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老屋是1966年大地震后政府盖的“新农村”房屋（与现在新农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现在，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已经转让给东邻居家开了一个服装店。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也同许许多多人一样，住进了向往已久的楼房。可每当面对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割断人们情感生活的狭小的空间里，以及每天出门面对的是一些熟悉却又陌生的没有表情的脸，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想起儿时老屋生活的点点滴滴，心中更是五味杂陈。
　　 老屋是三间卧砖房，是按照村里的统一规划建造的。墙头则是用乡间打的土坯和泥垒起来的，门口则是土坯单墙上蓝砖垛起的圆拱。虽说是土坯墙，但是，由于乡下汉子干活实诚，打得土坯就像他们的身板那样结实，即使失手落在地上都不会摔碎，所以，还是很结实的，可以耐住狂风暴雨的长期侵袭。直到现在，有一些村庄的犄角旮旯还残存着这种墙体，仿佛见证着当年的岁月。大门口的对过，多是茅厕加粪坑加猪圈的三位一体的建筑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相当普遍，既可以养猪，又可以积肥，还可以利用猪的踩踏增快沤粪的速度，提高肥效。我家是从不养猪的，因此沤粪的速度自然比别人家慢得多。别人家往往去地里拉些带草皮的土回来，逐层放进粪坑里，通过猪的踩踏，十来天便可挖出一大坑粪，然后拉到房后等生产队里丈量计工分，而我家一年仅仅出三四坑粪，只是由于慢工细活，粪肥的成色到质量，都普遍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每坑粪计的工分自然要比别人家的多许多。
　　 那时我们居住的房屋屋顶是麦秸泥掺上少许的白灰铺就的，因此每当下大雨，房屋漏雨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每当大雨过后,各家各户的房顶上都会传来清脆的，此起彼伏的棒槌敲打屋顶的声音，应和着田野里响亮的蛙鸣声，谱写成一曲生动的田园交响乐。秋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顶上晒山药干，则更是乡村一道奇特的景色。那时在生产队，分的粮食很少，山药则是村民们度过那艰难岁月的可靠保障。因为山药产量高，且易管理，储存和食用都很方便，因此能顶我们大半年的口粮。山药分春播山药和夏播山药，夏播山药是在麦收后插秧，其特点是生长期短，个头小，大都储存在各家的山药窖里的沙土层过冬。储存得好的话，一直能到来年二月份（阴历）。而春播山药则不同，它的个头比夏播山药大得多，甚至一个就有好几斤重，可储存起来就不是太容易了，存放不久表面就会有黑色的斑丁。因此收了春播山药后，除了留少许现吃外，剩下的绝大多数则被一种乡下人称作插床的工具削成山药片，然后提到屋顶或村外开阔地去晾晒。每当这个时节来临的时候，站在屋顶望去，家家户户，村里村外，摆满了白花花的山药片子。山药片经不断翻过、晾晒后，便自然卷起，堆起来“哗哗”作响。各家把晒好的山药干用麻袋装起来，磨成面，掺在棒子面或高粱面里面蒸窝窝，甜滋滋的，比起纯棒子或高粱窝头好吃得多。晒山药干最怕的就是赶上下雨天，下雨时间越长，山药干的成色越差。遇到连阴雨，山药干就会发霉变黑，只能卖给小贩，据说是造酒所用。
　　 到了冬天，每家的垒就的锅台和盘的土炕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们和烟囱是连在一起的，排烟的同时，柴火多余的热量便会留下来，因此，每到冬天，各家各户的土炕都是热的。那时的冬天特别冷，煤炭的供应量极少，拳头大的炉口只有数九寒天才肯把炉膛捅开烧上一阵子。而由于土炕的散热面积大，因此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燃煤不足的弊端，寒冷的冬天，屋子里也荡漾着许多暖意。记得我家的锅台上除了做饭用的大锅之外，还有一个二锅头，二锅是个小锅，里的水经常是热的，除了冷天洗脸洗菜之外，平时做饭还可以节省柴禾。后来，我家还“与时俱进”地请以一顿肉捞面的代价请了本村的哑巴把式盘了个“地牛”，主要烧些怏柴禾（指的是植物的枝叶之类，相对于花柴、树根等硬柴而言），既方便实惠，节约了大量硬柴，炕烧得也比原先暖和得多。
　　 那时还根本没有自来水，挑水要到村东的大坑里去挑。清晨是人们挑水最集中的时候，因为这时的水最清。他们在一处深水区旁边开一个小小的码头，挑水的人站在上面，熟练地将一只桶头朝下扣入水中，只听“咚”的一声，空桶便没入水中，然后臂弯用力一拉，将满满一桶水拉到身后放平，再用同样的方法打满第二桶，因为有前一桶的拉力，只需借力轻轻一提，一挑水便轻轻落在肩上。随着扁担有节奏的上下颤动，他们哼着小曲，迈着大步去轻松地走着。偶尔几颗水珠从桶里溅出，于是在路中央便形成了一条窄窄的湿漉漉的通道。一时间，扁担的吱吱声和着人们的小曲，应者乡村的鸡鸣狗叫，在清晨的空气中荡漾开来，谱成一首和谐的乡村交响乐。待到太阳一出，水缸挑满，交响乐戛然而止，该吃早饭了。开始的时候，我挑水有些吃力，只挑半桶，走路还依里歪斜，踉踉跄跄，肩膀搁得生疼；到后来，就驾轻就熟了，挑整桶水也能健步如飞。水是有灵性的，正是因为吃着同一口“大锅”里的水长大的，那时的乡亲，至今想起来，还是那样亲！
　　 我家房后就是大街，每当饭点时间，左邻右舍便会端着粗瓷大碗，里面盛着简单的饭食，手里抓个窝窝头，走出家门，聚拢在十字街口。他们有蹲着的，不时变换着姿势，有拿一小凳坐下的，也有脱下一只鞋坐在屁股底下的，更有用嘴使劲吹一口地下便自欺欺人地席地而坐的。人们海阔天空地神侃一番。长的短的，荤的素的，有的没得，反正骂死人不偿命，吹牛也不上税。没人计较你的出言不逊，也没人为闲言碎语真实性买单，人们聚在一起，图得就是一个热闹，一个劳作之余的放松。人们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放肆的大笑，而贫困的生活，沉重的日子，便因了这一阵阵的笑声而变得轻松起来。最遭待见的还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一旦有人做了好吃的，便会时不时施舍给我们一些，因此，只要见到有谁家做了好吃的，即使自家的饭还没做熟，也会拿上个干粮出去凑热闹。说实在的，也就在那时，就从乡亲们的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里，我懂得了最朴素的人情世故，做人的准则，这些准则虽然不及以后课本上教导的那般高尚，而对今后的为人处事而言，却是任何课本上所难以学到的。
　　 母亲时任村里的民办教师，可在家却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心灵手巧，普普通通的饭菜，母亲却做得有滋有味。她还经常用手中的织针为我们编制毛衣、毛袜等等。和村里其他妇女一样，劳作之余，母亲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纺花织布，以维持一家五口的日常穿着和铺盖。至今依然记得破旧的老屋里，昏黄的灯光下，母亲辛劳纺花织布的情景。几根木棒和细线撺起来的一架简陋的纺车，在母亲的驱动下，周而复始地摇转着贫寒的岁月。纺花，右手转动纺轮，带动线锭子转动，左手捏着棉条接向线锭子的线头，棉条上的棉花随着线锭子的快速转动自动加捻成线，缠绕在线锭子上，左手顺势向后拉，纺出的线越来越长，手不断由前向后，由后向前，线丝丝缕缕绵延而出。而母亲原本的一头乌黑的秀发，便随着那缕缕的细线染白了。织布，手脚的配合，双手轮流操作，右手投梭，穿过经线，交给左手，右手拉动钢扣，拍打一次纬线，这时脚踩踏板一次。然后左手把梭子穿过经线交回给右手，左手再拉动钢扣，拍打一次纬线，双手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地投梭拉扣。“咔嚓”，“咔嚓”，枯燥而单调的机杼声伴随了母亲勤劳简朴的一生。织粗了她的双手，织皱了她的额头，织弯了她的脊背。有一个词叫“日月如梭”，形容时间过得像梭子一样飞快，而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梭子织出的日子就像她织的布一样，缓慢而绵长；她的一生，也像她织的布一样，粗糙而厚重。吃着母亲泛着山药叶和芝麻叶菜香的稀饭，穿着她亲手编织的厚实暖和的毛衣毛袜，盖着她一丝一线织出来的粗糙土布做成的被褥，在那个物质极度缺乏，买什么都要凭票的年代，正是靠像她一样千千万万个农村妇女的默默奉献，才使乡村艰难度过了那段岁月里的寒冬和寒冬般的岁月，让我度过了一个踏实而幸福的童年。母亲以她的身体力行，教会了我艰苦朴素，也教会了我吃苦耐劳，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可正因如此，在以后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都会坦然面对。
　　 乡下人的生活，养一些家禽家畜是很自然的，我家也不例外，一年到头毛啊狗啊鸡啊的就没断过。给我留有印象的，是我家养的一只大黑狗，在外面吃了死耗子，窜回家里满院疯跑一阵后，躺在地上抽搐。等我们悲痛地围上去后，大黑狗一丝留恋的目光漂着我们，尾巴无力地摇了几下。再就是我家养的一只白母鸡，炸窝后浑身发烫。为少些麻烦，我们千方百计试图阻止它孵小鸡，用凉水丁它，强行把它赶出鸡窝等等，但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活脱脱孵出一群小鸡崽在院子里活泼地唧唧乱叫。最难忘的，要数我养兔的经历了。起初，我家养了十几只小兔。等小兔长大后，我们的养兔的经验也逐渐增多，加之其他有经验的小伙伴的指导和撺掇，于是打起了让母兔下崽卖钱的主意。我家把其他够预购斤数的兔子卖掉后，只剩下健壮肥大的两只母兔和一只公兔作为种兔进行繁殖。为此，我还在同伴们的指导下，在兔窝的旁边挖了两个地窝，用砖砌好，每个地窝上面盖上两块大方砖，以便随时观察小兔出生后的只数和喂养情况。母兔只要交配得当，一个月便可下一窝；小兔十二、三天睁眼，二十几天便可吃草，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们放学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小兔割草。一放学，我们几个要好的伙伴便会丢下书包，拿起镰刀，背上筐蹦蹦跳跳欢闹着跑向绿色的田野。猪羊草、燕子尾（yǐ）、红眼、曲曲菜等养分大，一掐便会从断裂处冒出一大泡白白的汁液，这些草是小兔们最爱吃的，可谓它们的点心，只可惜不易晒干存放；而腕子草、星星草等虽不是小兔们的最爱，但遍地都是，而且水分小，容易晒干后供存放进东屋草房里供小兔冬天食用。为此，我们总要把一些“好草”积攒起来，放到筐头里，而其他一些“赖草”则打成捆放在筐的上面，然后，吃力地背一大筐草回家，到家后，肩膀头望望硌出一道很红的印痕。喂草的时候，种兔总会亟不可待地把前爪搭在铁丝编就的“窗子”上面，等我把“好草”一根根伸进去，它便从中间咬断，随着三瓣嘴颤巍巍蠕动，那草便缓慢地变短，直到消失，然后，又一颗草随即又从铁丝孔里递进去。等小兔出分后，我便把它们从地窝里掏出了，在院子里放风，于是满院子跑的净是些毛茸茸的或黑或白的小兔子，甚是可爱。等到集日，我便托着它们去集市上卖掉，换回些零用钱，非但解决了我学习上的日常开销，还为家里增加了一些小的收入。记得有一次，在省城工作的父亲探亲回家，手里拿着我买兔得来的十几元钱，笑得合不拢嘴。每次清理兔窝掏出的兔粪，我们总要积攒起来，上到自留地里，因此，我家的两分自留地，庄稼长得格外好。而我们几个养兔的小伙伴，在村子里也因此出了名，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时光易逝，1981年，我考上县重点高中，从此便踏上远离家乡，远离老屋的路途。1984年，考上了邢台师专，老屋便从此遥不可及。回县里参加工作后，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校区上班，之后娶妻生子，在县城盖房，又加之母亲随父亲去省城住闲，我便从此永远告别了老屋。老屋，只作为我原籍的一个标志闲置起来，年复一年，风吹雨淋，屋顶破了个大洞，墙基碱透了气，房体破烂不堪。终于，在我买了楼房之后，为解燃眉之急，把它转让给东邻居家开了一家做衣服的小作坊。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有一次回家从老屋旁浮荡着我儿时生活足迹的胡同经过，作坊里传出了缝纫机纷乱而嘈杂声音。那一声声，仿佛都要把我的心击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