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堂侄结婚，我回了一趟老家。吃过饭尚早，我顺便走进了老宅，只见残垣断壁、衰草遍地，在四周别墅似的二层小楼的映衬下，老屋显得格外的低矮破旧，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打开屋门，久违的阳光照过去，屋内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尘土气。我迈步走进屋，迎面看到的是一张未上过漆的小方桌，走上前去，看着这熟悉而又亲切的屋什，我仿佛一下子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一幕幕往事又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年的冬天，已进腊月，很快就要过年了，父亲领我进了一趟城卖了一只小山羊，这张小方桌就是用卖山羊的钱在城南的家具市场上买的。
　　 那是一只白色的小山羊，葫芦头没角，耳朵下方各长有一个小肉球，像小铃铛似的来回摆动。每次割草回来篮子还未放下，它就“咩咩”着往前慌，吃饱了朝地上一卧，老老实实的，两只耳朵向后抹抿着，任由我摆弄。
　　 那只小山羊喂了一年，在市场上卖了三十三元五角，父亲磨烂了嘴皮子，这张小方桌对方少二十八元不卖，最终成交，还多花了一块钱的交易税呢。
　　 这张小方桌，有一米见方、一尺多高，桌腿、撑子和外框全是槐木硬料，只有桌面的内心是两块杨木板拼成。父亲说，买回后等漆漆再用。可一拉回家，不几天就赶上了蒸馍，母亲觉得在上面踹面舍馍的挺方便就用上了。那个年，在我的印象中，小方桌一直没有闲着。蒸馍后，接着炸油条和丸子，炸好的油条和丸子装入簸箩里，簸箩也就放在了小方桌的上面。
　　 新年那天，小方桌就摆放在堂屋客厅的正中间，静悄悄的，上面散落一些放掉的或捡拾的纸炮。临近中午，阳光照进来暖融融的，我们姊妹几个就在上面打扑克牌玩。吃着玩着，玩着打着，直到太阳要落山了，屋里变得有些暗淡了，一个个还余兴未尽。
　　 从初二开始，小方桌更是派上了大用场，尽管小方桌还未漆过，但白白亮亮的，招人眼目，显得既干净又素雅。每天，客人还未来，父亲便早早地把小方桌规规矩矩地摆好，客人一到，安排落座后，父亲便掂瓶茶、端俩仨细瓷碗放在小方桌上。说话间，父亲从腰里掏出烟和火柴，一边让烟，一边也给自己点上，然后，随手把剩下的烟和火柴就放在了小方桌的一角，随着一股股青烟的升起，亲戚间的情话也变得越来越稠密了……
　　 都说年下的菜好做，一切都是现成的，不大一会儿，母亲就催促上菜了。记得当时，在我们乡下老家待客的下酒菜叫做“凉菜”，凉菜一般是四样，三素一荤，“三素”为莲菜、芹菜和灰培豆腐，“一荤”是从水煮的“肉荡子”（切好的肉块）上选取的瘦肉片。四样菜，各自装在圆圆的细瓷盘里，有条状的、筒状的、片状的，还有大圆套着许多小圆孔的，青白相间，形态各异。整个桌面既像一幅美丽的拼图，又极像一束盛开的奇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很快热菜也上来了。桌面上不断地变换，如上演的一场绝妙的川剧《变脸》，令人不仅大饱了口服，也大饱了眼福。
　　 年一过，开春父亲又忙农活了。不知是父亲忙还是上漆又要花钱，小方桌一直没有漆。记得平时，天好的时候，小方桌就放在堂屋门外。爷爷是个老瓜匠，经常在上面摊晒瓜种和菜种，一样样瓜种或菜种用一个个纸包包着。当时用于包瓜种或菜种的纸，大小不一，各种各样，有白亮亮的带着蚂蚁文字似的书纸，有粗糙的薄薄的淡黄色的草纸，也有略微泛黄头的废旧报纸，还有硬硬的一面黑、一面呈土灰的牛皮纸。
　　 不同的纸包里瓜种或菜种也自然不同。书纸里，一般是细细的鸡舌似的甜瓜种；草纸里，是尖尖的瓠齿似的南瓜子；报纸里，则是圆滚滚的白中带红的豆角种；牛皮纸里一定是黑黑的扁圆的西瓜种，我见了总是忍不住地抓上一小把磕着吃。阳光下，小方桌上摆满了一个个抖开的纸包，黄白土黑，微风一吹，远远望去，恰如一只只扇动翅膀的小鸟，又像一幅古朴而典雅的木版画，那情景，至今想起来，真是好看极了！
　　 忙中偷闲，奶奶也来凑热闹，她把抠开的花桃、捡拾的玉米籽或花生，甚至炸过的黑菜，也都拿到小方桌上来晒，小方桌一时间变成了杂货摊，上面被摆得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奶奶怕弄坏了桌面，有时便在小方桌上摊块油布或大牛皮纸，有时干脆把小方桌立起来，利用其腿部晾晒鞋子或炊帚之类的东西。
　　 八月中秋，月儿正圆，庭院里墙壁上挂满了金黄的玉米，地上还堆着待摘的花生。父亲在中间扫出不大的一片，将小方桌摆放停当，取来一面用高粱梃子新纳的锅牌，规规矩矩地放在小方桌上，回头再跑到堂屋里，从紧靠后壁的泥腿条几上拿出一个用旧报纸裹着的硬硬的东西。抖开报纸，一个浸透了油渍的粗糙的草黄纸包显现出来。父亲解开上面系着的细细的纸经子，扯掉淡黄的草纸，上下两个大小相同的磨盘似的月饼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黄黄的，厚厚的，圆圆的，有成熟的葵花那么大。
　　 父亲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刀在月饼上横竖比划两下，似乎口里还念念有词，然后按“十”字型把两个月饼均分成八块。当时我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包括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恰好每人分得一块。大家围着小方桌或坐或卧，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品尝着月饼的甜蜜，憧憬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冬天夜长，吃过晚饭，母亲收拾停当，便把小方桌搬放在了里屋的窗台下。点上满身油腻的小煤油灯，端过针线簸箩，母亲便开始了几乎日日不断的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有时，为了给我们做一双可脚的鞋子，母亲剪鞋样、抹麻隔牌、整鞋帮、纳鞋底，围着个小方桌，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记得那个时候，漫长的冬夜，时常有说书艺人入村卖场。我家就住在十字街口，父亲很爱听大鼓书，每有艺人前来，不待说，父亲总是把小方桌搬放到大门外的那棵歪脖的老槐树下，掂个壶茶，端个茶碗，殷勤地放在小方桌上。
　　 老艺人的道具很简单，除了一架边鼓、一副简板，就是一块惊堂木。惊堂木也叫“醒堂木”，它一般就放在小放桌上，每当说到高潮之处众人都为之欢呼惊讶之时，醒堂木在小方桌上一拍，只听“啪”的一声，就告一段落。
　　 待老艺人喝过茶、点支烟，又润润嗓子，撒尿的，也急着跑回来了。老艺人的醒堂木在小方桌上又是一声“啪”，书接上回。长夜深深，星斗满天，在父亲的腿上，我不知多少次地随着小方桌和醒堂木的“啪啪”声，梦断、梦续，而梦又回……
　　 这张小方桌一日三餐更派上了用场。记得自从有了这张小方桌，除了哥哥好端着饭碗往外跑之外，我和妹妹都喜欢在小方桌上一起吃。那年月吃红薯最多，我便和妹妹比谁吃得最吸溜，当时妹妹没有我反应快总是输，她就哼唧着哭，父母听到后，老是数落我，时间一长，妹妹也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慢慢地就反应过来了。如今想起，妹妹那两个羊角辫的情景依稀还在，可我已是两鬓染霜了。
　　 父亲在的时候，小方桌一直未漆。先前大约是为了省钱，后来用着也挺自然的。每逢过年或过节，母亲便撕块花油纸垫上，除了怕热之外，简便实用而又美观。父亲走后，我离开了家在城里有了工作，哥妹也都相继成了家，这小方桌上漆的事再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岁月如流，关于小方桌的故事确实多多，它就像满天的繁星，数也数不清，然而小方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靠一角那个铜钱般大小的烧痕。
　　 有一次乡里抽考，父亲让我晚上多读会儿书，已经接近深夜，蜡烛燃烧得只剩不高了，我实在是忍受不住，便趴在小方桌的一边睡着了。谁知蜡烛到了最后，便流了一片，蜡芯和着烛泪仍在燃烧，等我猛地醒来，烛影摇曳，差一点燃着了书，虽然没坏大事，小方桌却无辜地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
　　 我觉得真对不起这小方桌，俯下身去，看一眼那中间吻合的裂缝已经翘开，里面似乎有生命爬动，伸手摸一下那金钱般的灼痕还在，可除了留下些岁月的风尘之外，我手上又会留下什么呢？往事悠悠，一张小方桌就是一串长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