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来，置办年货又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在当今社会，大小超市的商品可谓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如果你不去购买过于新奇的东西，春节的年货也就是半天的功夫即可完事。即使是柜台中的商品已经售完，你只要和营业员说一声，他们连电话都不用去打，一个扣扣或者微信，供应商就会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送来。倘若你还是没有耐心，你不妨首先回家，他们还会直接送到你那温馨的家里。现在的如此快捷，也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那些关于置办年货的事。
　　 在没有改革开放前，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别说是农村就是城里人，为年货也要大废周折一番，尽管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人们为了能够过上满意祥和的春节，往往一进腊月甚至更早就开始去置办年货。
　　 计划经济的年代，好多物品都是凭票购买，没有票，你就是有再多的钱，也只好干瞪眼，何况当时的钱更是来之不易。
　　 “快过年了，得想点办法给孩子做件新衣服了！”这句话，是当时准备置办年货时父母说的最多的话。按现在来说，穿衣并不属于年货之列，但在那个年代布匹是要凭票购买的，数量有限，而且往往是在年底发放全年的布票。少得可怜的布票，连节俭的人家也不够使用。好多人家不得不先选择从冬衣入手，目的是既让孩子在新年时穿上新衣，欢欢喜喜地过好春节；万一到了夏秋没有了布票，也可以将棉衣上的布重新剪裁，凑合成为单衣。因此，当时的父母在置办年货时，必须在仅有的那点钱里首先要考虑一下孩子新衣问题。与此相关的裁缝行业的生意，在年底时特别的红火，往往要加班加点，甚至要挑灯夜战，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
　　 在当时的年货中，不在吃的范围里，除了家家户户都要燃放的鞭炮和爆竹外，还有每家每户都要张贴的春联，但那个时代没有地方去购买现存的春联，人们只好去购买大红的纸张和墨汁，然后统计好门窗的数量，去请求村子上那些书法高手去书写（八十年代前，特别是农村，能够初中毕业的人还真的很少，那家考上个大专生，不亚于现在去读博士般的欢喜。就是有识字的人，可中国的毛笔书法还真的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够写的让人刮目相看。可以说毛笔书法就是一门艺术，会写的人不多，可欣赏的人却非常多，奇怪到就是一字不识的人也能够鉴赏毛笔字的好坏的地方。无怪毛笔字文化是中国的一大魁宝）。由于写春联一事并非一般人都能够去做，使得整个村庄上那些春联都压到仅有的几支笔杆上，就形成了时间问题。于是好多人家，刚刚进入腊月，一有空闲，就会赶紧去购买红纸，首先将春联写好，完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事。
　　 对于写春联，我还真有切身体会，担子还真的不轻，还又是一个纯义务的事。那时，我还在读高中，由于从小就收到父亲的濡染，加上上学时的练习，毛笔字写得还算不错。于是就和父亲一起为村上人家写春联，这家的春联的墨迹还没有干，那家的红纸又送来了，往往一站就是连续几天。特别是到了农历的二十四、五时，我家老宅的十五间主屋的里里外外全部排放着春联，满家园一片鲜红。让我难忘的是七九年，父子俩一直帮人家写春联直到三十年晚的中午，当吃完中饭要去贴春联时，才发现自家的红纸还原封未动，情急之下，父亲让我把红纸裁好后直接贴到门窗上，然后他爬到梯子上去直接书写。
　　 那个年代，土地是生产队集体所有，但在人家的前前后后都会分给农家一点，叫做小园田，不多，只是给农人种植一些蔬菜罢了，只要勤快的人家去种植和管理好，日常的蔬菜还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加上生产队有一个专门种植蔬菜的蔬菜组，年底还要按人口分摊一些，农人过年时食用的蔬菜，是不必担心的。即使因为某些原因，家中的蔬菜不怎么富余，农人也会拿起镰刀，走进旷野去寻找挑挖一些野菜，作为补充。
　　 至于那些腥荤的菜肴，则必须持票去排队购买的。在年货中，一个重头戏就是猪肉。记得就是年头好的时光，每口人的肉票就是八两。可这少得可怜的肉，不仅要做红烧肉，还要去包包子和炸肉丸以及大年初一要包水饺，明显就是捉襟见肘的事。有的年头生产队的队长看到一票难求的情况，也会安排副业组去养上几头猪，可，逢年过节就杀那么一两头猪，那么多的人口，还是杯水车薪的事。那时候买肉和现在截然不同，人们都纷纷抢购肥肉，不是人们不喜欢吃瘦肉，而是当时的食用油也是计划供应的，为了贴补一下食用油的缺口，人们常常将买回的肥厚的猪肉，去先熬制一些脂油，然后再食用。对于那时猪肉的最大感受就是：越是计划，人们就越口馋，越是口馋吃得就越多。
　　 在文革的后期，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风稍微平息一些时，农户人家就开始偷偷地养猪。运气不好的时候，遇上上面来检查，就只好上缴当时的公社食品站，但多少也能够安排一点肉票；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与生产队队长通融一下，在夜里请来屠夫偷偷地杀年猪。
　　 那时候的杀年猪，没有人家敢在白天公开地进行，一般都要到三更半夜后。屠夫往往趁着夜色的掩护下，将自己的工具挑到主人家，而主人也早早地将自家的狗儿拴好，并不允许狗儿狂吠。屠夫一放下担子，就钻进灶房，吩咐主人赶紧烧水，并对主人早已请好的几个人做了个手势，一同向猪圈走去。
　　 很是奇怪，猪到屠夫的手里似乎很听话，往往只哼一声后就被捆绑了四蹄和嘴巴，根本来不及狂叫。三花二绕，就被他们抬进了灶房。父母是不允许孩童去看屠夫杀猪的现场，据说屠夫往往只需一刀就结果了猪的性命，放血后，就将那猪放到屠夫的带来的大木桶里，用开水烫去猪毛。一个成名的屠夫一般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将一条猪的毛去了，然后还要将猪皮割上一个口子，用嘴巴向猪的皮下吹气，这个环节我倒看过，还真的不容易。一口猪那么大，屠夫只要五分钟就可以将猪吹成为白色的气球一般，然后屠夫再用刮子去仔仔细细地褪猪毛。
　　 那时候的屠夫是不收费的，也不敢收费。但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屠夫在帮主人家杀猪时，无论大小，四蹄和尾巴归屠夫所有，另外还要给他二斤猪油。当把猪逐一分解后，卖给或者送给村上人后，屠夫还要吃上一顿猪下水，喝上二两老白干，才醉醺醺地回家休息。
　　 谁家杀了年猪，都会在第二天的中午，将村子上那些老人和村干部请到家中，大快朵颐一番，大人来了，肯定少不了家里的孩子，于是，院里院外，热热闹闹，恰如婚姻嫁娶一般喜庆。当然那个屠夫也会如期到来，但身上的衣服却不是夜间的那副模样了。
　　 鸡鱼肉蛋，是当时年货的主要构成部分。鸡鸭鹅，当时是没有对农村供应的，但对农人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家都会在春暖花开时，去买上几只毛茸茸的鹅黄的雏子饲养一下，留着逢年过节时的那精美一碟。那个时代的雏子也是属于偷偷摸摸干的行当，他们平素就注意观察，谁家养着几只既有母又有公的鸡鸭鹅，然后就到那些人家去调换或者购买蛋，回去后在用煤油灯去孵化。然后在趁着中午时分社员们都回家做饭时，挨家挨户去兜售。大多都是赊账的，钱则往往要到秋后生产队分红时，才来收。要不，春天是农村的春荒岁月之际，农人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那种闲钱去购买雏子。当然，在当时，这种兜售方式也是共赢的方法。
　　 对于那些雏子的养殖技术，世世代代都是农人，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也正因为这些，雏子的成活率也高，生长得也很快，一般也就是三四月的时间，雏子就会长到半斤以上。被农人说成是七月半的中元节时，按照传统风俗，家家户户都会去祭祀自己的祖先，必不可少的祭祀品中，就要有公鸡，而此时的小鸡正好派上了用场。八月中秋是传统的团圆节，农户人家同样会杀上一些鸡鸭食用，但不管怎么样，农户人家都会留上起码一只公鸡，作为年货用品。经过精心饲养的鸡鸭鹅，到了秋天，除了各种谷物都已经分摊到户，它们的饲料就十分充足，在加上那些草籽和虫子的营养，母的家禽都会开始下蛋，就解决了春节必须使用或者食用的蛋类。好多家庭还会依靠家禽下的蛋去换取一些灯油火耗的零花钱。
　　 那个时代的人，虽然比较贫困，但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有互帮互助的精神，特别是乡里乡亲之间更是如此。平素都会互通有无，到了春节时越发相互关注。看到某些人家在春节是比较困难，都会将自家稍微富余一点的东西去送出，帮助并鼓励渡过难关。社会的风气很淳朴，也很和谐。
　　 年年有余，是每一个人都憧憬的生活。因为鱼和余是谐音，为了吉庆，和现在一样每家每户都会为春节准备一些鱼。本来居住沿海滩涂的农家应该不会为鱼儿犯愁，海里的鱼虾多的是，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流传下来，海鱼上不得春节的桌面上，是一种忌讳。于是乎，人们就纷纷到内河里去捕捉淡水鱼，不过那个时代近乎零污染，河水里鱼儿多的是，只要你去下网，保证你满载而归。
　　 虽然那个时代的鱼虾基本上不值钱，你就是拿到市场上去卖，也是少有人问津。但为了节日的喜庆，人们还得非去下网不可。于是，在靠近沿海的家乡，就出现了一种怪怪的事，那就是农人在稍有空闲的时候，就会做下来去织网，去干渔民该做的事。有了网，就不愁过节时要吃的鱼。
　　 当然，每年的春节都是在腊月的尾巴上，冰天动地的日子时常有，倘若那些大河被冰封了河面，即使有网也无可奈何。事是死的，人是活地，所以方法肯定是有的。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几十张戽水斗一起从四面八方将生产队社场的护场河的水戽干，农人就站在厚厚的冰冻上去捕鱼。那河，名义上是生产队的养鱼塘，实际上当时根本无人去喂养，尽管也是放的鱼苗，结果还是近乎野生的鱼儿，所以鱼儿同样十分鲜美。因为是公有制，每一个农户家都会分摊到鱼儿，即使有的人家名义参与捕鱼，同样有份。
　　 有一种年货，是必须亲自动手去做的，也是当时按照传统习俗必须做的年货，那就是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的食品——豆腐。由于豆腐在当地与“斗富”和“斗福”是谐音，无论穷富人家都要加工制作一两筐豆腐。作为原料的大豆对于农家来说不会成为问题，但在那个没有机诫化的年代，做豆腐还真是件既苦又累还要有一定经验的事。
　　 首先要将大豆拿到冬阳下去晾晒一下，同时拣去那些不好的豆子，然后要将大豆在温水中去浸泡一两天，待大豆全部舒身饱满后，再拿到石头磨上去磨成为豆糊。在豆糊你加入适量的水后，再用洁白的纱布将牛奶一般的豆汁过滤出来，舀进锅里后，要用柴火去将它加热成为豆腐脑。当把豆腐脑放到缸中稍微冷却后，还要用卤膏去点卤，让豆腐脑进一步凝固，最后还要将嫩豆腐放到筐里去压实一些，如是豆腐才制作成功。
　　 别看我在这里寥寥数语就介绍了制作过程，实际上并非轻而易举，就是一筐豆腐也要花费一天一夜的时间，方能够吃上豆腐。那时候，不管谁家在加工制作豆腐，都会请来左邻右里的家主，一是帮助和评鉴豆腐，二也是图个热闹，更重要是品尝一下。当豆浆刚刚烧开时，家庭主妇就会舀出一些让大家尝尝火候怎么样，一旦凝聚成为豆腐脑时，再会给在场的人盛上一碗去品尝。到了夜深时，豆腐才会压制出来，首先要用刀切下几大块来，用盆装着放到八仙桌上，并端上一些调料，大家一起去吃热豆腐，高兴的人还会来上几口老白干。
　　 一说老白干，就会想到那个酒字。酒，在中国已经拥有了千年的历史，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与人们的生活形成了分不开的关系，年货当中当然就少不了酒的倩影。和现在一样，哪怕是主人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在过年的时候也会购买一些酒，以备走亲访友或者前来拜年的人去享用。
　　 在我的家乡没有私人酿酒的习惯，酒都是有当时的酒厂酿制的，其主要原料不是高粱就是山芋。那时候的酒很少有今天的瓶装，酒瓶还是一种稀罕物。酒大多是用坛子盛装的，一大坛一大坛的，酒坛的口部大多用红布扎着，一看就是喜庆之物。供销社的仓库里摆放着许多酒坛，但只有二个名字：高粱酒和老白干，没有今天那些乱七八糟的的名字。
　　 虽然是散装的酒，但你不必担忧，不会买到假酒。那个时代，酒厂都是国营企业，没有人敢去也不愿去做什么手脚，更不会有不冒烟的酒厂出现。你去买酒的时候，看到排队的人大多是使用二种容器，一种是像张果老使用的那种，是用葫芦加工制作而成，一看那年头就知道他家有着悠久的喝酒历史；另一种容器现在也少见了，那就是军用的水壶，军绿色的，还用背带可以背在身体上。当然也有将家里的酒坛子直接搬来现场的，不用说，他家不是家庭很大，就是在新年时光有什么喜事要办。
　　 有几种年货其实在秋末时政府就发放了票据，也是按照人口分摊的，即使当时并不要付钱，但是很少有人家早早去领取，那就是属于零食类的年货，包括大糕、酥果、葵花籽和花生。父母的目的到不是家里的老鼠多，而是家里的孩子对这些年货都像馋猫一般，防不胜防。就是父亲到了腊月才去领回家，为了“保险”一些，还是要首先将那葵花籽和花生爆炒一小部分，先解了馋猫的馋瘾，才放心地去收藏好。直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才会再拿出来，在爆米花时再炒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