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都淹没在了记忆的最深处，但却总有几件不时来到梦中，将我牵引到过去那个时代里。一夜无眠，那些平常的过往总是在心里翻腾着，鼓动着我的笔尖，要我将它们书写出来……
　　
　　 一、红灯笼、白灯笼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一家随着从部队转业的父亲，来到南方那座叫做果城的城市，住进了“商贸宿舍”的大院里。
　　 果城不大，却是一个地级市，商贸宿舍就是地区商业局的职工宿舍之一。这里地处市郊，出了宿舍的大门，往西是农村，往东就是市中心。清楚地记得，往市中心得走过一大片种着蔬菜的农田，再沿着果城那所很有名气的高中边沿走上很远的一段距离。
　　 一般来说，我和弟弟如果白天出门的话，大都是朝西走，到长着各种庄稼的农田里，捞浮萍，抓蚂蚱，回来就可以喂给几只鸭子吃；而晚上，则多半是往东去。这不光是往西没有路灯，更在于往东有我和弟弟都喜欢的红灯笼和白灯笼。
　　 那两种颜色的灯笼是一种召唤，更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向往。当走过那条有着些许灯光的土路来到大街上，看到那红白两色的灯笼时，两颗小小的心脏已经在迫不急待地欢跳了。
　　 城市很小，从我们宿舍一路走过来，就是小城的那几栋标志性的建筑，招待所、百货大楼、电影院……在这些建筑之间，是那个被称为五星花园的地方。这是小城并不多见的街心花园，由于围绕着它有五条通往各处的街道，就有了“五星”的名字。
　　 在孩子的眼中，花园是很大的，一条宽约两米的人行道环绕着周围，夏夜里，那条水泥砌成的环形围栏上，总是坐满了歇凉的人。
　　 做生意的小贩们不会放过大好的时光，他们或背着背兜，或端着放满小食品的簸箕在这儿穿梭，各种叫卖声交织在一起，和着从电影院楼上传出的广播声，汇成了一种奇妙的交响曲。
　　 手心里紧攥一个五分的钢崩儿，已经被汗水打湿了，牵着只有五岁的弟弟的手，在人行道上信心满满地走着，听着小贩那带着韵律的声音：“细娃儿，‘蚕拈儿’，一分钱，一调羹……”
　　 “蚕拈儿”是蚕蛹的土称，那可是绝对值得一品的美食，小城里有两家大型綶丝厂，要弄点“蚕拈儿”出来不是难事。但小贩说的“蚕拈儿”却是些小毛虾，将其洗净沥干，在大铁锅里炕熟，加上盐和海椒面，就成了让孩子垂涎三尺的美食。蚕拈儿不放油，就是放在手掌上摊着一个个地拈着吃，也不会弄得满手油渍。
　　 我们的心思却不在这里，而是在电影院前的广场中那两盏红白灯笼上。没有吆喝，也没有喧哗，摊主的灯笼就是明晃晃的招牌。两个卤肉摊就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灯笼，继承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一个延续了百年的故事。听大人们讲，那两个卤肉摊的主人是两兄弟，他们卤菜的手艺是袓上传下来的，传到他们手里，都已经是十多代人了。每当儿子们长大分家，老一辈都会将老卤汁郑重地分成若干份，不偏不倚，每人都分一份。那卤肉极佳的风味，就来自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使用的老卤水里。
　　 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还不知道这两种灯笼所代表的是一种饮食文化，我所知道的，只是那灯笼下有诱人的美味。
　　 这不光是因为馋，还因为饿。每天三顿稀饭就泡菜，每一餐都顶不了两小时，没有油水滋润的童年成天都处在饥肠辘辘的景地中。那个时候，坊间有种夸张的俚语，说是一走到西桥河就听到了满城喝稀饭的声音。西桥河在远郊，那儿离我们小城还有一大段距离。在那么远都能听到城里喝稀饭的声音，可见城中居民生活的不易了。记得那时，晚上实在饿得受不住了，我会从泡菜坛里捞出一块泡萝卜，偷偷吃了，再喝下一大碗凉白开，让胃里好受一些。当然，如果白天买的菜没有吃完，在得到母亲允许后，煮上一碗菜汤，和年幼的弟弟分着吃，也是一件美事。
　　 而这会儿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这样的情景：一个镶着玻璃的罩子里，放着散发着香味的烧腊，猪头、猪耳朵、猪尾巴以及那些内脏下水等，全在百年老卤水中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变成了一道道美食。正经的卤肉和鸡、鸭等，我们不敢问津，手心里的钢崩儿让我把目光锁定在卤心肺上。虽说带了个心字，却并没有心，心肺是猪肺的别称。只要你说心肺人们就明白是什么了。那是里面最便宜的卤菜，五角钱就可以卖到一斤。你买一两摊主也卖，五分钱在那时也是不少的收入。其实，我还有一种选择，可以买两只鸭脚板，两分钱一只，买了两只后，还可以剩下一分钱。但，鸭脚板却没有多少肉。五分钱还可以买一个兔头，可那东西除去了骨头，并没有多少可吃的，还是买一两卤心肺划算。
　　 于是，清清嗓子，鼓足勇气对摊主说：“来一两心肺！”话一出口，就感到自己是个大买家了，无比自豪地看着摊主从那一整块的心肺上切下一块来，放在盘称上，称得旺旺的，一手提着，一手离开，让你看称。这种童叟无欺的做法让这两个摊子永远不缺回头客。见你对称无异议，便很快将卤菜切了，用一张褐色的粗纸包住，一手交钱，一手将卤菜交到你的手里。
　　 于是，那美味就沉甸甸地在我的心中了，赶紧牵着弟弟走到电影院的那些石级上，坐下了，将纸包打开，拿手指拈起一块放进弟弟的嘴里，自己再放进嘴里一块，美美地吃起来。接着，我和弟弟一起动手，风卷残云般将一两卤心肺全吃进肚里。弟弟意犹未尽：“哥哥，我还想吃点！”
　　 “嗯，我也想，下回，下回我们攒够一角钱，不，攒够两角钱再来！让你吃个够！”
　　 我的承诺并没有实现，因为那时的我根本没有能力攒够两角钱。
　　 时间一晃过去了数十年，一天从农贸市场经过，看到有卖猪心肺的，买了一整笼，回来和妻子一起洗净，用从商场中买来的“自家卤”香料卤制出来，切了一大碗，闻着还是很香，却怎么也吃不出童年的味道来。
　　 妻子笑着说：“人家弄心肺都是来喂猫喂狗的，弄得不好，猫狗都不吃。”
　　 我不信，丢了两块在宠物狗皮皮的碗里，果然，那斯闻了闻，十分不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开了。
　　
　　 二、机器水、井水
　　 那个时节，如果你在早、中、晚三个时段来到我们大院，就能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两行水桶一字摆开，一直延续到十多米乃到数十米之外，这是排队买机器水的情景。
　　 机器水这个名称是那时的人们对自来水的别称。因为它是水管里流出来的，而那镀锌的水管往往就让人想起了机器，这就有了机器水的称谓。
　　 虽然机器水是“自来”的，但它绝不会自己就流进你的水缸里，你得去水管处把它担回来。那时的生活设施很落后，一个百余户人家的商贸宿舍里居然只有两个水管。那两个水管是整个宿舍的水源供应处。一根长方形的石柱，高约一米，两边各伸出一节镀锌的铁管，分别安着一个水笼头。
　　 水管是有人看守的，每天都定时开放。当水管开放的时候，人们就挑着或大或小的水桶，在水管前面排起长队，手里拿着代表着水费的牌子等着买水。这个等待的时间也就是邻里之间相互交流的时候，那些家长里短、逸闻趣事也就从这里传播了开来。
　　 根据水桶的大小，一担水从一分到两分不等。定价的不是卖水的人，而是几个居民代表。
　　 打水时，一手将水牌递给看水的人，一手就顺势将桶放在刚空出来的水管下，清亮的机器水就翻着好看的水花流进桶里了。
　　 看水是个艰苦的活，水厂是按着宿舍的总表来收费的，如果浪费了，或者对水桶的定价偏低，一月下来，不光得不到辛苦费，还要赔上水钱。再加上守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天都记挂着这事，因此，一般人家都不愿干。
　　 我家就守过好几个月的水。从前任手里将那些小木牌和锁水龙头的木盒、铁锁接过来，并在几个代表的监督下把水表读数抄下来备案，就完成了工作的交接。
　　 一般情况下，在守水的同时，也卖那些水牌子。大多数人家都一次性买下一个月的水牌子。也有给现钱来买水的，那往往是不常开伙的人家，一般都是挑着两个小号的铁皮水桶，一分钱一担水。把钱朝地上的小木盒中一丢，接水，担走，就完成了一次交易。
　　 那时节，物资匮乏，所有的生活物品都是凭票供应，居民的口粮更是如此，米都是陈的，还有不少的黄色米和稗子，淘洗时得仔细地挑选。粮食有限，煮稀饭的时间居多。用机器水煮的稀饭不好吃，任你怎么熬，都还是水与饭分离，以小城里的方言来说，就是“不黏汤”。要想黏汤也容易，可以加碱，加了碱的稀饭就黏多了。但碱也不容易买到，就是有一点还得留着发馒头用。在儿时的记忆中，每天至少两顿都是吃那种汤是汤米是米的饭。
　　 但用井水就不同了，井水煮出来的饭是“黏汤”的，还带着一种自然的清香，比起机器水来好了许多。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去担井水了。宿舍地处郊区，出门三百多米处就有一个农民用的水井。水井很深，要把水打上来得用很长的绳子。
　　 第一次打井水时，用的是附近农民放在那儿的一个小桶，可把桶放下去后，那桶就是不肯翻过去，折腾了半天，才打上了水来。一担水是挑不动的，那回就只挑了大半担水。跑了数次，才把家里的水缸装满。那天，家里的饭就呈现出了往日所没有的风味，一家人都说好吃。
　　 打那起，除了连阴天，那条路泥泞得很难行走，我们家就再也没有担过机器水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打水的技术也日臻高明，十五岁的时候，就能用担水的水桶直接从井里打水上来了。不光节约了每个月的水费，还锻炼了体魄，为接下数年的打工和知青生涯打下了基础。
　　 冬天，母亲每周都会买上十斤红薯来掺进饭里，一来节约些米，二来红苕可以当成干粮吃，洗红薯就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我会在挑井水时把那些红薯带到井边，用温暖的井水来清洗它们。井水常年都保持着四度左右的温度，洗时手不会感到太凉。但洗后被冷风一吹就不行了，手背很快就会皴，继而开满细小的口子，那种疼痛的滋味至今难忘。
　　
　　 三、家里养了几只鸭
　　 那年春天，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我缠着母亲买回了几只毛绒绒的小鸡仔。
　　 小鸡买回来后，就寻个小木箱将它们装起来。鸡太小了，怕在屋里踩着它们，平时就让它们待在铺了稻草的木箱里，只在我放学回家了，要喂它们的时候才放出来让它们活动一下。
　　 把碎米、剁细了的青菜叶撒在地上，看着它们一下下啄着，心中就有一种柔情在散开。空闲下来，或来到郊外的小树林，或走到长满庄稼的田地边，将那些卷叶虫、小蚂蚱逮住，全装在一个瓶子里，拿回去喂给它们吃，眼瞅着那小鸡一天一个样。
　　 好景不长，待鸡长到一斤左右，公鸡刚会打鸣，母鸡的脸蛋才有点泛红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得了瘟病。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鸡是得了一种叫“鸡新城疫”的病，也没有治这种病的药，只弄点人吃的消炎药给它们的灌下去，却无济于事，要不了多久就会一只只死去，连着两年都是如此。到后来，就再也不敢养鸡了。
　　 日子依然清贫，腹内还是没有油水。后来，听说鸭子不会得瘟病，又动心了。不能养鸡，可以养鸭。
　　 那年一开春，我和母亲就从农贸市场买来了四只小鸭子。小东西刚从蛋壳里孵出来，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养这种小鸭子用生米是不行的，必须要用那种煮得刚过心的“鸭儿米”，喂的时候还得在水里泡过，才能捞出来撒在它们面前。
　　 活食也是少不了的，不吃活食的鸭子长得慢。拿着个土撮箕到河沟里捞小鱼小虾，或到池塘中去捞浮萍就成了一件经常的事情。小鱼小虾由于捞的人多，往往没有什么收获，浮萍却很多，那些池塘里有的是，拿一个竹编的旧笊篱绑上根长竹竿，就能从池塘上捞上好多或绿或红的浮萍来。浮萍里面有着许多小虫，有时还有小鱼小虾，鸭子们喜爱这种食物，每每见到我捞浮萍回来，就会叫着围上来，争着大口吞咽。这种荤素搭配的食物很对鸭子的胃口，长得快就不是奇事了。
　　 开始的时候，这四只小鸭还能放在一个小木箱子里，后来就不行了，就用了些砖头在屋里的窗户下面垒了个活动的鸭圈。白天拆了，将砖放在外面的阶沿下，晚上再重新垒。鸭圈里铺上一层炭灰，鸭子卧着就十分舒服了。
　　 白天里，鸭子吃了给它们准备的糠拌菜后，就会自己下到宿舍的那条排水沟中，一路打着食，顺沟来到外面的水田。它们跑得很远，有好几次我都在离家很远的稻田中把它们找回来。后来见它们自己知道回家，就由它们去了。那个时候，每到傍晚，它们都会在我放学的时候自己回来，因为会有一顿浮萍虫子美餐在等着它们。
　　 秋天很快就到了，丑小鸭长成了大鸭子，全是当地的麻鸭，三只母的，一只公的。有一天下雨，院子里积了一洼水，那只公鸭就与母鸭在那洼水里亲热，母亲说，鸭子快要下蛋了。
　　 当气温低得要穿上夹衣的时候，一天早上起来，在拆鸭圈的时候，突然看到里面有两枚白花花的鸭蛋，这可让我兴奋异常，赶紧把蛋捧起来，给母亲看。小弟也跑过来，将那还带着鸭子体温的蛋拿在手里。母亲怕小弟将蛋打坏，赶紧接了过去，小心地放在一土坛子里。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攒了近百只鸭蛋，周末，父亲从单位回来了，母亲就打了几个蛋，炒了一盘，那一餐饭丰富得就跟过年似的。满以为每周都可以改善生活了，可是母亲却说，鸭蛋炒着腥，要做成盐蛋。那天，母亲将家里一口闲置的陶坛拿了出来，熬了许多盐水，里面还放了把花椒。将蛋洗净，全泡了进去。我低头一看，百余枚蛋只占了陶坛三分之一的空间。
　　 鸭子下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停下的，依我们那儿的说法就是每天一个，不隔蛋。到春天到来的时候，不光那个大陶坛泡满了鸭蛋，另外一个泡菜的坛子也泡了一坛。算了下足有三百多枚。
　　 然而这些蛋母亲只煮过一回，按家里的人头煮的。那蛋已经咸了，只是蛋黄还没有翻沙。
　　 那个时候，在农村当知青的姐姐已经自作主张悄悄结了婚，要不多久，姐夫就会从部队回来探亲，整个探亲假都会在我们家过的。我们的家景不好，母亲要用那些鸭蛋来招待女婿。
　　 尽管我们很想每天都能吃上一个咸鸭蛋，但听母亲这么一说，也就压下了心头的欲望，只是隔三岔五就会揭开坛子的盖子看上一看，并期望着我养的三只鸭子能不间断地把下蛋的大事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