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儿和大粉粉毫无关联，把他们俩放到一起说事儿是因为他们分别跟我发生过一些关系，要是没有什么契机触动的话，他们也早被我遗忘干净了。是在整理2013年日记的时候，把这两个人翻出来了，于是就牵扯出了我自己生命里有过的那么一点点印记。
　　 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荞沟岘逢集，父亲念叨着说要去转一转，母亲让买几斤辣椒、西红柿回来，其他的菜自家地里种的吃不完。我老早就想着这次回娘家要尽可能多走动走动，平时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出门，今天正好同着父亲一起去转一转，去感受一下另一种的生活。
　　 上午七点半，喝完早茶，女儿还没睡醒，我就和父亲一起出发了。父亲用一只红布袋子提了两瓶亲戚们拿来放着没吃的桔子罐头，说是要顺路去庙儿岔看望他的生病卧床的大妗子，我应该叫舅奶奶的。从家里走到荞沟岘，走的是这么一条路：第一道上山的陡坡正是我前日牵着女儿的手去看过堡子下来的那条山路，已经熟悉了的一溜溜庄稼地，脚下的深沟杂草，以及丢弃在路旁的一两只废弃塑料袋，都还原样未变，翻过堡子山，弯弯绕绕下到沟底，经过庙儿东坡庄口的一些人家，陌生的地界，每家的房子跟我们村一样都是一坡水的土木结构，不同的是沟边上还完好无损地立着一个堡子，父亲说：“那堡子的风水好，土匪打过好几次都没打进去，前几年有一位风水先生走艺经过庙儿岔，看了那堡子的位置，不信服土匪攻不下它，跑到家里取来针盘详细看了一遍，这才佩服地说难怪土匪攻不下它。”
　　 过了河沟，又上陡坡，走到半山腰，就到了大舅奶奶的家。父亲以前去过，熟门熟路，大门敞开着，一脚踏进去，一股穷土气迎面扑来，从屋里跑出来两三个年龄层次不等的小孩，最小的一个脑袋上跳动着两只大豆一般的小抓髻，那个大一些的女孩，我一眼看上去就像圈儿——大舅奶奶的儿子，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还坐邻桌——，我问那小女孩：“你们家几个孩子？”“六个”她回答。听见说话声，一个拄着拐棍儿，腰弓到几乎像是趴在地上的老婆婆从一间看上去像厨房的土屋子里艰难地迈出了一双小脚。一看她的脸，还不算太老，表情慈祥，眉宇间看得出一点圈儿的引子，父亲喊着大妗子问长问短，我赶一步上前搀扶着舅奶奶进了上房，让她坐到炕边上，父亲坐在了桌子边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我从门边一张圆桌下拉出一只小方凳坐下来。那个大点的女孩一遍遍跑进来问：“奶，调不调？”，舅奶奶对那女孩说：“调上，热了就舀到碗里给喂着吃”，转过头解释说：“我刚在厨房给顶小的这个热一点剩搅团要喂他。”那个小男孩见来了生人，吓得在院子里哇哇大哭。
　　 舅奶奶开始述说她的病和破败的家事，圈儿媳妇连着养了六个女孩，一个前年得病糟蹋了，一直生到第七个才是个男娃，做了结扎手术。圈儿在内蒙古砖瓦厂打工，前几天她差点就咽气了，圈儿打电话问说，要不要他回来，这两天她又活过来了，不让圈儿回来，怕领不上挣的几个钱。圈儿媳妇早晨跟十六岁了的大女儿铡草，差一点铡断手指，铡得骨头白擦擦的，还正是握刃子的右手。舅奶奶也想招待一下我们，喊那个大些的女孩说：“望弟，揩干净上一个碟子端些馍馍来！”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馍馍是黑面的”我和父亲赶紧阻挡她别麻烦了，说我们刚刚吃过喝过，要到荞沟岘赶集买点东西去，说着就站起来告辞。我第一次见这么一家亲戚，不好空着手出来，掏出十块钱塞到舅奶奶手里。
　　 往荞沟岘走的路上，我和父亲慨叹着这家人的穷困潦倒祸不单行。圈儿，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表叔或表舅，但我们是同学，我一直直呼其名。初中上学时，他的座位一直在我身后，手背上有几处大大的白坨子，大概小时候被烫伤过，他长得很漂亮，笑嘻嘻地看上去非常可爱，跟我同岁，上课不专心听讲时，就把我的长辫子拴在他的桌角上闹着玩，初中毕业我上了高中，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他把日子过到了这般可怜可悲的境地。父亲说他见过圈儿，一脸的胡子，看上去像个五十岁的人。
　　 走到荞沟岘的街道上，感觉我以前好像去过那地方一次，但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跟谁一起去的。大忙的麦收季节，集市上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卖者比买者多，一进街口，摆了两三个卖菜的摊子，也就辣椒，茄子，西红柿，包心菜，洋葱几种，再往前走，有一个卖旧衣服的摊子，还有一两个摆了农具卖的。街两旁的店铺门都大张着迎客，多半却只有店主神情落寞地伸着脖子张望。走出那窄短的一条街，拐弯下坡处有一位提着只母鸡卖的妇人，父亲注视了一眼，说鸡很肥，妇人要二十元，一个戴白帽子的老回回给十二元，妇人不卖。父亲问了妇人一句，妇人说：“刚才有人给十八，我不卖”。父亲转过来对我说：“鸡太肥了不香”，之所以问鸡的价钱，这是因为前几天我给了母亲五十元，让她买针头线脑给我女儿做布鞋，给了父亲一百元，让他买两只大公鸡吃肉，近几年，家里用的钱，弟弟总是给得没让父亲手紧过，他常说：“这几年我身上大钱没有，十十子钱没缺过”。实际上他还常常成百成百地借给几个叔叔，大多都是弟弟给的，我只在父亲或是母亲来到我门上的时候，给做套衣服或买双鞋，给钱一般就是五十块零花钱。自从弟弟毕业工作，我就把顾家的责任卸给他了。鸡没买成，父亲又带路我们拐弯上坡，上了几步，发现什么都没有，又折回，碰上一位看上去像退休干部的男人，跟父亲握手问好，还盯着我问这是谁，父亲说：“这是我大女儿”，那人说：“就是到我家去过的那个？”我这才明白，他就是令进功的父亲。二十四年前，我确实去过他家，是半夜里。令进功是我的高中同学，那应该是一九七九年的初冬，我们都还是高一，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后，令进功来到我们女生宿舍门口找我，我出去问什么事，他嗫嚅地说：“我有个亲戚来了，没地方住，让她跟你挤着睡一晚行不？”我痛快答应了。一会儿他领来一个个头很高，长得大眼睛亮皮肤，很漂亮的姑娘交给我就走了。挤在一个被窝里的时候，那个大姑娘说她是令进功的媳妇，很小的时候大人包办的，她经常去令进功家，听口气她对令进功非常满意，说因为个子高，村里人都在她的名字粉粉前面加了个大字叫她大粉粉。
　　 第二天晚上大粉粉自己跑来跟我睡，给我讲她白天在街上闲逛都看了什么什么，连着住了好几个晚上，她还不走，令进功也没再跟我说什么，我张不开口赶她走，心里独自斗争一番之后提出说：“我们俩一起回家吧”，心里希望她能明白我的意思，自己回去，我还要读书。但她说好吧，我没有退路了，只好决定跟着她回家。我们俩身上都没钱，买不起车票，大粉粉说她敢挡车。
　　 我向班主任请了个假，跟着大粉粉走出校门，沿着通往党岘的那条公路步行，身后一有车鸣声响起，大粉粉立马站住举起手挡，我羞涩地缩在一边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结果，好多时候都白挡，司机根本不搭理大粉粉举起的手，也有两三次，被挡的车停在我们身边了，多半是拖拉机之类，只捎我们短短一截路，人家就到目的地，我们只能下车继续走。我们俩就那样乘一段车步行一段，到党岘时，街上人家已经亮起了灯，做水平地的人扛着铁锨一拨一拨收工回家。从党岘拐弯向着我们家的方向走，就是窄窄的土路，摸着黑走小路，从党岘到令进功家所在的杨湾村，还有十来里路，要到我的家或大粉粉的家都还要再多走十几里，我们俩只能往离得最近的令进功家里走，走到杨湾山上，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哭声从山下村子里传上来，我的心即刻紧缩成一小团，头皮发麻，觉得今晚肯定活不成了，要是有狼来或者碰上鬼可怎么办？身边的大粉粉没有表现出一点害怕的样子，她朝着她未来婆婆的家大步向前，我只好磕磕绊绊小跑着紧紧跟随，终于到了，大门开着，大粉粉直奔厨房，昏黄的油灯下，最先欢迎我们的是半锅还冒着热气的懒疙瘩。“干啥着呢？”大粉粉大声叫了一声，她有意想吓那家人一大跳。接下来令进功的爸妈就热情招待我们，有饭吃，有炕睡。第二天我安全地回到了自己家。
　　 万没料到令进功的父亲隔了二十几年还能记得那晚上我到他家投宿的事情。大粉粉后来并没当成令家的儿媳妇，这事我约略听说过。令进功学习很好，高中毕业考上了兰州医学院，抛弃了大粉粉。令老伯说，令进功原来分配在嘉峪关的一家医院眼科上班，因为院方不重用，工资不理想，就退出来自己开了个诊疗所，令进功现在的妻子也是医生，已经退休了，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属蛇，正上初中。令老伯说他刚从嘉峪关回来，他们老俩口也不种地了，只是过不惯那里的生活，才坚持着回到乡下度晚年，他们的三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兰州一个，嘉峪关两个。令进功上高中那时候，个子高高的，有点驼背，人非常老实，也是个穷孩子。他是眼科医生的事，到昨天我才知道。我们做同学已经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几乎只是眨眼间，我已经有了怀旧的资格了。
　　 圈儿，令进功，大粉粉，这一些人，没人提，我就不会想起来，今天去了圈儿的家，还碰上了令进功的父亲，就牵出了那么一些久远的故事。“大粉粉现在怎么样，您知道吗？”我问令老伯。“她嫁到了离我们不太远的一个庄子，很厉害，闹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后来好像搬到靖远还是什么地方去生活了。”令老伯说。
　　 距离我写这篇日记的时间，又过去了十二年多，算来圈儿那个脑袋上跳动着小抓髻的病弱可怜的儿子也长到十四岁了，他应该在党岘或杨集读初中，圈儿的六个女儿，至少嫁出去两三个了，这些年，乡下女孩们的彩礼钱跟着物价甚至超过了物价的上涨速度，听说一般都在六到十万之间，圈儿光靠女儿们的彩礼钱，也肯定过上了好日子。大粉粉呢，想必也是儿孙满堂，幸福地当着奶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