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1日，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她爱的是一个不回家的人。38年来，我一直奔波在关外边疆，很少回家，陪伴她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一年。我是一个不孝之子，我愧对母亲的爱。
　　 母亲走得很匆忙，仅仅10分钟就停止了呼吸。母亲走得很平静，没有痛苦，一脸安详。唯一遗憾的是，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日夜牵挂的四个子女，都不在她的身边。
　　 母亲许聪明，1940年生人，是个地道的农民。她聪慧实在，知书达礼，善良，勤劳，谦和，宁愿自己受伤，也不会伤损别人。她随口说出的一些话，常常令我这个所谓的业余作家汗颜，震憾。她说，学会“吃苦”和“吃亏”，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能吃苦，才能干成事；肯吃亏，才能朋友多，路也越走越宽。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众人乃圣人”。她说，这话有三层意思：众人说你是圣人，你才是圣人；众人里有能人，有圣人；只有虚心向众人学习，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这种话富有哲理的母亲说过很多，最后这句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
　　 母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但这本书，现在已经永远地合上了。而母亲的话却铭刻在心。我把“众人乃圣人”作为家训，用白字写在六尺黑纱上，悬挂在母亲灵前，算是对母亲最好的祭奠。
　　 21日那天，我在葫芦岛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早晨9点29分，远在几千里外的弟媳芸芳突然打来电话，哽咽着说，哥，你快回来，妈不行了。我脑袋“嗡”的一声，忙问：“妈咋啦？”那边没有回答。后来我才知道，弟媳当时已经瘫软在地，说不出话来。一分钟后，在医院工作的表妹亲珠打来电话哭着说：“哥，姨正在抢救，你赶紧回来！”仅仅过了十分钟后，堂妹敏玲打来电话说，母亲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我匆忙请假往家赶，下了火车上飞机，一路上满脑子都是母亲。在部队，我很少向战友说起家事。但是昨天，我突然说起了母亲。我在一个中队看望即将退伍的老兵，座谈时，一个战士说，从前他很叛逆，常常与父母作对，甚至怨恨父母。当了两年兵后，他理解了父母，学会了感恩。他说他回家后，一定要好好孝敬父母。那战士流泪了，在场的许多战士都落泪了。我第一次向战士们谈起病中的母亲，我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进孝要趁早，好在你们马上就要回到父母身边了，要好好干出一番事业，活出个人样来，就是最好的尽孝。说起母亲，我几乎落泪，但我强忍住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战士们面前落泪。我睡眠一向很好，头挨枕头几分钟就睡着了。可是那天夜里，我突然失眠了，满脑子都是母亲。难道我已经感应到了母亲的召唤？
　　 我出生不久，患了一场大病，骨瘦如柴，脑袋耷拉在胸前，别人都不敢抱我。村里人对母亲说，这娃儿肯定活不成了，干脆扔到城壕去算了。母亲坚信我能活过来。她和父亲抱着我，往返几十里给我看病。几个月后，我奇迹般的活了过来。母亲高兴地对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娃将来肯定会有出息。
　　 母亲是个裁缝。我记忆最深的是，上小学时母亲白天下地干活，夜里赶制衣裳，一件上衣挣5毛钱，一条裤子挣3毛钱。就是这几毛钱的累积，让我们这个穷家度过了最苦难的日子。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很少睡觉。我们做完作业睡觉的时候，她坐在缝纫机前，等我们早上起来上学时，她还坐在那里“铮铮铮”地缝制衣裳。尤其是冬天，屋里的土炕很热乎，但脚地却很冰冷。我们睡在热炕上，母亲却坐在寒冷的脚地整夜赶制衣裳。寒风从门槛地下钻进来，冻得母亲直打哆嗦，但她仍然不停地劳作。母亲因此患上了风湿病，我怀疑她的帕金森综合症，也与年轻时的日夜劳作有关。我记得一天夜里，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听到母亲一声惨叫。我们爬起来围住母亲，只见她的手指鲜血淋漓。原来她因为太困了，一丢旽，缝纫机的针穿过了她的手指。每遇庙会，母亲都会当街为人裁剪衣裳。遇到穷人，她便不收人家的钱。对于村里困难人家，她也常常免费为他们缝制衣裳。即使村里不太困难的人家，人家不主动给钱，母亲也不会主动去要。
　　 母亲常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人，更不要欺负穷人。穷人也是人，穷人也有自尊，穷人里也有能人。母亲说，你好不好，不要自己说，要让众人去评说，众人说你好，才是真正的好，众人口里出圣人。母亲不爱说话，总是耐心听别人在说。母亲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你耐心听别人说，就会学到许多东西。这个人身上学一点，那个人身上学一点，天长日久，你的长处就多了，本事就大了。母亲一生勤劳善良，做事低调，甘愿吃亏，所以她在村里人缘极好。
　　 2004年春节，我有25天假期，想回去看望母亲，但为了写一个长篇，我放弃了回家。因为是业余写作，我只有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完成酝酿已久的作品。我关掉手机，把自己关在北京的家里，22天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一口气完成了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我计划等儿子放暑假一起回老家看望父母，可是暑期未到，我又接到去西藏的任务。这是我第38次进藏。我当兵之初，就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唐古拉山下修筑青藏公路。我在青海呆过7年，成都呆过11年，北京呆过8年，这期间我不断进藏。后来我又在新疆呆过6年，现在又来到了东北辽宁。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这关中人始终在关外。
　　 在西藏，我亲眼看到一同入伍的战友倒在血泊中，亲眼看到战友被泥石流卷走，亲眼看到塌方和雪崩夺去了年轻战友的生命。我活了下来，而他们却永远地长眠在了冰山雪谷。在西藏，我懂得了生的艰难和死的容易。我想把战友的故事写出来，告诉雪域之外的人们，这是我这些年坚持业余写作的唯一理由和动力。那次进藏，我用了整整38天，穿越了阿里无人区和川藏线。还没有走出西藏，我就病了，回到北京咳嗽了两个月也不见好。但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有的战友就是仅仅因为一次感冒引起的肺水肿，而牺牲在了西藏。母亲从妻子的口中得知我病了，与父亲跑来北京看我。但我却没有时间陪他们。我白天坚持上班，晚上留在办公室写作。我答应过我西藏那些即将退伍的战士，要在他们退伍之前，让他们看到写有他们故事的书，我给这本书定名为《用胸膛行走西藏》。
　　 在通往西藏的路上，我经常会看到磕长头朝圣的信徒，他们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我也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不同的是，信徒们朝圣的是圣灵，而我朝圣的是战友们平凡而伟大的灵魂。那段日子，由于重病在身，我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出现了严重的腰肌劳损。有时想从桌边站起来都很困难，好几次都是儿子搀扶我起来，扶我回家。父母看见我这样，十分心疼。母亲流着泪说：“儿子，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苦，你干好工作就行了，干嘛要加班写作？”我给母亲讲了几十次进藏的经历，讲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说：“我不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我的良心会不得安宁。”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她让我趴在床上，然后和父亲跪在我的两边，给我的腰部抹药。父母来看我，我没陪他们逛过一次街，却让年迈的他们反过来照顾我。我趴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涌了出来。我感觉脊背上落下一滴一滴滚烫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母亲的泪。因为父亲很坚强，很少落泪。那年西藏士兵退伍前，我的书刚好出版，我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把新书赠送给了那些退伍兵。后来，这本书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母亲在电视上看见颁奖晚会上的我，流着泪对父亲说：“娃的这个奖不是用苦换来的，而是用命换来的。”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作为军人，我不得不远行。当兵在外，四海为家。可是不管我走多远，都走不出母亲的视线与牵挂。父亲说，母亲不喜欢看电视，但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她每天必看。我在哪里，她就看哪里的天气预报。她对父亲说，娃命咋这么苦，净在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工作。我们的生日，包括我们孩子的生日，母亲都记得很清楚，到了那一天，她肯定会让父亲打来电话，祝福我们。可是父母的生日，要不是细心的妹妹艳玲提醒，我常常会忘记。《论语》讲：“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连父母的生日都会常常忘记，何谈孝道？
　　 8年前的春节，母亲突然病重。原本说好要回家过年，可是由于工作原因，我们临时取消了计划。可怜的母亲拖着病体，为我们拆洗被褥，蒸好几大锅白馍，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我们。我们突然不回去了，母亲的希望破灭了，病情突然加重了。母亲神志不清，狂躁不安，夜里坐在床上反反复复穿衣服，穿了脱，脱了穿，谁劝也没用。弟弟打电话给我，我放下手头工作，匆忙赶回老家。母亲已经糊涂了，认不出我了。夜里，我坐在母亲身后，抱着她，抓住她的双手。母亲折腾累了，慢慢地在我怀里睡着了。睡着了的母亲很乖，像个婴儿。我抱着母亲，默默垂泪，直到天明。大年初三，我带母亲去西安唐都医院检查治疗。几天后，母亲的病情好转。医生说，这种病不会危及生命，但不能让病人受刺激。母亲的意识部分恢复后，她认出了我。母亲只让我陪她，别人一靠近，她就又踢又喊。那个春节，我一直陪伴着母亲，须臾不离。晚上我陪母亲睡在楼上，伺候她喝水吃药，上厕所。听见母亲均匀的呼吸，我感到既亲切又陌生。离家这些年，我还是头一次如此亲近母亲。白天，我陪母亲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好像要把这些积攒的话全说给我听。这时我才发现，母亲的内心如此丰富，如此孤独。
　　 母亲一生住过三次医院，一次是因胆结石，一次是因阑尾炎，最后一次是因帕金森。母亲得胆结石时，我才13岁。父亲陪母亲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我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我学着蒸馍，由于不知道何时会熟，过一会儿就掀开笼屉看看，结果蒸出的馍半生不熟，一按一个坑。我学习擀面条，为了把白面留给生病的母亲，我把黑面和红苕面和在一起，擀出的面条又厚又硬，我们姊妹四人吃下去，一连拉了好几天肚子。母亲住院回来，看见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再看看留给她的满满一缸白面，抱着我们哭了。
　　 在葫芦岛开往北京的动车上，想起这些往事，我潸然泪下。我怕人看见，急忙用手捂住脸，但泪水仍然固执地从指缝间涌出。我跑到车厢的连接处，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然后给弟弟妹妹打电话，安排母亲的后事。在飞机上，我几次落泪，只好把头扭向窗外。万米高空中白云翻滚飞逝。如果母亲的灵魂已经升天，她会看见儿子的泪水吗？在西安机场，我与从成都赶回来的妹妹会合。妹妹见我，只叫了一声“哥”，便啼哭起来。晚上9点多，我们赶到农村老家，村里帮忙的人挤了一屋子。这时已经离母亲去世整整12个小时了。奇怪的是，看见躺在灵床上的母亲，我没有流泪，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回来奔丧的。这时的我，智商为零。母亲双目紧闭，嘴巴微张，如同平时睡着了一样，看上去是那样安详。我呼喊母亲，她一动不动。她好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很累很累，即使打雷也不会醒来。我抚摸她骨瘦如柴的手，尽管冰凉，但并没有僵硬；我抚摸她苍白消瘦的脸，除了冰凉，跟以前没有两样。我不相信她已经走了，我总幻想她会突然睁开眼睛，像从前一样对我说，益民，你回来啦，想吃啥，妈给你做。我一声一声呼唤母亲。我把手放在她的鼻孔上，那里没有一点气息。这时我才从懵懂中清醒过来，知道母亲真的走了，我的泪水奔涌而出。村里人怕我的泪水掉在母亲的身上不吉利，把我抱离灵床。我跪倒在母亲灵前，开始号啕大哭。
　　 等我哭累了，这才想起父亲。如此大的打击，80岁的他能承受得住吗？这些年，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须臾不离。母亲患帕金森综合症8年，一直由父亲照顾伺候。他伺候母亲穿衣、吃饭、喝药、洗澡、上厕所。他们开始住在乡下，直到一次事故后，才搬到县城弟弟家。那年冬天，父母两人煤气中毒，父亲努力爬到门口，将门推开一条缝，才逃过了一劫。后来，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喝水吃饭都得父亲哄劝，甚至需要一勺一勺喂她。母亲便秘，十天半月不大便。每次大便前，父亲都让她喝蜂蜜水，或者用“开塞露”。有时实在大便艰难，父亲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帮母亲抠出来。父亲说，抠出来的东西很坚硬，像黑石子。最麻烦的是吃药，因为一天三顿的药不一样。父亲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担心给母亲吃错药。每次买回药后，父亲趁母亲睡着了，在桌子上摆开许多小纸片，将早中晚的药归类分好，包成一个个小包，然后分放在三个塑料袋里，上面写上早、中、晚，这样就不会出错。
　　 到了后期，母亲已经处于半呆傻状态，表现得越来越固执，不肯吃药。每次吃药，父亲都要劝慰很长时间。有时母亲即使将药吞进嘴里，也不会下咽，而是藏在舌头底下。父亲发现后，每次喝完药，都要让母亲张开嘴检查。这种检查后来成了惯例。有时父亲劝一两个小时，母亲也不张嘴。那时我在新疆维稳，父亲知道我很忙，但他知道母亲最听我的话，实在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哭着说：“益民，你妈又不吃药了，你劝劝她吧。”我一劝母亲，她就乖乖把药吃了。到了后来，我需要打电话劝慰很长时间，母亲才会把药吃下去。有一次我威胁母亲说：“您再不吃药，我就脱下军装不干了，回去伺候您。”这话把她吓住了，乖乖把药吃了。母亲最担心我不好好工作。这一招很灵，后来她再不吃药，我就用这话吓唬她。去年有段时间，母亲的病突然加重，坚决不吃药，父亲无奈之下，跪下来求母亲，母亲才把药吃下。在新疆维稳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会想起母亲，我想等完成了任务，一定抽空回家看望母亲，亲自给她喂药。可是这个愿望终未实现，留下了终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