梆子是一种极为普通、极为常见的敲打乐器。两根木棍，一粗一细，拿在手里，粗的上下，细的横击，两两相交，就会发出“梆梆梆，梆梆梆”的声音。说是乐器，我觉得其实更像玩具。但艺术与生活，娱乐与玩耍，谁又能够分得那么清楚呢。
　　 记得小时候，父母下地干活，回来的很晚。我们小孩子在家，熬不上去，奶奶总是想法设法地哄着我们。奶奶没有文化，法子也不会太多，她就老是给我们讲讲笑话或猜猜谜语。其中有一个谜语，我至今还记得很清。谜面是“四根棍，顶箱子；客来了，敲梆子。”
　　 当时，我由于想着父母，有些心不在焉，听到奶奶叫我猜，便不假思索地回答：“要饭的。”奶奶笑笑，回问我道：“你见过哪个要饭的长着四条腿呀！”我一听，奶奶说的还真是的。我脸一红，就开始认真地思考起来。不大一会儿，还真让我给猜对了，谜底就是一条会叫的“狗”。
　　 现在想想，还真有意思。“狗”这东西，认熟不认生。见了熟人，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摇摇尾巴，一副惹人怜爱的样子。见了生人，便凶相毕露，猛扑过去，“汪汪汪，汪汪汪”地大叫起来。这狗的叫声清脆响亮，节奏鲜明。“汪汪汪”与“梆梆梆”，又不是人在说话，谁哪分得太清。你别说，还倒真的有些相像。
　　 邻居五婶，说话幽默，爱开个玩笑。有时，她和晚辈的年轻人说话，也是不大不小的，很随便。那些年轻人和她骂玩常常吃亏，有时便想着打她的俏皮儿。五婶很聪明，她很快会听出来话音。如果是比她晚一辈的，她便会骂“妈的个老梆子”；如果是比她晚两辈的，她会说“奶奶的老梆子”。
　　 初开始，我们也都不知道五婶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后来想想，这“梆子”是狗的叫声，那“妈妈的老梆子”不就是在说“你妈妈那条老狗”吗？“奶奶的老梆子”不就是“你奶奶那条老狗”吗？那些想赚她便宜的对方不就成了“狗娃子”或“狗孙子”了吗？
　　 但无论怎样骂，五婶都会掌握个分寸，那就是不能乱辈分。现在想想，这看似简练而诙谐的语言中，就包含了戏谑、嘲讽、夸赞和挑逗的意味，多多少少还有些自豪得意的神情。生活中的语言，真是既含蓄丰富而又意味深长呀！
　　 要说真正的“梆子”，在我们当时的乡下老家，见得最多的还是游乡换油的“香油梆子”。这种梆子和通常的简易梆子不同。那根粗棍变成了“丁”字型，上面的一截横木大多为梨木或檀木做成，中间已经镂空，粗棍儿变作了木把。细棍儿敲打的时候，上下直接敲击空木。那“梆梆梆”“梆梆梆”的声音，空灵而悠远，至今想来还非常地诱人。
　　 遥想当年，每当人们中午收工回来，艳阳高照，炊烟袅袅，小巷的深处便会传来“梆梆梆，梆梆梆”的香油梆子声。一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人们立马就会知道是前村的老刘换油来了。老刘乡里乡亲的，经常见面，都非常熟悉，梆声未落，已经有妇女掂着芝麻，拿着油瓶，走出了院门。
　　 更有做饭早的，饭刚盛到碗里，听到梆子声，便端起饭碗，夺门而出。老远看到老刘，就大声地喊上了：“老刘师傅，梆子声怪响，传遍了老街，油到底咋样啊！”老刘总是笑笑说：“咋样不咋样，尝尝不就知道了。”
　　 那端着饭碗的人紧走几步，来到老刘跟前，把个热碗就直接伸了过去。老刘刚扎好车，一手放下油梆子，一手操起油沥子，在那人碗上一晃，几个晶莹透亮的油珠子便倏倏而下。萝卜丝或黑菜叶面条，顿时喷香。那人碗还未送到嘴边，就又朗声高喊：“小磨油真香，快来换呀！”早有人站在了他的身后，大家一哄而笑。
　　 这时，妇女手中的芝麻，已经倒入了老刘的竹筛子里。老刘正忙，那“油梆子”就插在前边的车把上。转眼间，那些顽皮的孩子就已经拿在了手上，“梆梆梆”“梆梆梆”地敲了起来。那清脆而富有节奏感的声音传遍了村庄的上空，幽幽的香味在小巷的一家一户之间弥漫。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豫剧《朝阳沟》正在盛行。大队临时组织了一班人，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每天都在学校前面的大队部排练。我们的教室正对着大队部。每到自习的时候，都能听到拴保娘、银环妈和二婶子的那段唱。“亲家母，你坐下，咱们坐下拉一拉。”“老嫂子，你到俺家，尝尝俺山沟里大西瓜。”
　　 特别是那句“当个啥，当个啥……当个农业科学家。”小弦子吱吱扭扭，吱吱扭扭的一直在拉，听不甚清。倒是那梆子打得像快板似的，“梆那个梆”“梆那个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格外地响亮，起落分明，掷地有声。以至于时间过去很久了，在我的脑海里还一直回荡着“梆、梆、梆”“帮那个梆”的梆子声。
　　 在乡下农村，死了老年人，一般为寿终正寝。老人们卧病不起，时间长了，享尽了天年，驾鹤西去。老人不在阳间受罪，孩子们也不再赔罪了，说是丧事，其实也是喜事。我们那里通常都叫这种事为“喜丧”或“红白事”。遇到这种情况，兄弟们又多，请鼓乐，大多请两班甚至三班。“鼓乐”我们这里又叫“响器班子”。
　　 人们常说：“忙得跟吹响器的一样。”这句话，我想并不是说人死得多，而是那个时候，乡下的“响器班子”确实很少。从前不像现在，人们还传统地认为，吹响器的是伺候人的职业，属于“下九流”。不讲“流”“不流”的，不过“吹响器”是一门技术活，也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干好的。据我所知，在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响器班子”就只有两家：一家是沙河南的胡瞎子，一家是城里的赵梢。具体是哪个“shao”字，我至今也搞不清。
　　 印象中，那时的胡瞎子已经有五十开外了，身体发福，两眼眯缝着。他不但会吹各种笛子，而且同一种笛子，又能吹出不同的花样。更为奇妙的是，他能用鼻子吹奏流行歌曲。再加上各种表演，让人喜不自胜，忍俊不禁。那时的赵梢年龄更大，一般场合他就很少出场。即便是出场，也只是敲敲梆子。据说，当年两者多次对碰比较，胡瞎子常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在忙的时候，无论是赵梢还是胡瞎子的班底都要“破班子”，一分两班甚至是多班。但一班至少要有三人：一个“扛大笛的”（吹喇叭的），一个捧笙的，另一个就是敲梆子的。当时我就有些疑惑，“扛大笛的”是主角，捧笙的是副角，自然都少不了。那这梆子音色单纯，打法又毫无技术可言，在表演中不应该就是可有可无的吗？可怎么三种乐器之中，梆子就必具其一呢？这其间的道理又是为何呢？
　　 后经了解，我方才懂得，原来这梆子是音乐的灵魂。无论是音乐的领起和操纵，还是协调与收束，都由梆子统辖。至今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俗语，那就是无论办什么事，有经验的都会说，听听“梆声”或听听“梆音”，这便是很好的明证。梆声是曲子的底蕴，也是曲子的节奏。我们常说“锣鼓家伙”要打到一起，才能唱好一台戏。不用多想，这敲打锣鼓的“家伙”，不就是一根梆子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到收麦之前，我老家镇上都要开“小满会”，当时叫做“物资交流大会”。其实也就是置办些麦货，大家乐呵乐呵，提提精神，为麦收做准备。这个时候，乡里通常都要请两班子大戏，街南街北，双方对垒，甚至唱同样的戏，来刺激或吸引远近的人们。
　　 那个时候唱的戏，大多是古装戏，内容多为河南梆子。因为情节发展缓慢，一个“啊”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上气不接下气地“啊”了半天，小弦子也是“叽叽扭”“叽叽扭”“叽叽叽叽叽叽扭”地拉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说的啥，人物只是脸子和衣服换了又换，年轻人大多都不怎么喜欢。
　　 我虽然也不太识戏，但跟着老父亲慢慢地去听，首先听到的就是梆子那“梆”“梆”“梆”“梆梆梆”的节奏，真的就像我们学校里的钟声，一下、两下、三下，韵律不同，节奏不同，表达的意思也自然不一样。唱戏就是通过叙述故事来表达情感的。仔细想想，这唱戏与上课，打梆子与打钟，其道理还不都是一样的吗？
　　 每每听到父亲说谁谁唱得有板有眼的，可我仔细一听“梆声”，立马就会感觉到他的唱腔、音调甚至包括吐字，都和“梆声”相协调、相一致。说来也怪，这个时候，你在去听那“梆音”，明显就不再是单调或单纯的了。它仿佛也有了长短、高低、大小之分，也有粗细、轻重、缓急之别，梆子真正成了一部戏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梆子不会说话，却也在表达着情感。我不懂艺术，但我觉得这简单而有序的梆子声里，就蕴含着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生活道理。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要想在自己的舞台上唱好人生这场戏，我以为不但要打好自己的梆子，还要听一听整个社会这台大戏的“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