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个世纪物质极其匮乏的六十年代，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缺衣少食是那个年代大家共同的记忆。童年的小伙伴中，有因吃了有毒的蘑菇而夭折的，有上山采野果而被毒蛇咬死的，还有一个是下水塘去摸田螺而溺死的。他们的父母呼天抢地地哀嚎。每当村子里传来凄惨的哭声时，母亲都会紧紧地把我们抱在怀里，全身颤抖。那时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常年不在家，母亲生怕我们七姊妹有什么闪失，总是不准我们到外面疯跑。我们表面上对母亲的话唯唯诺诺，背着母亲仍然我行我素，被发现了没少挨打。
　　 但有些事母亲叫我们去做，那是必须要去做的，比如到地里去“倒红薯”、“倒花生”、到晒谷场上“倒豆子”“倒禾线”。“倒”在家乡的方言中大概就是“捡漏儿”的意思吧。生产队挖了红薯，扯了花生，地里有些小个的没收拾干净，孩子们去收拾回来，就归自家的了。一大早，各家都会打发孩子到头天下午刚挖了红薯或扯了花生的那块地里去翻一下。半大的孩子扛着锄头，挽着篮子，到了地里，一字儿排开，各翻各的那一畦，谁也不能越界。有时会碰到刚巧被翻过的土埋住了苗而没被挖走的一蔸，小心翼翼地从四周松开土，一锄下去，会滚出大大小小的两三个红薯或十几颗花生，举在手里，得胜般地大叫“大王！”其余的孩子飞奔过来，看看，啧啧嘴，希望自己也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太阳升起一人来高和时候，要上学了，小伙伴相约明天早上到哪里去“倒”，谁也不能去得太早了，然后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吃饭、上学。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妈妈说我“经不得劳”，总是被安排在家里带弟弟妹妹或是做些诸如扫地、煮饭之类的“轻巧事”，对兄弟姐妹绘声绘色说到的种种收获的喜悦，心生无限向往。但到晒谷场上“倒豆子”、“倒禾线”的事我却没少干。生产队打完禾穗，就把谷粒挑到晒谷场晒，谷粒晒到半干的时候就会用筛子筛一下，剩在筛子里的就是稻草和脱粒没脱干净的半截子稻穗。晒谷的社员会用一个石碾子碾一下，再过一次筛，然后那些稻草就会被挑去池塘喂鱼。我们一些个十岁以下（满了十岁的就可以到生产队出工挣工分了）的小孩子就会趁着稻草还堆在晒谷场的空档，从家里拿个布袋子，带上弟弟妹妹到晒谷场去“倒禾线”，把那些半截或是几粒的谷子捋下来，拿回家去，晒晒，脱了谷壳，就是上好的粮食呢。有时一个下午就可以“倒”得到两三斤，一个“双抢”期间有些家可以收获一箩筐的谷子，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倒豆子”也差不多。我们那个地方临近城镇，地少人口多，粮食总是不够吃。生产队收完豆子后，也是在晒场上晒的，豆秸里总会有少量的瘪豆子。生产队会把这些豆秸按人口分到各家作柴禾烧的。我们就趁夜晚分豆秸之前到晒谷场上去“倒豆子”。有时会收获一捧两捧，母亲就会把这豆子连夜炒了，分给我们作零嘴。我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剩下的放到一个竹筒里收起来，第二天带到学校，大多进了弟弟的嘴巴。有时运气好，收获得多一点，母亲就会晒干收藏起来，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给我们做一锅豆腐吃。分到家里的豆秸，母亲也不会轻易放过，总是叫我们把那些看起来饱满些的捏一捏，有时也能捏出一些豆子来——这是额外的收获，母亲总是及时地炒好奖赏给我们，以调动我们捏豆秸的积极性，因为晒干的豆秸很硬，捏起来手很疼。
　　 我家住湘南丘陵，平时很少种小麦之类的作物。有一年生产队搞试验田，种了一片小麦，收割的时候，大家都去看热闹。我带着弟弟也到了田边，看到打稻机旁边有几穗麦穗，就下田里去捡了起来。听母亲说我小时候嘴巴特别甜，谁见了都喜欢逗一下。我对抱麦穗的叔叔笑笑，那个叔叔有时就故意落下几穗让我捡。那天看热闹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下田去捡麦穗，收获颇丰。我把沉甸甸的麦穗扛在肩上，牵了弟弟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一个得胜回朝的将军。
　　 回到家，母亲赶紧把麦穗揉出麦子来，足足有两大升呢！晒好，收进坛子里的时候告诉我们，等端午节做包子给我们吃。包子！能吃上一个包子，在我们那个年代真是件奢侈的事情。上学的路上，我们要经过街道上唯一的那一家国营饮食店，每次都不敢抬头往店里瞧，生怕看到那热气腾腾的又白又大的包子时会迈不开脚步，母亲告诉我们说，不看，就不会想，不想，就不会馋。但那甜甜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一直钻到心里去呢。可是，袋子里既没有钱，更没有粮票，每次都是咽咽口水匆匆走过去。那个时候到饮食店吃什么东西都是要粮票的。我们家只有父亲有粮票，但父亲远在柳州，他省下的那些广西粮票要换成全国粮票，拿回到家里才可以用掉的。父亲个子高大，干的又是力气活，饭量大，一年拿回家的十斤八斤粮票都是勒紧了裤头带才省下来的。那年过年回家带了五斤粮票在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在火车上给人扒走了，气得母亲好几天吃不下饭。
　　 离端午还有一段时间，弟弟妹妹总是问母亲“还有几天？”母亲每次都答道“快了。”
　　 终于盼到了端午那一天。一大早，母亲就磨好了麦子，用一个脸盆装了，上面盖块布，端着面粉，到街上的二奶奶家去。住在街上的二奶奶是在国营饮食店里上班的，又白又胖，就像她刚做出来的大包子。母亲说二奶奶家里有蒸笼，会做包子，今天要她帮我们做一屉包子。一个上午有多久，我记不得了，但等母亲端回包子却像是过了一万年。母亲掀开脸盆上的白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满满的一盆包子，还冒着热气呢！甜甜的香香的包子！总共十一个。母亲分给我们每人一个（我们七姊妹，加上父母，还有一个是父亲的奶奶，共十个人），还剩下一个。母亲把那个包子分成四份，给她的两个儿子各一份，说男孩子要长个子，得多吃点；一份给了大姐，说大姐在家做事最多；一份给了我，说大家能吃上包子是我的功劳。长得高高大大的大妹妹吃东西最快，她舔了舔手上的糖汁，连说“好吃！”大姐把她的那一份默默地递给了大妹妹。大妹妹接过去，三口二口就吃了下去，连呼没尝到味道。
　　 这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那些艰苦的岁月却时时在我的记忆中闪现。长大后，我的兄弟姐妹个个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偶尔回忆起那次吃包子的事来，大家都笑得满眼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