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又一次打着尖哨，从村子西北边的坳口刮来，它们像镰刀一样，恨不得削净老树林的叶子，刈光荒坡上的野草，也恨不得割走我的耳朵和鼻子。几场白霜过后，冷，就像一把长长的锥子，刺穿我身上单薄的衣服，直往骨头里扎。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刺骨的风还会吸掉我皮肤的水分，使我的手脚皴裂得跟杨梅树蔸一样，一不小心，那些张开的肉口子就会暴出生血来，辣辣的痛。我讨厌这种刺冷和辣痛，它们老是咬着我不放，让我时常不自觉地淌眼泪水，流清鼻涕，跟村里所有的孩子一样，两张手袖都擦成了亮堂堂的镜子，脸上还是龌哩龌龊的。这时，心里便巴望着听到母亲朝父亲大声叫喊：你（们）爸，还不快点烧炭嘛？冷得要死了！烧两窑炭，也好过年啦！母亲的声音是那么响亮，它急火火地划过寒风飞过来时，足以把我周围的空气瞬间擦暖，炭没烧呢，我身边仿佛已点燃了一盆红红的炭火。
　　 父亲一直在忙碌，御寒过冬，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在母亲的催促下，烧炭就是最当紧的一件了。
　　 在我们这儿，炭是用土窑烧的，家里前后挖有两口。原来的那口老炭窑在芭蕉冲口的山脚下，上面是一块木薯地，再往上就是家里那片栗木林。林子的树长的大小不一，每年轮流间伐烧炭，不够的话，就到青山去砍杂木填补。家里当初把炭窑挖在这里，是图它方便就近取柴，少些搬运的辛苦，但后来父亲嫌它离家远，烧火点窑之初，要在山里熬夜守火，太费神了，于是，就在我们屋子旁边的那棵老板栗树下再挖了一口新窑，且一直使用不再更换。
　　 那时，开挖一口新炭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细致地做好各种准备。首先砍楠竹，破篾子，编撮箕。父亲在门前小地坪编撮箕的时候，母亲便帮着收拾竹枝，掐竹叶子，扎竹扫把。我也没闲着，拎个小木垛，拿把平头柴刀，斩篾黄，约莫一尺长一段，之后一把把地捆好，放到茅司里去，解手时用来刮屁股。撮箕编好了，接着磨鎌刀，磋刮子，给钉锄和铁铲换上粗硬的手把，还要准备两根钢钎（家里只有一根长的，还要去升高伯家借一根短的，但要等人家闲着的时候才借得到）。这些铁器在父亲那双粗糙硬朗的手里倒腾，敲击，发出当当的响声。它们不断地打到对面的山屏上，又被一一弹了回来，把冬天本来空寂的山谷，激荡得满山遍野都是声音。
　　 在山里，炭窑都是就着山体的坡度掘土拓挖成的。当板栗树下那块土坡茂密的杂草被鎌刀刈得干干净净时，我才发现父亲对这里早已了然于胸。原来，这块平时被遮蔽严实的土坡有道高坎，坎下是谷底平地，坎上是个缓坡，地势落差刚好合适一口窑体的高度，而且土质很好，是质密结实的黄胶泥（黄粘土），性粘，不松散，掘成的窑洞十分稳固。钉锄，铁铲，钢钎，刮子，这些先前准备妥当的工具，在父亲的手里交替使用。新炭窑从一个圆形开口，到一寸寸地往里吃进，再一点点拓宽，直到挖出窑腔的初形，父亲才猫着身子往里钻，一撮撮往外掏泥巴。母亲在窑洞外面忙着运土，不时朝洞里大声讲话，不时叫我帮递空撮箕，歇困的时候，还支我回屋里用竹筒觚打茶水下来解渴。我呢，小花猫一样围着窑洞蹦跳，滚爬，还带着妹妹们搓泥巴丸子扮家家酒（破瓦片当碟，小木棍当筷，泥丸子当菜，弄好了，几姊妹围着“大吃大喝”）。那些刚从山体里掏出来的黄泥巴，带着暖暖的地温，气味新鲜极了，卤了一身泥粉的人，整个儿都是香香甜甜的。
　　 父亲挖这口窑费了不少功夫。后来我才知道，烧炭是力气活，也是技艺活，而炭窑挖得好坏，直接影响炭烧的如何。父亲说，炭窑要有三个开口，窑门、烟囱和点火口，它们的位置和大小都有讲究，窑门开的最大，人能钻进去装柴；点火口要顺着风向，以便点窑时火苗往里跑；烟囱则贴着山壁开在窑顶里侧，海碗一般口径，通气好又不影响窑顶的稳固。另外，窑壁的厚度和窑膛大小也要适合。窑壁太厚，点火口就深，柴难以接火，太薄，则窑门容易崩塌；窑膛呢，太小，一窑烧不出多少木炭，太大，离火口远的柴木炭化不完全成了炭头，而靠近火口的灰化又太多，出炭率也低。所以，挖一口炭窑一点也马虎不得。
　　 好窑，好柴，才能出好炭。好炭经烤，燃得亮，热也足。我们这一带，最好的炭柴是栗木，其次是椎木、枫木等杂木。栗木长在自家林地里，成材的树干如手壁大小，好砍。椎木和枫木则长在青山野林里，高大粗壮，生木又重得要命，要砍回来，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为了烧足过冬的木炭，甚至还能余些卖出去，换几张票子作家用，父母亲每年都要翻山越岭，往老屋背山的野林子里跑，选柴，砍伐，扛运。有一次，他们爬到陡壁上砍枫树，母亲双脚踏在茅草叶上打了滑，手里的柴刀剁到了自己的小腿上，刀口子见了骨头，鲜血染了一裤筒，回家敷了创口药，走路拐了一个月。尽管如此，烧炭的活路还得继续，那些被截成一段段、冒着生桨的树干，压过父亲的双肩，最终全都躺在了窑边上。而每到星期天，我便跟在后面，叫父亲砍了一根溜直的小树杆，削尖两头做了柴扁担，尽自己的小力气，挑两把干柴桠回家烧火煮饭打油茶。
　　 柴进了窑膛后，窑外安静下来。枯荒的山野，萧杀的田间，到处是白霜留下的清寒，鸟虫禁声，溪流静谧，软绵的阳光被冷风一吹，也不知所终。父亲默默地坐在一只禾草墩上，一心一意守着炭窑的火口，一把一把地添着细柴，捅着火子。被烧焦的粉石，不时噼叭爆响，仿佛策马的响鞭，催促火苗乘着风势，往窑炉里冲得更猛一些。窑顶上，白烟从烟囱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带着树木的薰香，一忽儿站得直直的，一忽儿又扑倒在地，因为轻，它们在风中不能自己，最后散得无影无踪。
　　 母亲依然忙着家务。从屋里到菜园子，再从菜园子回屋，偶尔骂几句不听话的娃崽和牲口。做好饭菜了，便下到窑边叫父亲回屋，然后自己坐到那个草墩上，接手推两把火。
　　 夜幕垂落，风声起伏。低矮的土屋里，母亲拢着弟妹们的睡意，一盏油灯小心翼翼地亮着。木门虚掩，那微弱之光，从门缝里流出来，流进黑夜的黑，流进黑夜的冷，它流得那么轻，那么慢，又那么不依不饶。屋外，守火的父亲，静默如山。陪着他的，是那条忠实的猎狗，它把自己团一圈，卧在主人身边的草蒲上，始终竖着耳朵，不吭不声，似睡非睡。窑火的光亮，彻夜照着父亲和猎狗，他们斜长蓬松的黑影子，铺展在山坡上，像一张厚厚的被褥，遮盖了劳作的所有艰辛和疲惫。而那时，窑炉内的燃烧是如此热烈，那是父亲点燃的一个火热的世界，随着柴木的一点点缩水、收敛、炭化，那些生命燃烧迸出的热量，饱含人间烟火的味道，在那深不可测的黑色波涛中汹涌、奔突，直至父亲封窑的那一刻骤然凝固……
　　 隆冬的严寒如期到来时，木炭在屋里堆成了小山一样，黑得亮油油的。留足娃崽上学和家里用的木炭之后，父母亲赶了两三个圩日，将余下的几担，挑到板江集市上，叫个折中的价钱卖了出去，之后买了粗盐、火柴、煤油、灯芯和火盆胆，还有我的字薄、铅笔、胶擦，父亲狩猎的铁砂和黑硝，以及母亲做布鞋的两尺蓝棉布。回来后，再拿几块板子去找寨上的六哥，叫他帮做个烤炭火专用的六角火盆架（我们这一带人家都兴用它烤火），成了，便随意封个利市，加上许多道谢的话。
　　 有了六角火盆架，一家人围着烤炭火,既暖和舒服、不再被烟呛得满眼泪水,还可以将脚搭在火盆架结实的宽边上，把脚板底也烘得烫烫的。如果哪天早饭没好，肚子先饿了，便在火盆里扒个坑，把几个红薯和芋头埋里去，再压上红红的火炭，接着几姊妹一起唱“种田吃白米，种地吃芋头，早早起来烧两个，姊姊妹妹闹猴猴”。这童谣唱着唱着，一下子就把火盆里的红薯芋头唱熟了，用火钳挖出来，满屋子的香。如果哪天雪下得太大不出工，寨上便有人来家里闲坐打款（聊天），男人叨个烟袋斗，女人忙点针线活，东拉西扯，家长里短。有时火盆围得太挤了，大人便说：娃崽屁股三把火，一边耍去！每当大人们讲到隐私或者荤话，见姊妹几个在旁边竖着耳朵听嘘嘘的，就一巴掌朝着小屁股拍来：嘿！娃崽家家莫听牙把！
　　 寒冷的日子依然一个挨着一个，门外的雪花一群追着一群，悄无声息，飞得满天都是。它们犹若一个个小精灵，在天地阔大的舞台上，在无声的旋律中，自编自舞，无束无拘，不经意间就把山村变了样：田地盖上松软的白绒被，山林琼花次第盛开，土屋成了一则画在半坡上的童话故事……那满世界的白啊，炫丽，耀眼，又安静无比。
　　 冰雪的山村美到了极致，也冷到了极点。弟妹们像一串土拔鼠，从土屋的门洞里钻出来，灰仆仆的，一个个缩着细脖子，啜着长鼻涕，滴溜着大眼睛，可是没等在雪地里跑多远，就被父亲拿着楠竹鞭子赶回屋里烘火去了，生怕他们挨冷出病来。而我刚好相反，一大早就被母亲撵出门去学校，嘴里还不停地叫着，死妹崽，快啊快啊，要迟到了呀！然后抓起那个小火笼，往我手里一塞，说，小心点，莫烧着衣服！
　　 此时，小火笼里的木炭燃得正旺，北风一吹，炭皮爆出的火星子直往外跳，烧红的木炭还会伸出蓝火舌来，天冷，人又老想往火边上挨，所以，寨上每个带火盆上学的读书娃崽出门时，家里的大人都要再三提醒，而我母亲喊得比谁都大声。
　　 我一面条件反射似的，也扯开大嗓音使劲答应：晓得了！一面提着那个小火笼往底下寨飞跑，追赶上学的“大部队”。可这一跑，风力更大，不但大锑碗里的火星子跳得更厉害，而且斜挎的大书包也把屁股板得啪啪响（书包里除了装有书本笔盒和晌午饭，还装有两截梨木炭呢），看得母亲干着急：死妹崽，慢点，慢点呀！远远地，又喊，火小记得加炭啊！
　　 而我每天依然不管不顾地这样跑啊，跑啊，直到我跑完了不知愁滋味的少儿时光。之后，念中学。上大学。工作。结婚。调动。我离家越来越远。但是，不论我跑得多远，那喊声年复一年，一冬又一冬，都一直追在我身后，拖着长长的尾音；也不论我跑在怎样寒冷的风雪路上，只要一想起那个小小的火笼，那盆红红的炭火，一股热乎乎的感觉就会从脚板底下涌上来，暖透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