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于我而言，新年意味着新衣美食，意味着快乐与满足。每当穿上棉衣服之后，我便隔三差五地问母亲：“妈妈，还有多少天过年啊？”母亲总是笑着对我说：“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儿时的我不懂月份的划分，只明白母亲不会骗我。于是“腊八”成了我期盼过年的黄金起点。
　　
　　 一、过腊八
　　 那时还不曾上学的我，不知道腊八节的由来。不知它是释迦牟尼的成道日，也不知人们过腊八节是为了纪念朱元璋和岳飞。一切的信奉与知晓都是源于母亲说的“赤豆打鬼”，是为了让我们全家人一年远离病灾。
　　 我家的腊八粥很是简单：一锅混着红小豆煮熟的黄米粥。但对于我们已是人间美味。我和二哥小，黄米粥拌上白糖，吃得香甜；大哥大姐则拌猪油，看他们的神情似乎是妙不可言。
　　 我和二哥小，不知道生产队的年终结算结果公布也在这一天。那时我家三代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人劳作。母亲在家除操持家务外还要侍奉瘫痪在床的爷爷。尽管父亲不曾缺失一个劳动日，还是领不回来一家七口人的口粮。
　　 母亲常日里总是精打细算巧安排，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正月还未了，土地还未解冻，大哥大姐就会去生产队的土豆地里捡拾被落下的冻了一冬天的土豆。待攒多晒干，拿到打米房打成面粉，给我们做成饽饽，很可口。
　　 春天里，榆树钱儿绽放了，对我们充满了诱惑。我和哥哥们去撸那一串串翠绿的榆树钱儿，放在席篓里拿回家去。母亲将榆树钱儿混在玉米面里做贴饼子，散发着榆树钱儿的清香，很好吃。
　　 农历四五月份，我和二哥去地里挖野菜，到家后用水打炒，做成菜团团。
　　 除此之外父母会在队里分给各家各户的自留地里多种玉米、土豆和窝瓜，这些可以当饭吃的东西。
　　 每到初秋，我家的粮食就不充裕了。母亲便会用烀玉米、土豆、窝瓜来充数。
　　 这种时常捉襟见肘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爷爷去世，母亲也去队里干活挣公分才稍见好转。
　　 生产队归来的父亲，一脸的愁容，坐在炕头儿上，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着他的烟斗。我一遍遍的嚷着：“爸爸，吃饭呐！妈妈做的腊八粥可好吃了！”
　　 父亲苦笑着说：“爸爸不饿，你们吃吧！”大哥大姐撂下了碗筷，母亲站在地中间不停地摆弄着衣角。我和二哥才感觉到气氛的不对，不得不放下心爱的腊八粥……正在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母亲常说的一句俗语应验了——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外公背着包裹走进屋来。外公是偷偷去外地做小买卖刚回来。（那时候国家不让个人做买卖，说是投机倒把。）他老人家知道我家的事后，从怀里掏出来还带着体温的五张老头票儿。父亲的眉头立马舒展了，母亲也急忙给外公盛饭。这样我们家及时地从队里领会了口粮。我臆想：外公一定能掐会算，是神仙转世，才能及时出现搭救我们一家。
　　
　　 二、蒸黏豆包儿
　　 小时的我不知道此“粘”非彼“年”。我以为“粘”豆包儿即是“年”豆包儿，蒸了豆包儿就是快过年了。
　　 淘米、发面、烀豆陷，这一系列的活儿都是父亲和母亲共同来完成的。我和姐姐帮母亲攥豆馅。我常趁母亲看不见时偷吃两个，很甜的。母亲唬我们说豆馅吃多了会拉肚子。
　　 第二天面发好了，我与姐姐再帮母亲包豆包儿。一锅一锅又一锅，金灿灿、香喷喷，让人垂涎欲滴。头一锅豆包儿蒸出来，我们都会吃一个饱儿，以解一整年来对粘豆包儿的相思。母亲用竹饽饽板儿蘸水，将豆包从锅里起出，放到洒了水的帘子上，带着热气与香气端到外面冻上。冻实了之后再起下来装进袋子里。每天早上热上一些，常常吃到正月末。
　　
　　 三、杀年猪
　　 每年母亲至少养两头猪。因为那时国家是要猪任务的，还有鸡、鸡蛋都要任务。
　　 我家能不能杀起年猪是腊八那天决定的。如果父亲挣的公分能够领回全家的口粮，我们家就有年猪可杀，反之我家就会代别人家去交猪任务。换回些钱，交到队上，领回口粮。
　　 由于外公的资助，我家顺利地领回了口粮，也能杀猪，这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是天大的好事。
　　 随着肥猪的嚎叫，鲜红的血从猪的喉咙刀口处喷涌出来。邻居大叔拿着四五根秫桔稍儿迅速地搅动着盆里的猪血，瞬间猪不再动了。大烟小气充满厨房。父亲、伯伯、叔叔们忙着用开水褪去猪身上的毛。我站在炕头上隔着玻璃窗仔细地看着，幻想着那香香的肉和血肠从口中进到肚子里的滋味儿，咽下口水。
　　 开膛了，肠儿、肚儿、心肝肺，被大爷一股脑地扒进早就备好的大盆里，膛里还冒着热气。大爷、叔叔分工，一个卸肉，一个倒肠儿。我提着水壶陪大爷倒肠，水浇进干净的肠子里，猪粪从外侧纷纷落地。大爷好聪明，好厉害，数次洗涮之后，我和大爷开始灌血肠。大爷灌血肠是一绝，他把板油少许剁碎，连同豆油、盐和干香菜沫放在血里搅拌，漏斗小头插进肠里，我负责用勺子往漏斗里倒搅拌好得猪血，随着大爷一声“好了！”我再用细线扎住血肠得这一头。
　　 父亲在大锅里放好多大块的猪肉烀上待到大锅里的肉烀到八分熟，放进灌好得血肠。这时，大爷会拿着母亲做活儿用的锥子在锅边看着，时不时的给血肠扎眼放气，以防煮冒。
　　 屋里处处弥漫着肉的香味儿。血肠煮熟捞出，母亲将前一天晚上切好洗净的一大盆酸菜下到肉锅里烩上，这便是东北的杀猪菜。
　　 哥哥姐姐兵分几路，去请村里的叔伯婶娘来家里吃肉。我也不闲着，用最大号的铁茶缸热酒。酒足饭饱之后，母亲不忘用小盆或大碗装一些肉与菜，交与他们带回去给没有来到的家人吃。那时候的人个个朴实憨厚，谁也没有把谁当过外人，就像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亲人。
　　
　　 四、编织新席子
　　 父母都会编织席子，据说这是得到外公的真传。听母亲说母亲小时候还没有建国，外公就是靠织席子卖席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养活了一家老小。
　　 大多数人家临近新年都是到集市上买一领竹坯子炕席。我家从来不会花这种钱的。
　　 父母以高粱的秫桔为原料，我们兄妹几人也分工协助父母编织炕席。
　　 我和二哥负责创秫桔，就是用一种圆筒型的刀具将秫桔上的皮叶去净。父亲负责破秫桔，用锼子破成三瓣或四瓣。这种活技术含量高，要求持锼子的手要有绝对的准头儿，所以非父亲不可。破好秫桔放到厨房，母亲用温热的水将其掸湿，蒙上麻袋闷软。接下来是大哥的活，大哥骑坐在一个长条板凳上，用一把尖刀将秫桔内侧的瓤刮净。这也需要有匀称的力道，否则蔑子会成为次品，织出的席子不光整。
　　 父母织席子很快，一般两三天就能织完一领。大哥二哥略懂，偶尔能帮帮忙，对于我来说就太过深奥。
　　 有时邻居看到父母织席能省下十几元钱，也抱来秫桔，央求父母帮忙织一领。我和哥哥就又得跟随父母辛苦忙碌几天。冬日寒冷，我一会儿就把小手冻僵，埋怨母亲多管闲事，又不挣钱。父母却说：“都跟前儿住着，少歇一会儿呗！”
　　 父亲还会织大大小小的席篓，大的用来淘米蒸豆包，小的用来挖野菜，采蘑菇。
　　
　　 五、写对联
　　 大哥哥是初中毕业生，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可以说是村里的秀才。
　　 每年过了腊月二十三，左邻右舍拿来大红纸求大哥给写对联。二哥负责裁纸，我负责研墨，大哥负责写对联。
　　 大哥有一个本子，里面记载了很多吉庆喜乐的对联。他心细，听到的、见到的，有时收音机里播放的大哥都记录在那个本子里。也有他自己创写的。保证给街坊邻居写的各不相同。除去对联还有春联（春联是贴在炕头边缘墙上吉利话，一般呈小条幅状像标语）外加大大小小的福字还有马圈、猪舍、鸡窝、井台的吉祥话。
　　 父亲的手也很巧。一把剪刀，五色的彩纸，他能剪出各种各样图案的挂钱儿。
　　 说说笑笑之间，大伯大叔，大娘大婶，大哥大姐都笑意盈盈地离开了我家，就等大年三十一清早儿，一张张一条条粘贴了。
　　
　　 六、做新衣
　　 布票是定量的，不够每人一身新衣。穿的衣服母亲总是紧着哥哥姐姐。我和二哥穿哥姐穿小的。有的衣服褪色，母亲怕我和二哥不高兴，就一针针拆开，翻过来里子做面子，从新缝制一遍，也崭新的一般。母亲会给我买两条鲜艳的头绫子，给二哥多买点鞭炮作为补偿。
　　 新鞋我家美人一双，都是母亲亲手做的，不到新年的那一天是不让穿的。母亲给大哥大姐买的是尼龙的新袜子（两元钱一双），我和二哥是尼龙夹底的袜子（一元钱一双）。大哥大姐的袜子鲜艳柔软秀气，我和二哥的袜子老气粗糙笨拙。我心中有气不敢抱怨。见家里无人时，将母亲买给大哥天蓝色带小碎花的尼龙袜子拿出来套在自己的小脚丫上，正好多一个前尖，见四下无人，抄起剪刀齐刷刷地剪掉，再用针线缝上，穿在我的小脚上。待母亲和哥哥发现，我并没有像猜想得那样挨打。只是我最终也没有得到大哥的袜子。
　　
　　 七、杀年鸡
　　 腊月二十七八，母亲会杀掉家里所有的公鸡，除留一只种鸡外。一般情况下，也就一两只，因为要交任务或代别人家交任务，换些油盐酱醋。
　　 我和母亲拔下公鸡尾巴上和脖子根部的毛，放到一起起，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每年新年的餐桌上必须有鸡（积）有鱼（余）。记忆中，我家每次炖鸡，母亲都会放些我和姐姐采的蘑菇，也会给我留一个完整的鸡腿，鸡心眼儿更是我的专利，无论谁夹到都会放到我的碗里。鸡头鸡爪则是父亲的专利，父亲说他爱吃鸡头鸡爪。那时的我们哪里明白，父亲不是爱鸡头鸡爪，他是更爱我们。
　　
　　 八、扎灯笼
　　 大哥二哥拿出来扎鸟笼子的本事扎了一个大灯笼。外用大红纸裱好，挂在房檐下，扯进一枚电灯，三十的晚上要亮一宿的。小伙伴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灯笼，或是买的，或是做的，五颜六色，好看极了。我因为没有灯笼不肯去和小伙伴们玩。二哥知道后，迅速地给我做了一个。他把一个旧罐头瓶瓶口拴上绳儿，绳子中间系一根小木棍，内放挖了小孔的土豆，将点燃的蜡烛放到小孔里。于是我就提着灯笼兴高采烈地去找小伙伴儿了。等我玩了一晚了回家之后，发现大哥给我做了一个更为精致的小灯笼。六菱形木底，六菱形的铁丝罩，五色带花样图案纸装裱，内有安放蜡烛的钉针，上有好看的手柄。我高兴得不得了，觉得有两个疼爱我的哥哥好幸福。
　　
　　 九、过大年
　　 终于盼到了新年。吃过早饭，我们全家都开始忙碌。父亲担水，大哥劈材，我和二哥粘贴年画，对联，福字，挂钱儿。大姐的任务更重，她是母亲的特别助理，帮母亲准备菜肴。
　　 二哥把他心爱的鞭炮放到炕上，除去潮气。我对着镜子梳头，扎上母亲给我买的粉红色的头绫子。
　　 大姐把买回来的冻梨冻柿子拿出来，瓜子糖果摆上。我和二哥可以吃任何东西，不被阻拦。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父亲喝令我们安静，他会庄重地请出家谱，供奉起来。我看到家谱不敢乱说话，直觉得像极了彩色连环画，一侧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名。父亲说上面都是列主列宗的名字。父亲还说刘氏男丁，去世三年后名字方可填写家谱之上。
　　 接下来放鞭炮，烧纸钱，父亲嘴里念念有词。父母带领大哥二哥跪在家谱前三叩首，我和姐姐同时三鞠躬。
　　 我偷看家谱前供果，供馍还有香炉摆放整齐，黄香安放于香炉之中燃烧着，还弥放着别样的香气。
　　 要知道经过文革十年，父母能将家谱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费尽心思的。
　　 敬过祖宗之后放可开饭。
　　 这顿饭是我们家一年当中最为丰盛的一餐，是我和二哥企盼过年的重要原因之一。父亲这一天可以尽情畅饮他的美酒，不会被母亲责备。
　　 我吃过饭去和邻居家三姐玩。邻居大叔问我父亲给我多少压岁钱，我告诉大叔我们家的孩子从来没有过压岁钱。“那怎么行，小晓平时勤快又懂事，又是最小的，怎么可以没有压岁钱，来大叔给你两毛钱。”
　　 母亲平时教育我们不可以随便要别的东西，所以我是不肯收下的。大叔看透我的心思，知道平时父母约束我们。趁酒兴去了我家和父亲理论起来。“大哥，必须得给老姑娘压岁钱。这孩子勤快孝顺懂事，就是作为奖励也得给点儿。过年了，让孩子高兴一下，孩子明白表现会更好。孩子懂事，我给的她又不肯要，大哥，行不行？”父亲笑着应“行，行！”他们的脸上都泛着红晕。
　　 因此我破天荒地得到了两毛钱的压岁钱。这两毛钱绿色的纸币至今仍夹在我的日记本里，每每翻看心里甚暖。母亲和姐姐准备除夕的饺子，我准备钢镚，糖块和葱段。大哥哥和他的伙伴在北炕玩起了“三打一”，二哥和他的伙伴在角落里玩“猪蹄”游戏。（用纸折叠，四角八方，写着一些话或谜语）
　　 电视机那时还没有问世。我们家有一台收音机，播放歌曲，京剧，相声，还有几个频段的评书，成了我们除夕守岁的强大支柱。
　　 子时近了，姐姐在灶膛架上柴火烧水准备煮饺子。二哥乐了，他武装上阵。戴上狗皮帽子，点燃一只黄香，去院子里放他的鞭炮。邻家也开始放烟花，夜空里不再寂静。我再也顾不上父母的阻拦，跑出屋子，站在窗户下，捂住耳朵，看夜空里五颜六色璀璨夺目的烟火，心也跟着兴奋到了极点。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气味儿，炮竹声此起彼伏，烟火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醉人夜空，醉了乡村，醉了整个冬季，更醉了人心。
　　 姐姐几次呼唤，小手小脸冻得通红冰凉的我仍不肯回屋。到底还是姐姐出来硬把我抱回屋里吃饺子。
　　 我吃的第二个饺子就是包了糖果的。大哥说小妹平时嘴就甜，吃到糖是必然的。我心里却盼望吃到那个包钢镚的，因为大家都说那才是福气，预示着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结果被二哥吃去了。
　　 吃过饺子，困意来袭，两眼皮打架，一觉睡到大天亮。噼里啪啦的鞭炮震耳欲聋，我懒懒的，不愿起来。二哥凑到耳边“小妹快点起来，来大秧歌了，还有旱船。吃完饭，二哥带你去看。”这无疑又是一支兴奋剂。好不热闹的秧歌。彩衣彩冠，彩扇彩绸，浩浩荡荡，冬日白雪映衬，格外鲜艳华美。
　　 穿花儿，卷白菜心儿的秧歌阵，还有旱船和高跷。鼓儿，挠儿，喇叭点儿，彩扇彩绸飞舞……还有一个“老奶奶”身穿带大襟的黑大绒的袄，两耳挂着红辣椒，故意走出罗圈腿，时不时地来段莲花落，引得人们叫好与大笑。
　　 我与二哥随着大秧歌队伍一家家地走，不顾雪浸湿了母亲做的新棉鞋，不顾寒风吹透了棉袄，不顾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直至姐姐来寻找我们回家吃晚饭。
　　 时光流逝，童年往事如那些老电影都成了记忆。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现在的孩子大概难以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几乎不用钱，怎么也会得到快乐与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都是父母带领我们靠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从大自然里摄取。
　　 父母没有文化，却教会了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我永远感恩我的父母，他们平凡，但一样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