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年出生的我，正好拽住了生产队大帮哄的尾巴。
　　 每天早上，挂在生产队门口大树上的大铁钟一响，爸爸妈妈就赶紧放下手中还没有吃完的碗筷或活计，急匆匆地拿上工具直奔生产队。
　　 队长双手叉着腰，站在生产队门口唯一的一块大石头上，高昂着头，看着从村里陆陆续续跑出来的人。
　　 刚敲完钟的领工员，左手拿着一个笔记本，右手拿着半截铅笔头，狐假虎威地站在生产队长的身边，一双“扁担钩”眼睛紧盯着匆匆忙忙而来的人群。对于那些因事晚到一小会儿的人，他都不留情面的一一记上，不但要扣除工分，还要干今天队里最累、最难干的活。
　　 在生产队大帮哄年代，村里有三种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首先是队长；
　　 其次是会计；
　　 最后是领工员。
　　 因为他们常常会利用手中的权利公报私仇。
　　 我家前院的张大爷，是个性情耿直而又豪爽的人，说话不会拐弯，喜好打抱不平。
　　 有一年秋天，生产队分高粱。
　　 队长暗地指使把斗分粮的领工员，让他惩治一下那个“不知好歹”的人。
　　 队长所说的那个“不知好歹”的人叫王福，是个推倒都不敢爬起来的老实人。不过，他却养了一个即漂亮又懂事的好姑娘。这不，就被队长惦记上了，他托领工员到王福家给自己总抽羊角风的儿子提亲，被王福以姑娘还小为由拒绝了。为此，队长怀恨在心。
　　 站在场院分高粱的王福，明知吃亏也不敢言语，只是极不情愿地挣着麻袋，任凭和队长穿一条裤子的领工员给他装不满斗的高粱。
　　 这时，站在一旁等着分粮的张大爷看不下去了，他大着嗓门斥责把斗分粮的领工员：“你那是干啥呢？斗斗不满，他家好几个孩子一大家子人一年就靠队里分的这点粮食活命呢，你凭啥不给人家满斗粮？”领工员扭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监工的队长，队长扭头装作没看见他。领工员一脸无辜地狡辩：“管你啥事？你说不满就不满啊，王福都没说啥呢，你算老几啊？”
　　 张大爷那个暴脾气岂能容下奸诈之人，他伸手拉过王福手中快装满的袋子，然后弯腰把袋子掀了个底朝上，他指着袋子对领工员说：“你重新给他分，今天你要是不把斗给装满，我就让你爬着回去。”无奈，队长当面装好人，站在那不出声。领工员只好委曲求全，重新给王福分满斗粮。
　　 看着王福乐呵呵地扛着麻袋走了，队长鼻子都气歪了。
　　 人群中有人窃窃私语：“软的欺，硬的怕，什么玩意呢。”
　　 张大爷无意中得罪了队长，就在排号眼看就差一个人分到他时候，队长一声令下：“粮食暂时不分了，晚上还按照现在排号的顺序贪黑分。”没分到粮食的人，都相互看看前后是谁，只好怏怏地回家了。
　　 等人都走后，队长吩咐领工员，把扬出的瘪高粱掺到前边的粮食堆里。就这样，张大爷吃了一个哑巴亏，别人都分到了颗粒饱满的粮食，只有他扛回去的是掺了瘪子的高粱。
　　 气的张大妈把他好一顿数落：“就显你能耐，这回吃亏了吧！”
　　 这次，张大爷虽然被队长暗算了。但是，他却在乡亲们面前赚得了很好的口碑，大家都竖着大拇指称他是“好人”。
　　 转眼之间就到了年底，生产队到了分红的时候。一村子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就盼着这一天呢。
　　 全村人吵吵把火地聚到生产队的屋里，眼巴巴地看着生产队会计慢悠悠地打开账本，那可是大家辛苦一年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的见证啊！
　　 会计眯缝着眼睛按顺序叫着人名和工分总数，最后喊出应分的钱数。
　　 自古老话说得好：“看人的衣装就能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每天都在生产队干活的人，到最后拿钱时也能分出三六九等。
　　 一等人：队长、会计、出纳员。
　　 二等人：领工员、保管员。
　　 三等人：队长和会计的三亲六故，外加饲养员。
　　 四等人：会溜须怕马见风使舵的人。
　　 五等人：村里谁都惹不起的大爷和五保户。
　　 六等人：家里劳动力多的人。
　　 七等人：下苦力，干累活，一天都不舍的歇工的人。
　　 八等人：人口多，劳力少，一年到头还涨肚的人。
　　 九等人：本应该能拿到年底分红，但平时得罪了会计，给少记工分反到欠生产队钱的冤大头。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每年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人口多的人家，几乎都会因口粮不足而挨饿。
　　 我家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后，我和哥哥姐姐们回家直奔菜园子，因为屋内的厨房里，没有香甜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
　　 进到园子里，什么柿子、黄瓜、茄子、葱，只要是能生吃的蔬菜，我们都会用来充饥。
　　 每年暑假一到，两个哥哥就要推上自制的独轮车到村后的大草甸子上割青草。然后，推回来放在大门口晾晒，晒干后垛起来，垛顶再蒙上一块旧塑料布，用半截坯头子压上防雨，留做下雨阴天时烧火做饭用。
　　 而那时的我，就像脱缰的野马。
　　 三两个小朋友凑到一起，拿上“洋火”，直奔村后，顺路捡一些干柴拿上，然后躲开大人的视线，猫着腰“出溜”进生产队的麦地里。此时的麦子刚刚泛黄，正飘着诱人的香味。
　　 一阵微风吹过，我们却无暇欣赏那美丽的麦浪。只管猫着腰在麦地里钻来钻去，寻找一块儿没苗的空地，然后，架好干柴点上火烤麦穗，柴不能多放，一是怕烟大被人发现；二是火大会把麦穗烧糊，只有慢火烧出的麦子才更香甜。
　　 一会儿功夫，火里的麦子就飘出香味了。
　　 我们把烧好的麦穗放在手心里，然后双手轻轻地一搓，再撅起嘴巴一吹，麦芒就全飞了，只剩下一颗颗泛黄的麦粒，在手心里散着诱人香味。
　　 于是，迫不及待的我们赶紧仰起头，一下子把手中的麦粒全倒进嘴里，轻轻地咀嚼，慢慢地品味，那种糊香而又略带清新的味道，直沁心腹，真的让人不忍心咽下肚里。
　　 干柴烧没了，但余兴未尽。于是，又钻进低洼的地方，那里的麦子贪青，正饱含着麦浆。抽一把麦穗，坐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摘下放进嘴里一咬，“滋”一股浆，然后，舌头一翻“噗”，麦皮就吐出去了，只剩下青麦的余香在口腔中萦绕……
　　 直到今天，小时候烧麦子的味道仍然令我回味无穷……
　　 然而，我更想念当年和我一起烧麦子的小伙伴儿，不知他们现在何方？是否也会像我一样，想起我们那再也回不去的幸福、快乐的童年！
　　 在生产队大帮哄的年代，饥饿和贫穷常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听我母亲讲，前院张大爷的儿媳妇麦穗儿嫂子，就是因为山东老家遭了灾才来到我们村的。
　　 麦穗儿嫂子说：“那年正是庄稼要拔节的时候，突然，不知从哪飞来的蝗虫，扑天黑地的落在庄稼地里。片刻功夫，蝗虫走过的地方，绿油油的庄稼都不见了，只剩下黑黑的土地。无论人们怎样使劲敲盆呐喊，或是用柳条抽打，都无济于事。可恨的蝗虫吃完这片地又飞到那片地，人们眼巴巴地看着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就这样被蝗虫毁掉了。不得已，只能拖家带口有亲的投亲，有友的奔友。”
　　 麦穗儿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她母亲一路要饭来到了我们屯，母女俩饿的实在走不动了，就疲倦地瘫坐在了张大爷家的大门口。
　　 张大爷看见了，从屋里拿出两个菜团子给她们。
　　 麦穗儿娘俩狼吞虎咽地吃着。为了感谢张大爷两个菜团子的救命之恩，麦穗儿娘就把女儿嫁给了张大叔的儿子。而后，自己又一路要饭回山东老家去了。
　　 张大爷用两个菜团子就换回一个勤劳、善良、漂亮的儿媳妇，这件事后来就成了我们村百说不厌的一段佳话。
　　 麦穗儿嫁过来后，就成了家里的主劳力。她不但干活麻利，还能吃苦，深受张大爷一家人喜欢。
　　 麦穗儿嫂子来后的第三年，刚到农历六月出，村里十家就有八家快断顿了。
　　 而此时，地里的玉米大豆还没有灌浆，高粱也没有睁开“眼睛”。这个时候，只有生产队菜园子的蔬菜能吃，不过，菜园子里有“老把头（看地人）”看着，谁也不敢打它的主意。想吃，拿钱买。可话又回来，如果有钱谁家还能挨饿啊！
　　 一天晚上，我看见麦穗儿嫂子来我家找母亲。然后，两个人又到院子里交头接耳地不知说了些什么。随后，母亲进屋就让我们姐弟五个赶紧吹灯（煤油灯）睡觉。
　　 就在我稀里糊涂睡到大半夜时，忽然，被某种声音惊醒。
　　 我睁开眼睛一看，屋里亮着灯，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不知啥时候都醒了，正伸着脑袋趴在被窝里吃东西。
　　 母亲蹲在炕沿下的地上，正从口袋里往出掏东西，辣椒、茄子、土豆、角瓜，还有几个刚拉瓤（刚要成熟）的香瓜。
　　 原来，哥哥姐姐都在啃香瓜呀！一看好东西都被他们吃了，我可不干了。我迫不及待地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向母亲喊“妈，我也要。”
　　 原来，晚上麦穗儿嫂子来我家是和母亲密谋的，她们大半夜出去，趁菜园子老把头睡熟后，摸进菜地偷摘了一些蔬菜背回来，以此接济一家人快要断顿的粮食。
　　 后来，听母亲说，那是她第一次偷生产队的东西，也是最后一次。当时吓得确实不轻，两条腿都快成软面条了。
　　 从那以后，母亲一直教育我们姐弟五个做人要以诚为本。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要我们忍一忍、多想想，就会克服过去，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直到今天，我们姐弟五个都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从没有伪纪不良行为。
　　 现在，虽然我每天都过着吃穿不愁的富足生活，然而，却总会想起小时候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