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伊藤郁子，同在如皋人民医院工作了35年。我们都习惯叫她“伊藤”，她是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人。见过伊藤的人都会说她是一个谦恭和善的女性。她个头不高，白里泛红的面容，有一个日本女性共有的乌黑眯缝的笑眼。她那慈祥的目光构成了一个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气质。
　　 伊藤郁子在医疗战线上工作了40多年。刚离休时，她不肯在家闲着，为如城一家合资企业当翻译，并且不要任何酬谢。
　　 多少年来，她回避了许多记者的采访，更不愿让别人在她的历史事实上任意文字加工。因为她和我是同事，相互了解，所以她的过去对我毫不隐瞒：
　　 伊藤郁子，1926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兄妹四人她是老三，从小喜爱游泳。
　　 1945年4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日军进入崩溃阶段，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深感快要灭亡，又开始在日本网罗兵力，将大批男女青年推到中国。她就是其中的一个。
　　 19岁的她，刚刚从日本福冈市红十字护校毕业，厄运当头，她们79名同学一起，在日寇的铁蹄裹挟下来到中国。当时她年轻幼稚，不知道此去的目的是什么？命运将会怎么样？只有一种难舍的离愁和一种初次出国莫名的恐慌。到了中国，她被分配在日军驻中国东北第一陆军野战医院当护士。时隔三个月左右，日军节节败退，上面命令她们全体人员立即撤退，在一片混乱中，日军第一陆军医院院长，用战刀胁迫全体医务人员带着伤病员跳牡丹江自杀。此时她和当时同来的好几个同学以及许多年轻的伤员，一起跳进了滔滔的牡丹江中，宽阔的江面，湍急的江流，吞噬了无数条年轻的生命。正因为她会游泳，凭着一定要活下去的决心和毅力，终于游到了岸边。她艰难地向上爬，爬到了岸上已精疲力竭不能行走，只能向前爬行，到了原来的医院附近，才发现兵败如山倒的日军一个也没有了。此时此刻就剩下她一个日本人。
　　 夜色浓浓，走投无路的她，心在说：往哪儿走呢？回日本，不知怎么走，也不可能。只好慢无目的地往前走，当时她不敢开口问路，害怕语言不通而暴路自己被中国人打死。这个时候，她很恐惧，也很懊恼，在徘徊、也很伤心……鞋掉在江里，光着脚走，从太阳升起走到太阳带走了最后一抹余光，夜幕凉风把她和中国的黑土地捆在一起，来来回回的摇荡。四周一望无际，除了打不破的寂寞外，一无所有。
　　 而且她那个残兵败将的样子，一瘸一跛地走，边走边抹眼泪，还边频频回首望着远远逝去的村庄，咬咬牙踩在弯弯曲曲陌生的小道上。一个19岁的日本姑娘，漂泊在异国他乡，前途难卜呀。
　　 整夜整天赤着脚行走在漆黑的山道上，不知走了多少路，又饥又渴，双脚火辣辣的痛到心上，苦汁浸遍了全身。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她脚下的路越走越宽，在这大苦大悲的路上，竟然走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谁也没有料到，她有多么幸运，走着走着，东方又开始发白了，晨霭里忽然发现眼前有一座绿色的房屋，房子前面飘着一面红色的旗子，当时她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但她猜想一定是中国的军队，也不知是哪种部队，并看到有穿灰色衣服的人在走来走去，后来才知道是八路军的一个救护队。但是她并不害怕，因为她们早就传说中国军人很讲人道，优待俘虏。此时此刻在她的心里有了一丝生的希望。她想去试一试闯一闯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了，果不其然，因为语言不通，她用双手比画着要水喝，谁知，一个当官模样的忙叫几个女兵来照料她，有的拿来热开水，有的给她做吃的，还拿来了衣服、鞋子给她换上。她激动之下跪倒他们面前连声道谢……女兵们立即将她拉起。说句心里话，顿时她既惭愧又感动得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流，此时她心在说：“我们这些日本人，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危害人民？两国人民无仇无怨，中国人这么好，中国的军队没有跑到别国去危害人民，他们多好！”更让她感动的是：中国的女战士，她们把藏在身边没舍得穿的新布鞋，拿出来给我穿。还替她梳洗，特别有两个女战士耐着性子叫她中国话，她非常感激她们，后来她们都成了好朋友。她想，中国军队才是真正讲人道的军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紧锁着眉头的中国人民，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的喜悦，内战的烽火又点燃了。炮声连绵，面对当时中国军队医务人员不足，伊藤郁子要求加入了中国人民的军队。正式穿上了新军装，成为一名新战士，从此，她走上了一个新的人生起跑点，在牡丹江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她说：“如果不是中国军队救了我，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我的人生道路会是怎么样？”
　　 她还感叹地说：“同是黄皮肤，同是黑头发，虽然国籍不同，却都系着同一条根。我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生活中的风霜雨雪，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留下的种种创伤和滔天罪行，内心十分忏悔，然而，我更多的体会是中国人民的宽宏大度，淳朴善良，人与人之间那纯洁的友爱，凡此种种使我特别爱上了中国和眷恋上了这片土地。我想我要很好地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平时我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我知道我工作的职责，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当时许多重伤员要用鲜血来抡救生命，那时我几乎每月都要献一次血，因为我是“０”型血。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通用”。
　　 1950年，她被调到山西康复医院工作，进院不久，医院里从北京转来一位疗养的军人叫宗序定，这位小伙子多才多艺，当时医务人员为了给病人调节病房气氛，常常与病人联欢，伊藤郁子会跳日本舞，每次大家都拉着她跳。宗序定会拉胡琴，常常他拉她跳，这一拉一跳，天宇中荡漾着伴奏与舞姿，浓得化不开的激情，使她们两颗不同国籍的心碰撞了。然而，她们俩的爱情很快传遍了医院每个角落，有人问宗序定，你为什么爱一个日本人？也有人问伊藤，你为什么爱一个中国人？难道你不想回日本吗？她的回答很干脆：“爱情没有国籍呀，反正我已经爱上了中国的国土，更爱中国的人。”也有人劝宗序定：“你可要当心哟！她是一个外国人，说跑就跑，万一跑了，带走了你的感情你上哪儿去找？”他说“你放心，我们俩的爱情象日本的樱蓓那样，已绽出了花瓣。不过有时伊藤故意开玩笑说：“宗序定，我是日本鬼子你怕不怕？”他说：“那么多日本鬼子都被我们消灭了，还在乎你一个小日本鬼子？”“那你娶一个外国人做妻子，就不怕我跑了吗？”“我想你不会跑的，要跑你早就跑了，我们国家的政策你不是不知道，本着人道主义，给机会让你们回去，许多日本人就是不回去，许多日本人像你这样的爱上了中国，不走了。”他边说边笑。现在她更舍不得走了……
　　 1951年伊藤加入了中国国籍，同年她与宗序定结了婚。第二年她们的宝贝女儿出世了。女儿刚满月，收到一封家书，当她接过信，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流，拆开一看，是父亲写来的，几张纸都充满着他对女儿的思念，原来是父亲从报纸上，看到女儿的名字后，知道她还活着，全家人都争着看，把她的名字看了又看：“真是我们家的伊藤郁子吗？”她立即回信，并寄去了全家福，当她母亲接到信后，兴奋得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万万没有想到女儿还活着。鸿雁传书，她们都期待着中日早一天建交，她可以早日和家人团聚。
　　 1954年，伊藤和宗序定转业了，带着女儿来到丈夫宗序定的家乡，江苏如皋。伊藤被分在如皋人民医院外科手术室当护士，宗序定转在商业局工作。他们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谁知在后来的日子里，在中国不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她的一家，受了她的牵连，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当她还没来得及感到恐惧时，狂热的造反派已经将宗序定开除去农村接受劳动监督。理由是：娶了日本人做妻子，他在农村历时八年之久，这还不算，女儿是无辜的，可也没有能逃脱这场厄运，也把她推到农村落户。这样一来，丈夫离开了妻子，幼小的女儿离开了妈妈。一老一小都离开了家，弄得她夫离子散。
　　 八年啊！谁能想象伊藤这寂寞的八年中，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在这段时间里，她变得过早地憔悴，沧桑，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有人说她：“伊藤你真傻！你完全可以过另一种生活，完全可以在优裕生活中度过。”她只说了一句心里话：“我爱中国。”1972年，中日建交后，她的丈夫宗序定恢复了工作。回到了她的身边，女儿也回到她的身边，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这时她申办回国探亲，大海那边有她的老母亲和兄妹。当时许多同事议论她这次回日本不会来中国了，时任医院领导的曹国斌书记问她：“伊藤同志，你这次回日本，还回来吗？”她说：“请领导放心，我爱中国的信念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的根早已移到了中国，中国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怎能不回来呢？”
　　 不过对于一个几十年没有见到自己亲人的伊藤来说，恨不得真想以光的速度回到他们身边。1972年12月，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从上海港到横滨港，行船只需两天，可她这一趟，却走了整整28年。横滨港依稀可见，大小船只停泊在岸边，人群依旧熙熙攘攘，岁月流逝，回忆当年在这里送别自己的父亲，早已溘然长逝。
　　 在港口等候的亲人，早已等不及了，他们乘上快艇直奔她乘坐的客轮，她们一见面都抱头痛哭，面对前来迎接的当地行政官员、记者以及家人，当时她激动得热泪滚滚许久说不出话来，大家相互问长问短，都要她说说别后的经历。她是说了，她诉说了一个女子想家时呼天唤地的恸哭，诉说了在牡丹江的死里逃生，但是诉说这诉说那，就是没说在中国十年浩劫中的遭遇和给她造成的伤害，这一点她在他们面前硬是克制住了。
　　 母亲拉住她的手，要她就此留下，叫她再也别离开母亲，所有家人都劝她留在日本，并要替她恢复已经注销的国籍，她的丈夫和女儿都可以加入日本国籍。并能给她安置一个酬劳优厚的工作。日本红十字会也动员她留下来定居，安排她担任福冈市红十字会护校附院护士长。待遇自然从优。
　　 说实话，日本的生话是优裕的，这一点她在短时间内已经体会到了，可是她感觉她的归宿应该在中国，她说了心里话：“日本虽然是我的‘生母’，但我在‘生母’身边只生话了19年，中国是我的‘养母’，而‘养母’不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且抚育了我53年。这种大恩大德何日才能报答得了。何况我现在是中国人了呢？”假期本该是半年，可她两个月就回到了中国。她说：“因为我爱中国，我要把全部的恩情播撒在中国这块养我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