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娃子出生的时候，也是一张粉团团的小脸蛋儿，弹脚舞手的样子，可爱极了。
　　 二娃子的老爹张文斌，喜得胡子往上直翘。
　　 二娃子的妈，从前房付家带过来一个男孩儿，二娃子算是他妈桂莲改嫁到张家后，奉献给张家的第一份厚礼。他老爹张文斌也算是中年得子哩！不由得他不喜欢。
　　 张文斌一高兴，就步行到城门沟垴，请来了同年爹朋忠贞老先生，给二娃子查八字、算运势。
　　 忠贞先生到屋后，从摇蓝中抱起二娃子亲了几亲、看了几看，然后，将二娃子递给桂莲，详细地询问了二娃子的生辰八字，无非是哪一天、啥时辰出生的信息。张文斌将二娃子的哪天哪时辰出生的信息，报给了同年爹以后，就静静地瞅着忠贞先生，在四指上跳跃的拇指，期待着忠贞先生，给出关于二娃子命运好坏的答案……
　　 忠贞先生查罢四柱，用手捋了捋下巴上的长胡子，眯着眼睛念念有词。只见他的脸上时而现出喜色，时而又现出忧虑之色，大约斟酌了一袋烟的工夫，才缓缓开了金口：“要说咱二娃子吧，命运还真是不错，是个大福大贵之命！只是在十二岁以前，关煞很重啊！首先是鸡飞关，莫叫鸡子接近二娃子，防止被鸡啄了他的身体；其二是烫火关，烤火的时候，要小心看护；其三是生死关，莫叫他进了生死房；什么是‘生死房’呢？也就是去不得产房和灵堂……总之，要好好地看护咱二娃子，将来是个有用之才哩！”
　　 听了同年爹对二娃子命运的预测，张文斌喜得胡子再次往上直翘！他连忙吩咐桂莲：“把二娃子放进摇蓝，去炒几个菜，我要陪同年爹喝几盅！”张文斌为啥把忠贞先生叫作“同年爹”呢？因为忠贞先生跟他的父亲张伯雄同岁，且已结为异姓兄弟，所以，张家晚辈均把忠贞先生叫作同年爹。桂莲一面喜滋滋地答应着，一面把二娃子轻轻地放进摇蓝，进到厨房炒了一个洋芋片、一个黄豆芽、一个瘦肉豆腐干、一个煎豆腐拿出来，吩咐张文斌煨酒。桂莲说再弄两个菜一个汤后，也要出来陪同年爹喝几盅。张文斌将尚未煨热的酒，先给同年爹和自己酙上一盅，又将酒壶重新放进火炉里煨着：“同年爹，先吃菜吧！酒煨热了咱们再喝。”忠贞先生用筷子夹起一块煎豆腐放进嘴里，细细地品尝着……
　　 不大一会，酒在炭火中散发出酒气，很香的苞谷酒的气味儿！张文斌提起酒壶，把先前酙的那两盅冷酒，又倒进壶里，重新给两个盅子满上：“来，咱先敬同年爹一盅。”说罢，仰脖一饮而尽，然后把盅底一亮，等着忠贞先生。桂莲这时又拿着一盘肥猪肉，一盘炒白菜，一碗木耳鸡蛋汤，依次放在桌上后，就挨着丈夫坐下，也拿过酒壶，给自己酙满。三个人就这么喝着、啪哒着，显得极其融洽。
　　 也难怪他们两口子这么尊重忠贞先生，据说忠贞先生是晚清的免试秀才，有着一肚子的文墨，可以说是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论起算命和测运势，那也是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硬角儿。忠贞先生那时候，只在郧阳府中了个解元，就放弃进京殿试，守着父母、妻儿住在城门沟垴，办了个私塾，课教着几个本地蒙童，聊以度日。他同张文斌的父亲，张伯雄是顶好的拜把子弟兄，张文斌弟兄几人都把他称作“同年爹”。
　　 忠贞先生从张文斌家中回来后，毛氏就问：“二娃子的命算得咋样啊？”
　　 忠贞抿嘴一笑：“不咋样儿！是个傻子命。”
　　 “那要是直说出来，张文斌和桂莲肯定不喜欢的。”毛氏显得很是担心地嘟哝着。
　　 忠贞往太师椅上一坐，捧起水烟袋，就往烟筒里装烟丝：“放心吧，我对他们说，二娃子是个大福大贵之命哩！”
　　 “那不是说假话嘛！”毛氏嗔怪着丈夫。
　　 “不这样说行吗？看他们一脸期盼的样子，我能照实说吗？”忠贞很是自责地对妻子说。
　　 二娃子长到三岁时，不仅走路歪歪倒倒地样子，而且还不会说话。张文斌怀疑二娃子可能是个傻子，桂莲就不服气地跟丈夫争论：“咋会呢？同年爹不是说咱二娃子是大福大贵的命运吗？”
　　 二娃子长到十岁时，勉强能数得清一二三，也能说几句有天没日头的话，他爹就将他送进学堂读书。可是，二娃子在学校混了两年，还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一些学生就当着他的面喊他“傻子，二傻子！”
　　 二娃子虽然呆傻，却晓得“傻子”这个称呼，绝对是贬低自己的，于是，就气得大哭不止，课也不上了，哭着回去向他妈告状，说同学们把他叫“傻子”。桂莲听说同学们都把他儿子叫“傻子”，也气得受不了。便气冲冲地到学校找老师的麻达筋：“人往高，水往低，我二娃子长大当书记。哪个再把我儿子叫‘傻子’，等我二娃子当官后，整死他个狗日的！”
　　 桂莲跑到学校这么一通大骂，就给学生们留下了一个话柄：“人往高，水往低，二娃子长大当书记。”学生们倒是不再当着二娃子面喊“傻子”了，却把二娃子他妈的那两句话柄，当作歌一样地唱着。二娃子没再听到人家喊他“傻子”了，就整天乐得屁颠颠地跟着弟弟三娃子上学、放学。二娃子不会写作业，每次求三娃子替他写作业时，三娃子就往一边儿躲。二娃子就想请我们帮他做作业，因为怕我们不肯代劳，就从衣袋里掏出几角钱来哄我们：“我还有两块角嘞，我还有两块元嘞！嘿嘿嘿，侬给我帮忙写作业，我就把两块角和两块元都给侬。”为了他那两块角和两块元，我就给二娃子当了好几次“枪手”，二娃子因此就很喜欢我这个比他小九岁的小弟弟，我也经常能吃到二娃子从家里带来的柿桃和毛栗。
　　 二娃子先后读了六个一年级，仍然不会写他自己的名字。他那作业本子上的“张远寿”三个字，还是我在小学一年级时替他写下的。
　　 二娃子活了四十五岁，直到死，也没有显出大福大贵的运势，更不用说能当什么书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