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记者——”
　　 每次父亲路过村口，看见一位满脸胡须，带着一顶“火车头”（雷锋帽），衣衫上满是污垢的沧桑的中年汉子站在门口，便带着嘲讽的口吻招呼着，这个汉子也不说话，憨笑着目送我们离去。
　　 我总是在这时候对父亲透着反感，父亲也在经过他身边后便凝起笑脸，母亲也不去指责父亲，只常淡淡说一句“你多那嘴干啥”。
　　 那个牛记者一年四季好像都站在门口，一年四季总带顶“火车头”，一年四季见了村里人都是憨憨地笑，也不说话，目送着大家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也很少有人和他搭讪。大家谈起他都称呼为牛记者。
　　 牛记者的家就在村口，他的家是有一小院的三间的土房，朝着路边的这堵墙裂了许多缝，通过缝隙能看见顶着这堵墙的许多大小不一的木头。这堵墙后来终是坍塌，空出的地方摆了些许荆棘。又过了几年牛记者的家实在不能住人了，牛记者的亲弟弟便在另一侧为牛记者盖了一间20平米左右的砖瓦房。
　　 每逢节日，不管是中秋还是端午，或者新年。牛记者便会戴着他的“火车头”在村子开始挨家挨户讨饭，父亲总是很反感，“关了门，别理他，这种人就该饿死。”但每次还是给了好多东西。
　　 总是每过些日子，父亲从外面回来又会气愤地说，“你说那牛记者，要那么东西，要回去不管，熟的吃食烂掉。麦子，面都能发霉倒掉，真不知道是啥人？”
　　 “这个牛记者又跑乡政府耍赖皮，要扶贫东西，听说还在县里没有拨下来，他就去县扶贫办，坐那不走了。也是扶贫办的老熟人，扶贫办就给了点东西，告诉他具体的需要到乡政府去领。这倒好，他回来后，等东西一下来，啥都拿，还说要是不给就去上访。现在政府不像前几年，都讲究以人为本，就害怕上访，现在牛记者都是乡政府，县政府重点看护对象，听说专门指定人盯着。”这是叔叔的声音。我从内屋走出来。
　　 父亲接着说，“像这种人，又不是缺胳膊少腿，也不是脑子有问题，身体好好的，就是好吃懒做。现在社会好了，就惯着这种人，同样的地，庄稼庄稼懒去种，打工自己又闲累。我那次车子上他家门口的斜坡很费劲儿，他就在旁边，看着都不帮把手。”
　　 “那叫种庄稼，几十年了都不施肥，草长得比庄稼还高，还不知道能不能收回种子，现在有了低保，那两三亩地都荒在那了。还帮你，都成神了，我有一次喊人家，就站那看着，动也不动。”叔叔给母亲递过多一把铁钳说道。
　　 “文化大革命生产队那会儿，就天天带个火车头，现在夏天都带着，也不嫌热。”父亲抬起头又应了，手里正捣鼓着有点损坏的铁锨。
　　 一片云朵悠悠地在蓝天上飘着，又隐藏到了门前一大片一大片绿树叶里。父亲和叔叔也一起走了出去。
　　 我带着疑惑和好奇去询问正在做饭的母亲。
　　 母亲看了一眼，她似乎也听到了院里的谈话，也没问什么，边做饭边告诉了我一切。
　　 牛记者，原名叫牛满堂，家中兄弟二人，牛满堂是长子，大概是五零年出生的人，比父亲年龄要大点，上学也高两级，和父亲一样在高中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被迫放弃了学业。
　　 牛满堂并没有像父亲一样的大多数人夹着尾巴做人，他带了顶“火车头”，別了红袖章，从此就成了红人。当人们热火朝天地学大寨，他拿起了笔杆子，一篇篇激昂的红色文字从他的红色的钢笔下走出来，这一篇篇激昂的红色文字也让他迅速红了起来，牛满堂从此就成了牛记者。大家在田里挥着锄头，他在背后画着肌肉，大家在河里抬着石头，他在路边喊着口号。
　　 妇联主任见了牛记者精神抖擞，举起拳头；乡长见了牛记者，临走时笑呵呵地说，牛记者您走好；县长见了牛记者，沏了杯茶，端坐着笑容满面。
　　 村里的老人见了牛记者，递上自己的旱烟袋；村里姑娘见了牛记者，低着头躲着走过。
　　 父亲因为嘀咕一句，字写得那么好，文章写得那么好，就不能道点苦酸。他差点被关了起来，终因牛记者念及乡情，收了爷爷的笑脸，手下留了情。
　　 正当牛记者红火的时候，牛记者的父母相继去世，牛记者办得风风光光，村里乡里能出动的都出动。弟弟成年分家时，牛记者也是长兄如父，四间房子一个小院，给弟弟在院外房侧面开了个门，分给一间。
　　 天下起了小雨，打湿了地面上浮动的尘土，这是那年春季的一天，牛记者也像往常一样风风火火，戴着“火车头”，插着钢笔，别着红袖章，走进乡政府，他却明显感觉到了变化。
　　 乡长对他也没露出笑脸，淡淡地问了一句，“你来了”。还没等他坐下来，乡长接着说，“牛满堂”他听着有点不舒服。看到他不悦的表情，乡长也没停下来，或许乡长根本就没抬头，继续说，“正好要找你，中央有文件了，也下了通知，我们组织开了会，以后不准写大字报，红袖章也不能戴了。你们报社肯定会给你专门通知学习的。行了，也没啥事，我还要组织去学习新的文件，你就先回去吧。”
　　 这时候外边的雨有点大了，浮动的尘土要么紧粘在地面，要么被冲的一道一道。牛记者心中十分不悦，他看了看县长门后的黑色雨伞，又看看了红袖章，笔直地站起来，理了一下“火车头”，转过身，直挺着有节奏地走出了门。
　　 这春天的鸟儿真是讨厌，整天就只会为了找点吃的唧唧喳喳，牛记者走在回家的半路上铁青着脸心里抱怨。
　　 走了一半路程，牛记者停了一下，转身又快步折返到乡上，搭了辆车到了县里。县长没见着，报社他也受到了同乡类似的待遇，更让他气愤的是他新写的稿件，社长看了一眼说，“以后写点实际的，最近不要写啥稿子，先在家里呆几天，等通知。”然后就戳到他面前。
　　 牛记者一路上看什么都不顺眼，回到家中倒头就睡，却始终睡不着。
　　 那激昂的岁月好像也隐在了窗外的夜色里，被时间拉上了窗帘。当村民只能流汗挣工分，换粮票布票，他可是握着红色的笔杆子。他忙活写一篇文章，就顶上村民十天的劳动。想了想牛记者浅笑着入了梦乡。
　　 又过了些日子，牛记者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大家竟然敢公然分集体的财产，还开始了丈量均分土地。牛记者坐不住了，他义正言辞地去劝阻，村长开始还笑着解释，后来干脆没一人搭理他。牛记者想去乡上质问，他想去县里询问，他想去报社呼吁，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脚步没听指挥，径直带他回了家。
　　 合衣躺在床上，一缕刺目的阳光刺在树叶上，泛着嘲笑。牛记者红色的笔杆在心里燃烧，红色笔尖将红色的文字点燃。
　　 他连写了几篇大字报，顿时牛记者心中燃烧着激昂。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在深夜，去干这样光荣捍卫集体的事。第二天，人们发现大字报贴满了乡政府的院墙。
　　 中午，蝉的肚子鼓囔囔地贴在树干上，这堵住了嘴的生灵，内心的声音却比所有人都激昂。牛记者把红袖章从枕头地下翻出来拿在手里，这些人啊，都自个为了自个在田地里拼命地刨着，这不是公然助长资本主义？想到这里他又拿起了火车头，拍了拍又放回枕头边。一阵脚步让门口树上的蝉警觉了起来，不再叫嚣。牛记者似乎不自觉地有些紧张，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吓了他一跳。
　　 牛记者下了床，在床沿上坐着停了片刻，双手拿起“火车头”，戴在头上，理了理。
　　 “谁啊？”牛记者来到院子。
　　 “我们找一下牛满堂。”门外应了一声。
　　 这个许久没听到的名字，似乎并不属于自己，他不由得愣了一下，停了一下，理了一下“火车头”，打开了门。
　　 “我们是公安局的，关于乡政府大字报的事，笔迹对照你有嫌疑，到局里配合调查一下。”牛记者呆住了，木然地被带上手铐。在手铐刺眼的光亮里闪过了高挑的帽子，胸前挂着的大牌子，牛棚，他被两个人拧着胳膊，台下全是人们激昂的批斗声……
　　 几天后牛记者回来了，几天后牛记者在家门口亮了像，几月后牛记者再也没去过报社，几月后牛记者胸前的钢笔不见了，几月后牛记者也刨着自家的田……
　　 牛记者到了35岁的时候，终于有姑娘肯嫁给他了，也没找媒人，也没办婚礼，白白胖胖的姑娘总是撒着鞋子，不论见了谁都嘿嘿地笑，从来都不说话……
　　 又过了两年牛记者开始要饭了，出门时忘记了理理自己的“火车头”，衣服也开始脏起来了……
　　 听人说，同村死了婆娘的男人，经常晚上出入他的家……
　　 听人说，其实他看见过，可是惹不起，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43岁的时候牛记者有了个男娃，男娃被丈母娘接走，养到4岁时，被牛记者强行带回家。这时候我离开村子。
　　 去年，听母亲说，这男娃小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家跟着牛记者闲转悠；偷人家摩托车被发现毒打了一顿后，便随了自己的舅舅一起去外地打工……
　　 “牛记者——”
　　 一位老人转过身来，笑呵呵地望着我，身旁的年老的妇人撒着鞋子，傻笑着，懵懂的男娃低垂着头，探出幽深的眸子……
　　 算来牛记者快7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