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前三天，因文友章亮非的跨国婚姻在韶山乡梅花村举办，先前一夜安排我和楚子（全国知名作家、画家、书法家）住进了临近不远的湘乡市白田镇的一户农家小宾馆内，以解除我俩远道客人的劳累。旧地重游，辗转反侧我怎么也睡不下，往事如放电影般在脑海中涌现……
　　 1965年年初，我在湘乡一中就读高一。寒假第一天，在原湘乡县城关人民公社星星大队担任妇女主任的母亲高兴地告诉我：“成伢，我给你弄到了一个青年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名额，你去不去？”当时，我一头的雾水，我从读初中开始父亲就不太愿意让我读书，只想让我一有空就直接到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赚点工分，以后也好成为一个壮实的家庭劳动力。如果我应允母亲的话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话，父亲他会同意不？“呵呵呵，他早就同意了，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县委给每人每天补助金一角五分钱，抵得上山区农民3个主要劳动力的工分了，你到那里吃住都由当地供销合作社包了，你父亲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于是，我就轻装上阵来到了离家有24公里之遥的白田人民公社，当起了“社会主义农村教育工作队队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当时的《农村工作十六条》，提高当地农民的认识能力。工作队每人都有现成的资料，可以手不释卷地向老百姓宣讲，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结合实际情况来变通讲。作为当年的高中生又是学校的文体活动积极分子，我就如鱼得水了。
　　 湘乡白田、仁厚、金数地区在人民公社后期和文化大革命前期一直是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白田长草不长稻，人到白田脱身毛。”当时的白田有四多：穷人多，茅屋多，文盲多，低产田多，所以，在我出发前带队的领导还反复交待：除了“社教”，你还有扫盲的任务呀！
　　 记得来接我的当地人是仁厚供销合作社的肖同志，他中等个头偏瘦，人很精明强干，他是当地唯一配发了一辆载重自行车的供销干部。按照他的安排，我就住在仁厚供销社，这里是白田到金数的中心位置。
　　 当时的白田街方圆不到800米，仅仅只有几栋老青砖房屋也是七零八落的，充其量也只是个断垣残壁的半边街，整个公社只有几个供销合作社有电话和电灯照明，我就住在条件相对比较好的仁厚供销社，因为肖同志也居住在院内，对我这个刚出道的黄毛小伙子自然就多了份关爱。仁厚供销合作社是“大跃进”时期建起的，红砖瓦墙，特别耀眼，供销社还安了个高音喇叭，隔三差五地发布一些与公社和村民有关的通知和消息。我到任的第一天，广播里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附近地区的父老乡亲，还特别强调了我是在读高中生，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是如何难能可贵之类云云。
　　 我的“社教”任务大多是照本宣科，出发前母亲给了我一大叠这样的学习辅导资料，凭着我那时超强的记忆力，我在家看了几遍后几乎就倒背如流了，更何况在家时父亲在农耕上也传授过我不少知识和操作技能，特别是水稻的栽培技术和收割程序，早就轻车熟路了。过去，我们那里的农村水田插秧，有的是事先在水田表面打出浅薄的架子印，然后再按照印痕一一插秧。为了减少这个工序，生产队长大多是让插秧高手先下田当标杆插秧手，号称“领头第一秧”。我从12岁开始参加农业劳动，13岁时生产队水田插秧时我就当过领头第一手秧，我插秧的水平又快又直又好，旁边的插秧手就只需照葫芦画瓢就是了。
　　 当时的白田农民一般在8点到9点之间才开始出集体工，有的生产队有喇叭，有的生产队就靠敲钟（有的敲钢轨）来集合农民和传达开工、休工信号。那时，我则利用他们中间休息的时间给他们解读相关“社教”内容。田头地边没有黑板，有的生僻字眼往往要反复讲好多遍，才能让大家听懂。
　　 白天有时没有来得及讲完的教材，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走乡串门为村民们补习。晚上几乎到处是漆黑一团，我们一行三人深深浅浅、沟沟坎坎的，前面是村民举着火把引路，后面是肖同志打着手电筒照明，我则走在中间听他俩的指挥，要不然一不小心就掉下了沟壑或滑到水田里去了，弄得一脚透湿。寒假期间，天气比较寒冷，补习和调研一般都是围坐在农户家用柴火烧起的火塘中进行。白田这个地方什么都缺，可唯一不缺的是到处的杂七杂八的柴火和树枝。村民在烤火取暖时，还忘不了在火土中塞上几个红薯，等我的课讲完了，埋下的红薯也就熟透了，成了大家的宵夜，那味道好香好香……
　　 四十多天的“社教”似乎一眨眼间就过去了，50多年过去了，今非昔比，如今的白田街已是湘乡市首屈一指的重镇，纵横交错的街道面积扩大了上百倍，城镇化建设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此情此景，我想：对于50年前我留给当地人多少知识和记忆，我无法知道，但他们那时的苦楚，他们那时的纯真，他们那时的深情，却让我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