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是穿过黄昏从地上升腾起来的。
　　 但小时候我一直深信不疑，我认为黑夜是像一块大幕一样从天而降的。于是，我的童年一直在寻找那只从天上撒下幕布的手，在黄昏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时，听着他们远去的脚步，我偷偷地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发生的秘密。我假装在和他们捉迷藏，当我躲在暗处时，我竖起耳朵，屏住呼吸，偷听昆虫的耳语，偷看暗夜来临时正在降临的飞鸟，但是小伙伴们嘈杂的脚步声总是打断了我的偷窥，黑夜如期而至，月光照亮了童年的那垛院墙，淹没了幼年的疑问和忧伤。
　　 当我在母亲的斥责声中沮丧地回去时，父亲总是坐在屋角织着渔网，他不出意外地对我露出狡黠、得意，发出嘿嘿的笑声，那是一种明显的幸灾乐祸的笑。
　　 那时的我对这种笑容习以为常，多少年后，我才奇怪地发现其实在童年早已了然于心的秘密：父亲一直把自己定位在和我一样的地位，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家长，那便是我的母亲。很多年后，我也发现，在他的一生中，黑夜是占有更大比重的。而属于他的黑夜，肯定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从地底升腾而起的。我的父亲，他一生最重要的三个可疑身份，都与之关系紧密。
　　
　　 第一个身份：捕鱼人
　　
　　 他驮着自己编织的渔网出门了。
　　 父亲驮着渔网的背影，精瘦、佝偻，不动的时候，像一根被打歪了的木桩。他驮着渔网从上堤子街走到下堤子街，一百来米，路过十几户伸手就摸到黑色屋瓦的人家，再拐一个弯，豁然开朗的，就是码头了。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城陵矶第一码头。
　　 那是燥热且又贫瘠的七十年代，生活平静又暗流涌动。清晨，所有的中国人准时被高音喇叭雄壮的歌声唤醒。稍微富足点的家庭，在早上拿着汤碗和粮票，去门市部排队买回油条或豆腐脑当早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人们脸上泛着满足的笑容。空气中弥漫的不是愁苦，更像是近乎夸张的幸福。世界没有秘密可言，所有的意志都通过高音喇叭传到每一个人的耳膜。人间也没有隐秘可言，每一个人的早餐都在冗长的队伍里公之于众。而我们家不用排队，我们的早餐，往往是头天晚上的剩饭剩菜，和在一起用开水煮开，母亲说，这叫烫饭。除了烫饭，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鱼。
　　 父亲背着渔网从堤子街穿过的时候，一路对着早晨谄媚地笑。对着路边的苦楝树谄媚地笑。对着一条缓慢或飞速掠过的野狗谄媚地笑。对着虚空谄媚地笑。对着每个生活在这条街上、迎面或路过他去河里洗菜的人、洗衣的人、洗马桶的人谄媚地笑。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盛大而热闹的河流，打满补丁的机帆船停泊在不远处，妇女们把吃的穿的用的拉的全部拿到这里来洗洗刷刷。
　　 我的父亲，是这河流上唯一的男人。
　　 谄媚地笑，是他对付贫瘠生活的唯一武器。
　　 我家就是堤子街上十几户人家中的一户。这条看似浅显实则深奥无比的河流，离我家不到百米之遥。涛声静谧，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恢弘背景。因此，鱼是我们餐桌上必备的菜肴。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弄清楚，我们一直称之为河的这片水域，它是洞庭水入长江处。每年防汛期间，广播里都有一个女中音缓慢清晰地播报水文：城陵矶，多少多少点多少米，涨。或者：城陵矶，多少多少点多少米，落。这个声音安抚了童年的我狼奔豕突无处发泄的乖戾之气，但那时的我对那些数值全无感觉，我记不住那些徘徊在20和30之间的小数，也从没有想去探究它的意义。我只是一味地等着那个藏在收音机或者喇叭里面的她播报城陵矶，无论是涨是落，对我而言，都是温柔的，都是美好的。很多年后，我做了一名新闻记者，在不断地报道防汛现场时，才真正懂得，那些细微差别的数字后面，藏着一个真正的苦难的民间。
　　 父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渔民，因为他不曾拥有哪怕是一艘最小的破船。他36元钱的工资远远不够养活一家五口，所以，我的幼年是在他织的密密集集的渔网中度过的。一把又一把深绿色的粗尼龙线，一根竹子做的小小梭镖，在他粗砺的手中上下翻飞。他熟谙织网的技术，他沉迷于这种静悄悄的手艺，他仿佛要织一个足够网起屋后面那条河流的大网。
　　 而我的幼年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些平静的夜晚向一个养家男人背后袭来的深深的寒意。
　　 他织了很久的网，也补了很久的网。那些跟渔网在一起的夜晚，父亲沉默不语，他靠着打渔，养活了我们姐弟三个。但是除了养活，他似乎没有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一次，他把打上来的一篮鱼要我们姐弟拿到集市上去卖，兴高采烈地在后面追喊着交代：要卖5毛钱啊！我回头望着他那为了5毛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面孔，也望了周遭望着我们笑的邻居，我幼小的心里感到了心酸和疼痛。我想要朝前奔跑，像是要摆脱他的疼痛的追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种疼痛更像一颗石子，一直生硬地硌在我的胃里，到我成年后的许多吃鱼的瞬间，都硌得生疼。
　　 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鱼，也由此我总是怀疑，下辈子我们会遭报应变成一条鱼，而水，是我们来世的故乡。
　　 但是这个故乡在今生的每年夏天都会跟我们过不去。它一直涨啊涨，涨到我们家的台阶上，涨到我们家的床脚上，渐渐的，我们家的鞋子漂起来了，我们家的盆子漂起来了，母亲赶紧把地上的东西往高处搬。我们三姐弟兴奋地冲出家门，看着商铺里的人们忙着用小船运送物品，跑到街上和邻居孩子们一起戏水，捡着整条街上各种漂浮在水面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曾经匍匐在地上，也许不过是一个烟盒，也许是一只烂鞋，也许就是一张糖纸。但此刻它们漂起来了，加上在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小船，整个街道就不一样了，就变成另一条幸福的欢乐的充满魔法的街道了。我们在街道上寻找着另一个隐秘的街道，寻找着夏天的蛛丝马迹，寻找着地上泛起的每一个秘密，我童年的这条街道像幻境一样，映出了我们比浑浊的水更加凉薄的现实，母亲站在家门口呵斥我们回去，因为，她早有预见性地知道，距我们家数米远的公共厕所比我们家的地势更低，我的母亲，她看见了屎、尿，以及厕纸漂浮在水面。但我们永远看不见这些，我们只看得见我们想看见的。也许，在童年，每个人都只看得见自己想要看见的。
　　 父亲看着我们狼狈地被母亲拖回家，他嘿嘿地笑着，这种笑跟谄媚的笑区别不大，意思似乎是向我的母亲证明，我们又挨训了，而他是很听话的。他从不管束我们，因为他自己像我们一样，也是被管束的对象。他总是这样一副表情，对着这一副烂摊子无所事事地嘿嘿地笑,对着他狼狈的家人露出高深莫测的笑意。我小时候曾经看我家的户口本，户主那一栏填着“李六梅”。
　　 李六梅是我母亲的名字。很多年后，我一直纠结于“户主”这个词，我不能确定它真正的含义，我也不能确定一个过于强势的母亲对于她的孩子的成长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户主”这个词对于我的一生有莫名的震慑，乃至我结婚十数年后，户口仍未迁出娘家，直到现在，原本五个人的户口本上，还剩下母亲和我两人。在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可疑的存在，作为家长的身份他是缺席的，他像一个模糊的符号，既算不上大人，也算不上孩子。他沉默的一生显得过于漫长，又过于短暂：漫长得他用最后二十年在准备他的后事，短暂得我的孩子还没有记住他，他就去了。
　　 在那个疲倦的水漫街市的黄昏，他被母亲吩咐，今晚水继续涨的话，如果涨到床铺上的话，他明早得去找单位上要一个安身的地方。
　　 第二天，父亲带回一艘小木船来。父母搬了生活必须的简单的家当，领着我们划船去了单位上的子弟学校，我们被安置在学校的一间教室暂住。这是父亲每年一次的划船，却不是打渔，而是搬家。对于我们姐弟三个来说，搬家就像过节一样，住在那么宽敞的教室里更是一件奢侈而愉快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带着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拉着乌漆墨黑的锅碗瓢盆，划着小船朝着一个门窗破败的教室驶去，那是一次又一次辛酸的逃难。
　　 父亲的同事们陆陆续续搬进了新居，不远处盖起了四层楼房，但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这样的逃难在我的童年几乎每年都有，每年都要直至大水撤离我们家，学校也终于要开学了，我们才搬回那个破败潮湿的家里去。水平静地退了，像它来时一样无声无息。但涨水的痕迹还在，家里的墙壁上拦腰一层又一层青苔，成了我们姐弟的画墙。每年涨水的水位不一样，家里的墙壁上就布满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苔痕。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水和树一样，是有年轮的，只是水的年轮让人难以估量它的深浅，它一年一年或高或低地刻在堤岸上，刻在它所能至的每一面幽暗破败的墙上。在无数个暗夜，在五瓦的昏暗灯泡下，父亲像一个孩子，用树枝和我们一起在青苔上画着各种坚硬的棱角分明的图案。如果黑夜有一双眼睛，它一定在冷冷地嘲笑这个头脑简单了无心事的中年男人。
　　 三十年后，我回到那条街道，所有的景象都模糊了，被挤进了时代深深的皱褶里。我看到房屋还在，只是比我记忆中的更矮更破烂。堤子街还在，只是比我记忆中的更短。一位老人守着我儿时隔壁的破房子，我记得她，她曾每天站在门前的地坪里和我的母亲讨论各自的家长里短，虽然她的脸现在已经皱成了一个核桃。她显然认不出我了，但她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坐，她的面容像三十年前一样平静而满足，我想，她一定是叫每一个路过她家的陌生人进去坐。她说：“这是我祖屋，我五十年代就住在这里，我的崽住了楼房，要我搬，现在不涨水了，我不搬。”
　　 一九九六年，一场超越了我童年所有水位的巨大的水灾淹没了城陵矶。从那以后，不是不涨水了，只是我们儿时的房子后面已经竖起了一条高高的堤岸，我的童年，被挡在了那个高高的防洪大堤后面，站在屋后放眼看去，驳岸逼仄而来，再也看不到那条涛声静谧的河流。
　　 三十年后，我在游戏厅见到一种叫做“捕鱼达人”的游戏机，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长方形机器，屏幕上闪烁着各种五颜六色或贵或贱的鱼，我的儿子兴奋地投几个游戏币进去，捕鱼炮弹的威力倍增，儿子稚嫩的手指眼花缭乱地摁出一枚枚炮弹，一波又一波的鱼们列队整齐前赴后继，在屏幕上幻灭消失又重新出动。游戏厅充满从颜色浑浊的少年们嘴里轻蔑地吐出来的各种粗鄙的语气词。我坐在声浪喧嚣的游戏厅，却恍如置身潮水泛滥的童年，眼前电脑控制着的这一切，让我回到三十年前那条固定的波涛和岸线上，在那里，父亲从来不是什么达人，他甚至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捕鱼的技术，他粗砺手指间那巨大的渔网，多数时候只能失望地捕上来一些小鱼小虾，他这一生只碰巧打上来过一条大鱼，而那条大鱼，被他津津乐道了一辈子。那条大鱼活得足够久了，它不挣扎，瞪着眼睛认命地躺在地上，兴奋的父亲喊着邻居来观看，但他既不敢轻易吃了它，又舍不得卖掉，任它在那个夏天悄悄地散发着腥臭的气息。
　　
　　 第二个身份：魔术师
　　
　　 父亲在他即将退休的时候，开始了他的另一种身份：魔术师。
　　 作为一名魔术师，他有着一段难以启齿的过往。母亲曾当着父亲的面旁若无人地告诉我，父亲小时候曾经是一名叫花子。是那种马戏团也算不上的、三个同村孩子组成的走街串巷卖艺的叫花子。
　　 母亲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会附带说一件他们结婚的事情。在那样一个人群被划分成各个阶层的年代里，父亲，以一个划为贫农成分的良好出身，以一个已经三十八岁高龄、在大家心目中已经沦为老光棍行列的身份，以一个不名一文的工人形象，拎着一口破旧的木箱，娶了比他小十二岁的我的知识分子母亲。在那个年代，母亲应该是有足够的理由感谢父亲的，因为纵然她的美丽遐迩闻名，却因出身仍旧差点终老娘家，在那个女孩十八岁就能出嫁的年代，她已经二十六了，终于能够嫁出去了，她的书香门第高攀了一贫如洗的父亲。
　　 在那个一共花了母亲的六毛钱买糖的婚礼上，在那个孤独地立在河边萧瑟家徒四壁的新房里，父亲居然穿了一件崭新的呢子衣！婚礼后的几天，母亲发现新郎官唯一一件像样的可以穿出去做人的呢子衣服不见了，问他，他说，在工地上烤火的时候，倒在火塘里，着火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想扑灭，但是晚了，于是衣服就烧掉了。
　　 我无法揣度当时的母亲对这个火烧呢子衣的说法是不是将信将疑。直到我上初中后，父亲的同事、我同学的爸爸陈叔叔有一天毫无预兆地在路上逮住了我，脸上满是得意：“喊老子！喊叔叔！你爸爸结婚那天都是借的我的呢子衣！不信回去问你爸爸！”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憋了那么多年以后突然告诉我这件事，我连带着憎恨了我的陈同学，我满怀屈辱地回家我问了母亲关于呢子衣的事，母亲淡淡说了一句：我早知道了。
　　 从母亲不断重复的关于叫花子和结婚的故事里，以及父亲涨红着脸讪讪的笑意中，我大致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父亲小时候确实是要过饭的，在三个小伙伴组成的要饭队伍中，父亲一无所长，专管拿着盘子讨钱。另两个会翻筋斗。会劈叉。某一天，其中一个伙伴突然轻松地变出一条红绸，惊呆了父亲，惊呆了那个只会翻筋斗和劈叉的伙伴。他们用崇拜的眼光盯着红绸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