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姜
　　 每年初春，母亲总要在自家菜地的边角地带埋下一些身穿泥衣、老态龙钟的生姜瓣儿。除了松土，和后来伺弄菜地时顺手拔除一下长势凶猛的杂草，身处菜地边角的生姜们被埋下以后，便落入了被母亲冷落的命运。即便是除草，不久后，也因为齐心协力的姜苗们更迅猛的生长，被母亲草草地敷衍甚至忽略了。与身处菜地中心的萝卜白菜比起来，姜苗们显然并不在意自己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它们争先恐后地往上窜，像是在比赛着，看谁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光照，沐浴到更多的雨水。而在它们脚下的泥土里，一块块新生的生姜已悄然长成。
　　 偶尔，在给萝卜白菜们施肥时，母亲会顺便拿一些给姜们，作为对它们良好长势的鼓励和奖赏。微风拂过，姜苗们便摇曳着绿油油的身资，将尚未风干的露珠撒在母亲平静的脸上，这时，母亲会直起腰身，抬起早已酸涩的手臂，若无其事地揩拭一下自己的脸庞，然后又伏下身去，继续伺弄萝卜白菜们去了。对于姜们，母亲从来就很放心；母亲不知道，那其实是姜苗们想对她表示一下亲昵呢。
　　 冬吃萝卜夏吃姜。入夏以后，母亲便会时不时去菜地里转上一圈，除了照例去伺弄一下那些让她挂心的萝卜白菜，回来的时候，母亲手里便拿着几块沾满新鲜泥土的嫩姜瓣。母亲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块块小小的片儿，拌上盐巴和自家的辣椒酱，放上餐桌，那个季节的饭菜便随之充满了辣乎乎的新鲜味道。我三两下吃完饭准备溜下餐桌，母亲叫住我：别忙！随后母亲就会盛一碗她刚刚放了姜末的菜汤，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喝下去。母亲眼巴巴的神情，让我想到她哄我吃“粽子糖”（裹了糖衣的驱虫药，形似粽子）时的样子。
　　 后来学了医，我才知道，母亲那时候是真把碗里的姜汤当成了药的。只不过，就像喂我“粽子糖”时一样，母亲只知道生姜也是药，却不敢明确告诉我。良药苦口，母亲一定是担心一向玩劣的我洞穿了她的“把戏”吧。而在城市的菜市里，四季都有新鲜的生姜上市，不用说，那是众多大棚蔬菜中的一种。外表和母亲栽种的没有两样。有几次，我抗不过自己越来越馋的嘴，买了一些回来，学着母亲当年的方法吃了下去，却怎么也没了当年满嘴辣乎乎的味儿。
　　 母亲一生没识几个大字，母亲不知道她年年栽种的生姜，早在几百年前就躺进了厚厚的《本草纲目》。那是一本为后世的习医者奉为经典的必备书。而一本医学院校通用的《中药学》里这样写道：“‘生姜’为姜科草本植物姜的块茎……秋冬二季采挖。切片生用、煨用或捣汁用。”
　　 母亲如今依然健在，每年初春，依然要在自家菜地的边角地带埋下些老态龙钟的姜瓣儿——以前是喂养我们，现在又加上几个孙子孙女了。
　　 母亲不知道，因为生姜，她一不小心便和“经典”扯上了关系。
　　
　　 二、鱼腥草
　　 据说，现在的浙江绍兴地区，春秋时期是越国的地界。当年越王勾践做了吴王夫差的俘虏，勾践忍辱负重假意百般讨好夫差，方被放回越国。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发誓一定要使越国强大起来。传说勾践回国的第一年，越国碰上了罕见的荒年，百姓无粮可吃。为了和国人共渡难关，勾践亲自翻山越岭寻找可以食用的野菜。在三次亲尝野菜中毒后，勾践终于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野菜。这种野菜生长能力特别强，总是割了又长，生生不息。于是，越国上下竟然靠着这小小的野菜渡过了难关。而当时挽救越国民众的那种野菜，因为有鱼腥味，便被勾践命名为鱼腥草。
　　 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个“据说”的真实性。就像一个我们熟悉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熟悉。
　　 在乡村，鱼腥草有另外两个更加亲切更加普通的名字：侧耳根、猪鼻孔。不知道，我的乡亲所以用人耳和猪鼻为鱼腥草命名，是否也是因了它特有的鱼腥味儿。
　　 我没特别注意过猪鼻孔最初长成时的样子。当春风渐渐变暖的时候，它们便顶着心形的暗绿或暗棕色的叶片，一株株，漫山遍野地疯长起来。这时候，就有伙伴提议：走，掏猪鼻孔去。一拨人于是背着小背篓，手拿镰刀出发了。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背篓就都满满的，一背的腥香味儿。
　　 那些猪鼻孔，一小部分被母亲留了下来，其余的大部分则被洗净，然后几根几根的扎在一起，一小捆一小捆的，送进城里。晚上，便有几个香甜的水果糖躺在我们的手掌心。我爱吃母亲凉拌的猪鼻孔，但我更爱水果糖。于是，第二天伙伴们又都不约而同地掏猪鼻孔去了。房前屋后的那些田边地头、那些荒山荒坡也便成了我和我的伙伴们最初最美的乐园。而那漫山遍野四处疯长的猪鼻孔，似乎永远也掏不完，一如“据说”的那样，生生不息。
　　 我儿时的夏天，也便这样不知不觉地在猪鼻孔的腥香味和水果糖香甜里度过去了。
　　 现在，我清楚地知道了那些被扎成小捆的猪鼻孔的去处——要不就是城里人的餐桌，要不就是中药材收购站——那些被我和伙伴们从山野里挖起的猪鼻孔，经过另外一些人的挑拣，或者成为城里人的美味佳肴，或者被晾干，住进中药房某个带把的抽屉里，或者在一些化学物质的作用下，变成液体或者药片：鱼腥草注射液、复方鱼腥草片……
　　 名字还是那名字，却没见了暗绿或暗棕色的心形叶片，没有了浓烈的腥香味儿，这时的鱼腥草，当然已不再是我认识的猪鼻孔了。
　　
　　 三、天麻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挖天麻时的情景。具体的时间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是个阴天，同去的是隔壁的王本分。我们一起走了很远的路，开始是大路，然后是羊肠小道，接着是杂草丛生的荒坡，最后便是阴森幽暗的大森林了。王本分说，“开始吧。”我不解：怎么开始？王本分指着一根高大得望不到顶的大树，说：“你从那里，我从这里。”我不同意，说：“我们一路来一路走，等一下还要一路回，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呢。”王本分就无奈地摇摇头，转身没入阴森可怖的林子里去了。我一下慌了神，赶紧沿着他刚刚踩出的路跟上去——我不是担心王本分撇下我，我是担心我把自己搞丢了。
　　 幸好，王本分会不时停下来，匍匐在地，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也是走累了，停下来等我。待我走拢时，却见他手拿一块土豆样的东西，上面连着一根猩红的杆儿，活像涂满了红墨水或者鲜血淋漓的手指。王本分举着它，嘿嘿地笑了起来。我从没见过王本分那样舒心地笑过，见到他那样的笑，我突然就觉得自己已不再那么害怕了。但我依然不敢自己单独走另外一条路，依然担心把自己搞丢了。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傍晚回家时，王本分挎着鼓鼓的背包，一脸灿烂；而我，除了出发时带去的锄头，便是空空如也的背包，俨然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溃败而归的士兵。还有就是，从此我知道，可以蒸熟后用来治疗爷爷头晕病的天麻，原来有一根猩红的杆儿；更奇怪的是，大山里所有的植物都有叶，都要开花结果，为什么惟独天麻身上没见哪怕是一片叶子呢？
　　 这个问题在后来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困扰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打开《中药学》课本时，我才得以明白。原来“天麻为无根、无叶绿素的兰科寄生草本植物，不能自养生活，必须依靠密环菌菌丝取得营养，生长发育……”那时，我已离开老家在外求学。在那之前，王本分没能和我一样，跳过横跨在“农门”之上的独木桥，作为我最要好的同学和伙伴，多年前我们没能分开走的路，那一刻，被命运之手轻轻一挥，便陡然分开了。
　　 王本分后来就早早地结了婚，接着又有了孩子。后来，有一天他开着自家的大货车栽着妻子和孩子回老家看望他的父母，半路上，他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大货车一起，猛一下，飞下了一处很高的悬崖……
　　 我清楚这和天麻无关。但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王本分手举天麻，满脸微笑的样子，想起那猩红的活像鲜血淋漓的手指头的天麻杆儿……
　　
　　 四、五倍子
　　 作为一种乡野里四处生长的普通树种，五倍子被我的乡亲们记挂，是近些年才有的事。我这样说是有确切依据的，这依据，便是王幺爸家那块种满了五倍子树的自留地。
　　 王幺爸就是王本分的爹。在溪头沟，他们父子俩的名字，就像他们家那块自留地里的那些五倍子树一样，家喻户晓。最初的起因便是王本分。王本分是家里的独苗，被王幺爸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王幺爸多次宣称，只要王本分有出息，他拼了老命也要供他。可惜王本分似乎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小学他高我三个年级，后来连降两级，只比我早一年考进初中，后来我因病休了一年学，等我继续读到初三时，我们成了同班同学（王本分第二次复读，插在我所在的那个班）。而他的两个姐姐却小学没毕业就被迫辍学，在家务农了。说是被迫，其实就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无法同时供养三个学生。让人揪心的是王幺爷，生病在床，就那么活生生的，痛没了。原因当然也是因为，除了供王本分读书，王幺爸再没多余的钱做其他的事情了。后来王本分就到市区做了个倒插门的女婿，代价就是王幺爸卖掉那几间“五柱四”的老房子换来的一栋水泥平房，地点自然是在上百公里的市区。而王幺爸自己却住在老地基上新盖的几间茅草屋里。
　　 王幺爸的这些做法和王本分的“没出息”，一直是溪头沟里最热的话题之一。
　　 后来就有贩子到溪头沟收购五倍子。有人说，那贩子是王本分老婆的远房亲戚，到底是不是，却没人去过问。乡亲们在意的，是五倍子的价钱，和上山转一转回来的收成；暗地里，人们也在惊奇，一种四处生长的普通树种结出的“果子”居然可以换钱。
　　 王幺爸倒是一如既往地少言语，只是起早贪黑，每天一个人默默地上山打五倍子。就连他把自家那块自留地里的蔬菜和庄稼全部铲除，然后清一色地种上五倍子树，也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乡亲们恍然间发现的时候，他也不嘀声，就那么一声不响地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五倍子打完了，就伺弄那些五倍子树。那热情，比起当初伺弄庄稼来，有过之无不及。
　　 王幺爸的那块自留地就在进城的路边，一大片庄稼地中间。那次我回去的时候恰巧碰到王幺爸在为那些五倍子树除草。正是夏天，五倍子树浓密的枝叶几乎盖住了它们脚下的土地，也盖住了王幺爸瘦小的身影。我叫了他好几声，他才扬起头，冲我似是而非地笑了一下。他黑黝黝的挂满汗珠的脸颊，因他的笑，变形得有些夸张，像是无意间被我洞悉了他不愿人知的秘密似的。很快我就知道，王幺爸精心管护的那些五倍子树，在被王幺爸移植过来以后，年年都长满新绿，就是一直没挂过“果”。
　　 王本分出事的消息是我那次回去不久以后传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我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王幺爸变形得有些夸张的脸，和那片茂密的五倍子树林。从此，它们便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枝繁叶茂。
　　 后来，就时常听到人们议论起王幺爸家那块自留地，和那些从未挂过果的五倍子树。议论之余，人们总免不了感叹：“要发迹，五倍子啊。”感叹声里，满是无奈，和切生生的痛，仿佛王本分也是他们家的孩子，仿佛王幺爸家发生的一切就都发生在自家身上似的。
　　 自然，这“五倍子”和作为中药、用以疗疾的五倍子，压根就不是一码子事情。
　　
　　 五、黄柏
　　 对于黄柏，《中药学》课本里是这样写的：
　　 “为芸香科乔木辟或黄皮树除去栓皮的树皮……生用、炒焦用或盐水炙后用……性味苦、寒。归肝、胆、大肠、胃、肾、膀胱经。应用于黄疸、痢疾、带下、淋证、湿疹等多种湿热病证……”
　　 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而我认识黄柏树则是在很早以前,和父亲有关——
　　 父亲栽下它们的时候，还是些弱不禁风的幼苗。没过两年，它们就和那些竹子一起，长成一大片浓荫如盖的林子了。远远望去，像一张绿油油的地毯，在老屋后面那片长长的斜坡上，纵横起伏。几阵秋风过后，枝头上那些细碎的叶片便纷纷坠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和胖乎乎的枝杆，直直地挺立在那些依然故我地浓绿着的竹丛中间，这时候，那张绿地毯就变得斑斓夺目起来了。
　　 父亲似乎一点也不挂心林子的变化。父亲是个农民，父亲要耕地、要种田、要伺候圈里的牲口，还要心焦我们的吃穿和我们的学业，却从未想过用它们来养眼。父亲栽种它们，为的就是有一天用来换钱。父亲知道，那些被称作黄柏的树，树皮剥下来可以入药，因此才可以换钱，因此父亲才栽下它们。从小，父亲就教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父亲栽下它们之后，就“一心一意”地干他的农活去了。父亲更知道，只要将它们植入泥土，它们就会独自成长，就像更早些时候种下的那些竹子，就像山野里那些独自生长独自开花结果的杂草树木。
　　 大约是在它们第八或第九番转绿的时候，村里飘起了“收黄柏！”的吆喝声。那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穿过溪头沟的坡坡坎坎，也穿透了父亲和乡人们的胸膛，在溪头沟上空风一样飘荡。看着乡亲们一个个手拿斧头镰刀，兴冲冲地走出家门，而后怀揣钞票笑逐颜开地回家，父亲心里七上八下的，却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这叫我不解，父亲栽下它们，为的不就是今天吗？难道父亲有更好的去处安妥那些树？我不知道，也没敢问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