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有不少人将周作人和鲁迅做比较。文章高下方面，他俩究竟谁领先？排列起来实在非常困难。钟叔河先生曾在电话里旗帜鲜明地认为周作人应该放到第一。我以为在文章上，中年以前，他们不相伯仲，都是泼辣淋漓典型的绍兴师爷手笔。中年的时候，应该说鲁迅更胜一筹，思想的精深与人世的洞察，都有超过周作人的地方。
　　 鲁迅享年五十五岁，周作人寿享比鲁迅多二十多年，扎扎实实多读了二十几年的书，经历了二十几年的世事，下笔成文自然有鲁迅不及处。周作人的文章比鲁迅的欺生，写得如春绿夏露秋雨寒霜，入了定，岁数不够读不出好。年岁大了，摸得出一些真意，惊觉那样一篇小品一部长篇换不来。知堂好像还不甘心，《立春以前》后记说：“说到文章，实在不行的很，我自己觉得处处还有技巧，这即是做作，平常反对韩愈方苞，却还是在小时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尽，不会写自然本色的文章，实是一件恨事。立春之后还未写过一篇文章，或者就此暂时中止，未始非佳，待将来学问有进步时再来试作吧。”
　　 三十岁后，悟出自然本色之好，但一下笔还是处处有技巧。
　　 文章千古事，一辈子太短，不着力便好，少些铺排，少些心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章兴许自然本色些。
　　 懂得写作的人一看鲁迅的东西，就会肃然起敬，要站起来鞠躬，练到他这样的中文太难。周作人也好，仅仅从文章角度说，他追不上其兄，差太远了。周氏兄弟都有沉稳诚恳、悲天悯人的一面，但周作人没有鲁迅俏皮，文章也不够放荡。
　　 说周作人是文章家，钟叔河先生听了一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文章是大事也是余事，关键还是文章背后的深意。但我以为，鲁迅周作人的文章比他们的思想更有意味，这意味在于文脉对一个人的滋养。以后也会有人觉得胡竹峰文章比他的思想更有意味，这意味也是文脉对一个人的滋养。已经有人这么看了，我心里觉得知己。姑且这么给自己打气吧。
　　 鲁迅的声音，铿锵断语，刀砍斧劈，有如刻在青铜鼎上的律令，以中年人的洞达，驰骋神思，摹尽东方人性之极景，使听者惊悚，让读者铭记。周作人的文章是温文尔雅，浑厚恳切，弥漫其中的人间烟火气，令听者亲切萦怀，字里行间点到为止的弦外之音常常引得读者会心沉思。从文体上说，鲁迅简练如刀，一刀见血，三拳两脚击倒对手。周作人刚柔如鞭，看起来舒徐自在，鞭力过去，如秋风扫叶。
　　 和鲁迅一样，周作人也创作了一座高峰，他的作品不要说在整个民国首屈一指，放到古今中外，也是浓浓一笔重彩，轻描淡写出中国文化的意境与情韵。虽然自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其实却是“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
　　 周作人的文章，非常老到，没有酣畅的视觉快感，却能引发内心哲思，其文字深美闳约，波澜四起，人所共知。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从容展示了一个中年男人心性之平和、安详、家常、世俗，以及有节制地谴责和愉悦地放松。尽管没有鲁迅的犀利，没有林语堂的幽默，没有废名的玄幻，没有郭沫若的喷薄。
　　 鲁迅、周作人的出现，给现代汉语一个语惊四座的开端。鲁迅使散文成为一种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他的厚重并不是一味端庄，很多时候以充满人情味的方式保持着一个智者的潇洒，尽管偶失偏颇，但不妨碍整体魅力。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文风是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大行其道的一个很好矫正，那种朴实正气，直接传承并推动了中国文学进程。
　　 不止数十次听到当代一些作家朋友说：“读来读去，只有周氏兄弟常读常新。”常读常新，正是关乎文学高下的最重要原因。去过不少当代文人学者的书房，迄今为止，还没有谁家书架会缺席他们的著作。
　　 周作人的语言汰尽青春的狂躁与不安，发乎情却止于无情，苦口婆心，颇有些“冷眼观螃蟹”的意味，不夸饰浮躁，不咄咄逼人，天然朴讷，摇曳着冲淡悠远的情致和活泼诙谐的理趣。稍后的张中行也苦口婆心，这一路文风，絮絮叨叨，很多时候是自说自话，免不了饶舌，喜欢的可以爱它从容舒缓，不喜欢的也可以厌其拖沓冗长。
　　 周作人文章有种奇怪气象，早期作品和成名后的文字，都有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淡定与从容。他的功力显然要比年轻一辈的人好，譬如俞平伯、废名他们，俞平伯又比稍后一点的张中行明显高出一筹，从周作人到俞平伯再到张中行，学识上有往下走的趋势。周作人生于一八八五年，俞平伯生于一九〇〇年，张中行生于一九〇九年，相差了几岁，情况大有不同。一方面江山代有才人出；另一方面，庾信文章老更成。
　　 读周作人的文章，感觉不到他有喷薄的才情。论才气，他还不如林语堂、郁达夫、俞平伯，甚至不如梁遇春。但周作人的文章要比他们都好，说到底还是读书多，见识弥补了才情的不足。周作人人情练达，可惜不能世事洞明。鲁迅说周作人昏，昏是对世事的糊涂，这是他后来落水的主要原因吧。
　　 周作人这个人，骨子里一介书生，要他救国，也是书生救国，投笔从戎之类的事，干不来，干得来也未必愿意干。周作人不是个优秀的国民，也不是个好儿子。鲁迅生前一直照顾着自己的母亲，自他去世后，老太太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
　　 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对生母尚且如此，对国家又能如何，后来落水实在不足为奇。
　　 说到底，这些都是性格的原因。国家，他也爱的；母亲，他也爱的；但他更爱自己。还有件事，大概也能说明周作人的性格，他家有个仆人，暗中揩油，周氏知道后，很生气，把仆人叫来，踌躇半天，说要解雇他，岂料此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周作人紧张地走过去，把人家扶起来说：“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周作人的性格，如果从书法上着手，也挺有意思。我编过一册周作人《儿童杂事诗》，录有周作人的抄本。周的墨迹闲气弥漫，含而不露，落笔很谨慎，收笔也很小心，谈不上潇洒，能见出悲悯之心，不像他哥哥。鲁迅的书法，更多是书写需要，没有法度的制约。
　　 如果书法可以发声，鲁迅的字说：怎么看是你们的事，我就这样写。周作人的字会说：慢慢欣赏啊，我写得很用心。这话有什么意思呢？我要说的是———鲁迅知道自己是大人物，提笔写字时，法在心中，怎么写都行，不太在意。周作人也知道自己是大人物，提笔写字时，担心写坏，损了名头。倘或将周作人的手稿和他专门书写的条幅立轴相比，这样的感觉越发明显。
　　 后人都说周作人学贯中西，到底还是东风压倒西风，身上有太多旧文人的世故。周作人倾慕日本文化，性格沾染有东洋人的纤弱优柔，即便骂人，也是中国旧文人样式和日本古典唯美风格的集合。
　　 一九三九年一月，周作人当上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从此，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苦雨斋中那个一脸平淡超然的知堂翁，脱去了教授的长袍，穿上狐皮裘衣。周作人落水后表现出来飞黄腾达的扬扬得意，让后来喜欢他文字的人尴尬难堪。大家不敢想象，不愿相信，那个绝妙的文人会是汉奸。有人辩护说周作人受安排，在后方潜伏。有人说他有苦衷，有人说他是违背本意的，各方人士巧立名目，为他辩护。
　　 周作人做文章成功，做人失败。前者是性情使然，后者也是性情使然。周作人的落水，成了现代文坛的大事，痛加鞭笞者有之，辩护校正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惜护者有之，鄙视者有之，有人甚至连他的文章也一概否定了。孙犁一九八二年六月给贾平凹的散文作序，借机写了这么一段话：
　　 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当然，对文学的看法，高下之分，见仁见智，一下子也很难说清楚。孙犁火气那么大，说到底还是对周作人在日伪政权任职的不屑。关于落水问题，历史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周作人自己坦诚地承认：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有人据此说，这是周作人善良的想法，为了不让沦陷区的教育落入日本人手中。木已成舟，争辩无益，这一点钟叔河先生看得清楚：人归人，文归文，认为“周作人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也”。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在报纸上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周作人自视为傅的师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让傅把自己作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气颇蛮横强硬。信中有“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大为不快，痛斥：“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周作人于是在日记里写：“见报载傅斯年的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这样的小记极有意思，能见到周作人骨子里的一些小。后来写《亦报随笔》，逮到机会就奚落痛骂傅斯年。
　　 有一次和钟叔河先生聊天，谈到《亦报随笔》，钟先生说：“那本书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好的，但不该骂傅斯年，大可不必，也实不应该。”
　　 冰心的私信纸短意长：“……关于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传闻颇多，主要不外乎鲁迅欲对信子非礼，或者是经济原因。在我看来，也有性格原因。周作人这个人表面温和，内心自负。鲁迅个性太强，在他眼里，周作人永远是小弟。周作人读书求学日本，鲁迅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东京，他们一起翻译，文章最后都由鲁迅修改一遍，再誊写清楚。回到北京，依然如此，即便周作人去教书，鲁迅也给他誊改讲义。甚至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的小说，也都是鲁迅修改后才定稿的。在家庭上，鲁迅更是全力帮助周作人。按照周作人这样的性格，长期生活在鲁迅的帮助之下，帮助也就成了束缚。兄弟失和，在所难免。
　　 鲁迅去世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没有亲赴上海，北大法学院礼堂纪念会倒是参加了。第二天，周作人讲解六朝文章，他带一本《颜氏家训》走进教室。近一个小时课程，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一响，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作人的脸色非常难看。
　　 周作人的身上是有少爷气息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可有人提起过，他不会理财，不会过日子，讲究生活品质，在困难时期，兀自念叨“南豆腐”之类的吃食。有些食品北京买不到，就让香港的学生朋友邮寄，盐煎饼、茶叶、虾、咖喱粉，还有日本小吃。这不单是饿，还有馋。翻查他那个时期的书信，关于食品的部分，实在不少。
　　 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周作人找不到方向，拉关系给毛泽东写了篇思想汇报，要求继续为人民服务。信写得挺长，但远远不如他人深刻，周作人显然还摸不清楚当时社会风向。从这一点看，恰恰说明对世事的迟钝。
　　 周作人晚年有篇文章应该引起重视。一九六二年胡适去世，他写了长文《回忆胡适之》，那时候对胡适几乎是一面倒的批判与谩骂。周作人以最高智慧，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特别说这些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隐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曲曲折折。在那个年代里，在大陆敢写纪念胡适的文章，周作人是第一人。
　　 “文革”伊始，周作人受到最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长期被罚跪，家里被洗劫一空，受批斗，甚至被人用皮带狠狠抽打。终身都在追求理性精神的周作人面对这样的疯狂，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钱理群《周作人传》有此一笔：“他只是一再地要家属设法弄安眠药来，以便尽快了结此生。”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时，周作人死了，终年八十二岁。周氏有首《八十自笑诗》，也是心境的说明，附在文末，结束这篇不算太短的文章：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老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