老首长这么一提，愿望更强烈了。老杨虽然职务高，但所在机关是清水衙门。老蒋是“老总”，自告奋勇找车。就这样，我们一行七人又踏上了去静海县的旅程。一路上，老刘隔一会儿就来一次电话，询问走到了哪里，一次次地叮咛着，在哪里下高速公路，在哪里拐弯。
　　 车子临近他家门口时，远远就看见几个人在指指点点，翘首相望。车停住后，我第一个下车。看到老刘早已今非昔比，身体发福得像个弥勒佛。可他却抓住我的手说：“你怎么这么胖呀！你们这些‘山西兵’啊，就是丢不下你们那个老家！哪里的黄土不能埋人，非要转业回老家去，害得咱们见面这么作难！……”他还是那样快人快语，没有一点顾忌；还是那种老大哥派头，一如既往。我跟随着他的话语，顿时回到了几十年前，不由得热泪盈眶。
　　 大家刚刚落座，面前就摆满了丰盛的酒菜。老刘要用大杯与大家“过关”。我们死活不让，并抬出老首长的命令压他。他夫人站在我们一边，态度也是异常得坚决。我们这些人，早已过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季节，平时饮食都是十分的节制。今天碰上这位“拼命三郎”，大家只得举杯相碰，被动应战。不过有条件在先，老刘“过关”只以手中这一杯酒为限。这种场合，真是酒逢知己，话不嫌多。我们把当年连队的成败得失翻了个底朝天，总结得淋漓尽致。不知不觉中，天色已经暗淡。没有不散的宴席，该是打道回府的时候了。但我们几个似乎都没有着急要走的意思。倒是他们的夫人们偶尔有所提示。
　　 那天我们同去的四个人，酒喝得都有点多。他们三个以后与老刘见面还相对容易些。可我这一面之后，真有点永别的味道。离开的时候，我与老刘的眼睛都湿润了。手握了再握，总是放不下；话说了又说，老也道不完；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车门，可就是上不了车。老刘夫人急得团团转。一会儿说：“要不住上一晚，再好好唠会嗑！”，一会儿说：“有话在电话上再说吧！”车上的几位夫人，谁也不吱声，却一直用手绢抹着眼泪。最后还是老蒋一锤定音：“别粘糊了！国庆节我们约上老连长，再好好聚一次，不就行啦！”
　　 离别静海后的出差日子里，我始终沉浸在军旅生活和战友情谊的氛围中。直到躺在南下归途的火车卧铺上，脑子里还是满载着这种回忆和向往。梦中常常会因探家超假未能如期归队而沮丧，会因重新穿上军装、挂上军衔而惊喜。但潜意识又清楚地提醒我，这是在做梦，军旅生涯早已成为过去，不会再复返的。同时也安慰我，在人生最宝贵的年龄段，所经受的锻炼，所凝结的友谊，是永存不朽的，它将伴随我的一生一世。
　　 我盼望着我们几个老战友能再次重逢，还有我们的老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