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来，衣服越穿越少，头发越剪越短，却只能在屋内感受这样的改变带来的凉爽，还是不敢暴露在阳光下，因为对紫外线过敏，只是让太阳光亲近一会儿，皮肤上就奇痒无比，还会起一些如小米粒一样的细密的小疙瘩。每当这时，浑身都跟着痒起来，就连发根也痒得难受。那感觉，就跟小时候身上、头发里生满了虱子一样。
　　 很小的时候（或者说，从有记忆时起），对虱子的概念，不是来自身上的痒，而是来自奶奶。在一个阳光极好的日子，奶奶忙完家里的活，叮嘱我在炕梢好好玩，离她远点，就插上门，脱了外衣，在地上抖了又抖，放在炕沿上，然后脱下贴身的内衣，轻轻地放在碰不到外衣的地方，再披上外衣，坐在炕头，拿起内衣仔细地翻找起来，那专注劲儿，似乎要看穿衣服的布料。
　　 小小的我，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奶奶，连眼睛都不肯多眨一下，生怕漏掉奶奶手上的任何一个动作。
　　 只见奶奶先是把衣服的正面仔细看过，似乎没有什么发现。然后把衣服轻轻地翻过来，再仔细地看一遍，边看，边把发现的“活物”用拇指和食指尖小心地掐下来，放在炕席上，顺势用拇指甲一按一拧，随着一声“啪”地脆响，炕席上，出现了飞溅状的稀少的血迹和那个“活物”扁扁的空壳。有时，这“活物”的生命力极强，还会扁扁地贴着炕席爬，而且动作极快，奶奶就会更快更坚决地再用那只最有力的拇指甲连按几下，直到那“活物”“粉身碎骨”，真正变成“死尸”为止。
　　 看完大面儿，奶奶就沿着衣服的缝一点一点地细看，把每一寸衣服缝都翻起来看了又看，发现“活物”，就重复着拇指甲强有力的按压。有时，来不及把那“活物”掐到炕席上，就在衣服上，用两个拇指甲对按着，随着那声或大或小的清脆的“啪”，奶奶的指甲上，就会多一点点血污。每次，当奶奶完成了这项看似有些神圣又有些艰巨的任务后，都会露出很满意又夹带着些许的神圣或者是虔诚的表情。
　　 渐渐地，随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我知道了那被奶奶既恨又爱的“活物”叫虱子，也开始慢慢学着奶奶的样子，拿着自己的小衣服左翻右翻地，很认真的样子，却找不到一个“活物”，每当这时，我就会撅起小嘴，很生气地说：为什么我抓不到虱子呢？奶奶就会笑着摸一摸我的头：咱小丫蛋儿再长大点，就能自己抓虱子了，等你变成大姑娘，身上就不再生虱子了。奶奶边说，边脱下我的衣服，帮我翻看，一旦发现那“活物”，就会掐起来，放在我的手心里。见那“活物”在手心里或是“装死”或是尝试着向外爬的顽皮的样子，我突然喜欢上这个“活物”了，更喜欢上了那“啪”的脆响。
　　 等我真的长大一些了，学着奶奶的样子，寻找“活物”，用指甲按死“活物”，听着那“啪”“啪”的脆响，就是我体验到的最初的成就感。
　　 渐渐地，熟悉了“活物”有不同的长相，还有不同的状态。大的、小的；黑的、灰的、白的，小小的头下，是细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的几对爪子，后面是跟头部极不成比例的“硕大”的身子，那身子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嘴里被称为“虱子的肚子”；还有一种白色的、亮晶晶的比小米粒还小的椭圆型的，一头有着细尖儿的叫“虮子”，用两个大拇指甲一按，也能发出“啪”的脆响。
　　 有一天，几个孩子聚一起玩抓虱子的游戏，比谁抓到的多，看谁抓到的大。正当大家都非常专注地寻找着各自衣服上的虱子时，不记得是哪个孩子突然欢呼起来：看哪，我抓到了一个“大猪”。只见那孩子的手心里放着一只颜色很深，近乎全黑的比常见的要大上几倍的虱子，肚子涨鼓鼓的，像是要把肚子撑破了一样……看那个孩子满脸的得意，我们这些小看客们，也个个是心服口服的羡慕，都暗自加劲，也一定要找到一只“大猪”不可。
　　 自此，在那些物质极其匮乏、卫生条件极差的时光里，寻找“大猪”就成了我们童年快乐源泉的一个支流。而每当孩子们为谁的“大猪”更大而争论不休时，大人们就会用一句极威严地断喝“快（把虱子）掐死了”了事，最后，也没人知道是谁的“大猪”最大，只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最大的“大猪”的主人。
　　 当我长到该上学的年龄，奶奶说：丫蛋儿啊，奶奶帮你把虱子抓干净了，弄盆水好好洗洗身子洗洗头发，换身新衣服，上学了，就不再生虱子！
　　 虽然，上学后，不再注意自己的衣服上是否还有虱子，只是有两件事记得非常清楚。
　　 第一件，在班级里，有时，同学们互相比着挠头皮，看谁挠下来的头皮屑多。比赛前，通常先在书桌上放一本书或一个本子接着。看着那或多或少如雪花一样飘落下来的头皮屑，一阵阵欢笑充盈着教室，偶尔，随着那雪花一同飘落的还会有一只两只的“活物”，在那片白花花的头皮屑中，是那么的扎眼。那“活物”的主人就会红着脸，一把把接着那些头皮屑（当然，重点是那“活物”）的书或是本子掀起，往地上一抖，再用脚使劲地抿一抿，嘴里还咕哝着：“没意思，不玩了，不玩了……”
　　 放学后，无论是那“活物”的主人还是看到那意外出现在头皮屑里的“活物”的人，都会回家拿起蓖子，细细地蓖着头发，甚至仔细地翻看自己身上的所有衣物，都想极力确定自己身上，不再有“活物”，因为谁都不愿意再当上学前一直引以为骄的“养猪的人”了。
　　 第二件，我慢慢发现，奶奶捉虱子的时候，不再是翻看，而是改成了“摸”和咬。只见奶奶沿着衣服缝细细地摸，偶有收获时，就低下头，沿着衣缝用牙试探性地咬着，直到听见那声“啪”的脆响，奶奶就会满意地自语道：“还能生虱子……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的……”我却总觉得那是奶奶仅剩下的几颗牙齿相碰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我听到妈妈跟婶婶说：“咱妈真的老了，也糊涂了，我新给她买的那件的确良衬衫，只穿过两次，她就用开水烫，说是有虱子，看不见抓，烫烫虱子就都死了。结果，好好的一件衣服，烫抽抽儿（的确良面料最怕高温，“抽抽儿”是北方方言，意思是烫皱了，严重变形，缩到了一起。）了，没法穿了。”
　　 其实，那时，家里各方面条件都好起来了，尤其是卫生条件，虱子，已经远离了这个家。奶奶总以为自己身上有虱子，是想证明自己“还死不了”，是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强烈的留恋……
　　 我最后一次看到别人身上的虱子，是上高中的时候，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前面的同学的后背上，赫然地有一只“大猪”在被阳光晒得热乎乎的衣服上迅速地向上爬。我本能地伸手去抓那“大猪”，就在手将触及时，突然意识到这样做，前面的同学将多难为情啊，还是假装没看见吧。这样想着，手就从半空中又落了下来。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想起那一幕，就觉得那“大猪”是爬在自己的后背上，浑身都痒痒的。
　　 我最后一次与“大猪”的亲密接触，是刚上大学的那年寒假。刚回到家里的我，兴奋地跑到大哥家看可爱的小侄女苗苗，见炉子上的水开了，大嫂非常体贴地说：“坐车坐得埋汰，洗洗头发吧，轻松一下。来，用苗苗的这条毛巾吧，新的。”
　　 当我回到家，跟妈妈讲着学校里的趣事时，两位嫂子一起来了。一进门，二嫂就笑着说：“我来看看咱家的大学生，听说你改‘养猪’了？”
　　 我一头雾水，楞楞地看着二嫂：“谁说的？”
　　 两位嫂子相视一笑，好奇地问我：“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头不痒吗？”
　　 我抓了抓刚洗过、很柔顺的头发：“没有啊！”
　　 两位嫂子一边把我按在炕沿上，一边说：“这人啊，头上生了多少虱子啊，弄得苗苗的毛巾上都挂满了，还说不痒。”
　　 就这样，我被两位嫂子“收拾”了大半天，先是一左一右细细地翻看着头发，一个一个地把虱子按死，再撸下来，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把已经在头发上“编小辫儿”的虮子撸干净。弄得我整个头皮都生痛，我也不敢出声，怕又引出嫂子们夸赞我是“养大猪的”。妈妈却一直在为我找理由：可能是换水土的缘故，也可能是她回来前，在学校附近的小卫生所里打点滴时弄上的……
　　 至此，就再也无缘见到给过我许多儿时快乐的“大猪”了。直到我的儿子上学了，有一天，儿子一本正经地问我：“妈妈，什么是虱子啊？”我张了张嘴，才发现，我从记事起就认识的“大猪”，我却无法描述给儿子。
　　 但我始终记得奶奶曾经最爱说的一段话：“人哪，无论寿命长短，都得生够一葫芦瓢的虱子才行呢！有的早生，有的晚生，……身上有虱子的人，是死不了的——因为人快要死的时候，虱子就都飞走了……”
　　 哦，曾经的时光里，还有多少这样被世代传颂的“老生常谈”的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湮没得无影无踪了呢？又有多少只能留存在记忆里，却再也无法“昔日重现”的童年的快乐呢？
　　 写到这里，浑身奇痒，像是生了虱子的感觉更加真切！这样的比喻，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肯定无法想象。如果反过来说：身上生了虱子，就像紫外线过敏那样痒，似乎更能让人理解。（2014.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