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的时候，我刚刚过完自己九岁的生日。
　　 在葬礼那天，父亲领着十七岁的哥哥和我跪在母亲的墓前，飞舞的纸钱在火焰中化为缕缕青烟被寒风吹散在空中。
　　 记忆中母亲生前是很爱我们兄弟两人的。那一年家乡闹饥荒，所有人都活在温饱线之下，父亲为了维持生计外出打工。不知母亲从哪里搞来了一小袋白面，就着野菜在锅中熬啊熬，不一会儿一碗香喷喷的面嘎达汤端到我们兄弟面前。
　　 饿啊，接过嘎达汤我们两个人狼吞虎咽，很快碗已见底，母亲看到我们喝的这么香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然后默默回到了厨房。
　　 后来哥哥对我说，那天他发现母亲蹲在灶台边啃着又冷又硬的半个苞米面饼，那一小袋白面是母亲给别人家没日没夜在田地里割豆子换来的。
　　 天空中纷纷扬扬洒落着雪花，哥哥跪在墓前不停地哭，泪水掉了一地凝结成冰，我跪在哥哥旁边也大声地哭。
　　 哥哥扭过头哽咽着对我讲：弟弟，咱没妈了。
　　 我没有妈妈了
　　 两年后，父亲把一个陌生女人带回了家。
　　 我们都管她叫辛姨，从来没有叫过妈。
　　 辛姨总是很勤劳，父亲出门干活，她留在家里收拾猪圈，洗衣做饭。自从她来，母亲去世后总是阴着脸的父亲也挂上了笑容，他时常在我们面前夸赞辛姨，可是哥哥不喜欢她，还时不时给辛姨一个下马威。
　　 但是辛姨从不生气，脸上总是保持着慈祥的笑容。
　　 哥哥越发讨厌她，也告诫我远离她，因为她不是我们的妈妈。
　　 我听从哥哥的话，一直疏远她。
　　 后来哥哥辍学回家，不甘呆在农村的他偷走了父亲攒下的几千元外出闯荡，父亲知道后破口大骂，辛姨在一旁安抚父亲不要生气，娃大了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几年的时间里，哥哥一直杳无音讯。
　　 每到春节，手巧的辛姨总是会坐在热乎乎的炕头缝三双鞋垫，上面绣着精致的花纹，有一双是留给哥哥的。
　　 我突然意识到，她和父亲在一起那么多年，从未再要一个孩子。
　　 后来从县里传来一个噩耗，哥哥因为与别人合伙抢劫杀人被捕。听到这个消息时父亲瘫坐在地，一时说不出话。
　　 在法院审判那天，父亲和我坐在观众席上看见了哥哥，几年没见，哥哥又黑又瘦，双手戴着手铐站在法庭中间，审判长站在台上宣判。
　　 哥哥被判处无期徒刑。
　　 父亲望着哥哥远去的背影哭了。
　　 回到家里父亲因为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在一天夜晚，父亲被推进了医院的急救室，我和辛姨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
　　 急救室的绿灯亮了，大夫从里面走出来，摇了摇头。
　　 我和辛姨都哭了。
　　 在病房里，我看见了弥留之际的父亲，他吃力地向我招了招手，我附耳静听。
　　 “老二，我走后……辛姨……就是你的妈妈……你以后……要好好听她的话，记住了吗？”我强忍住自己的泪水趴在父亲的身旁使劲点头。
　　 “玲儿，玲儿。”父亲凝视着天花板一直呼喊着母亲的小名，“玲儿，对不起……我没能……看管好……我们的娃……”
　　 深夜，父亲永久的闭上了眼睛。
　　 “妈。”我轻轻地叫着站在病房门口的辛姨。她听到后先是一惊，短暂的几秒后她激动的哭了，紧紧地将我搂入怀中。
　　 “妈，咱回家吧。”
　　 辛姨成为了我唯一的依靠。
　　 父亲走后，原本不富裕的家显得更加窘迫，辛姨开始和男人一样外出打工，下矿井，搬砖头，劳累了一天后回到家里还要忙着洗衣做饭，收拾家务。村里人闲时聚在一起谈论辛姨时都会竖起大拇哥：这女人真能干。
　　 当然也少不了有人劝她再嫁，但她总是会摇摇头说：我嫁了，孩子怎么办？
　　 我将这一切都告诉正在服刑的哥哥时，他总会静静地听着。
　　 我很恐惧过年，每到除夕夜别人家阖家团圆，我和辛姨就两个人围坐在桌旁，诺大的屋子里显得冷冷清清，这时辛姨总是会喝很多酒，白酒。
　　 我也想喝，她不允许。
　　 第二天大年初一，辛姨拎着一盒热气腾腾的饺子坐几个小时的班车给哥哥送去，那是他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馅。
　　 每一年都是如此。
　　 转眼间高考结束，当我拿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她眼前时，她眼前一亮，像得到了宝贝似得跑到村子里挨家挨户的通知：快看快看，我儿子考上北京大学啦！
　　 去大学报到那天辛姨在火车站塞给我一沓皱皱巴巴的钞票，整整四千块钱。“二啊，先拿着这些钱，等不够了再管妈要，放假就不用回来了，大老远的不方便。你哥那里不用担心，有我呢。”我接过这些钱，热泪盈眶。
　　 我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每个月初辛姨总会很准时的把钱打来，直到大三那年的一天，她没有汇款。当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村主任打来的：“娃，你快回家看看吧，你妈病了。”
　　 我坐在回家的火车上坐立不安，村主任说自从我走后家里开始年年闹水灾，粮食都快绝了产，辛姨急得冒着大雨跪在水里抢割粮食，这两年膝盖疼得厉害，今天去信用社的路上昏倒了……
　　 回到家中，我看见了正坐在炕上编制箩筐的辛姨，她戴着老花镜，桌子上堆满了大片的止疼药。
　　 辛姨一脸惊愕的看着我，“你咋回来了。”
　　 我说我不念大学了，辛姨拿起箩筐便撇向我，“你个兔崽子，赶紧给我回去上学。”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的县政府里成为一个科员，再后来我娶了妻子，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每到除夕夜，我带着一家人回到辛姨那里过年，辛姨高兴得笑不拢嘴。在饭桌上，吃饺子的时候她总是嘀咕，要是哥哥也在就好了。
　　 辛姨每一年都去看他，可是哥哥还是只叫她一声姨。
　　 当妻子打电话叫我赶到医院时，辛姨身上插满了管子。
　　 我坐在她的床前轻轻抚摩着她的头发。她老了，手上满是粗糙的老茧，青丝变成了满头的银发，岁月的沧桑夺走了她年轻时的模样。我握紧她的手轻轻叫了声妈。她缓缓地睁开双眼。
　　 “二啊，你来啦。”
　　 “嗯，我来了，妈。”
　　 她试图起身坐在床上，我慢慢扶起她。
　　 “二啊，我听狱里的领导说你哥哥表现很好，再有两年就可以刑满释放了。在家的炕洞里有一个存折，等他出来让他娶媳妇用。我这一生也算对得起你爸爸了。”辛姨开始咳嗽起来。
　　 “我只是遗憾，你哥哥从没叫过我一声妈。”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辛姨离开了。
　　 两年后在监狱的大门前，我接回了哥哥。在我们从小生活的家中，我从炕洞里取出沾着灰尘的存折递给他。哥哥捧着鲜红的存折，伴着泪水跪在了地上。
　　 在辛姨的墓前，哥哥跪倒在地。飞舞的纸钱依旧在火焰中化为缕缕青烟被寒风吹散在空中。
　　 哥哥哽咽着说，“妈，我来看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