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年，通常都叫做“春节”。“春”是春天的春，“节”是节日的节。从字义上来看，春节就是春天的节日，它明显是一个时间概念。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是新年伊始，春是万象更新。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春天代表着希望。春节，首先就是一个自然的时间节点，它意味着一切都从新开始。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最热闹，也最重要的一个古老而传统的节日。千百年来，勤劳善良、充满智慧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赋予了春节多种的人文内涵。在今天来看，春节除了古老的祭祀和纪念的意义之外，至少还具有除旧布新、迎喜纳福、祈求丰年、团圆喜庆等特点。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大地上，每逢过春节，无论是千里万里，还是千山万水，亲人与朋友都要聚在一起，来守岁、度岁、庆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地过大年。毋庸讳言，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中国年，绝对是这个世界上一道独一无二、绚丽夺目的风景线。
　　 中国人过年，都讲究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欢欢喜喜。过年的时候，大街小巷，挂满了火红的灯笼和气球。一家一户的大门上，都贴着鲜红的大“福”字和“春”字。一副副红红的春联，传递着节日的喜庆；一挂挂长长的鞭炮，点燃了人们的激情。红彤彤的太阳，映红了红红的脸蛋；红艳艳的鲜花，衬托着娇媚的笑容。中国年，从里到外都是红的。中国人过年，冰冷的天气里，心都是热的。红色，就是中国年的主色调。
　　 小时候，在乡下老家，过年蒸馍是一件大事。那时好面（小麦面）少，往往是先蒸上一两锅白白的馒头，留作待客或祭祀用。接着，蒸花卷，薄薄的好面皮儿，包着红红的蜀黍面，津津的、甜甜的，非常地好吃。最后，则是蒸上一些杂面（玉米红薯干等杂在一起磨的面）角子，黑红的面皮儿，黑黑的菜（炸过的萝卜缨、萝卜、粉条等）馅，大人们吃，或者用来打发讨饭的。
　　 现在想想，当时乡下蒸馍，讲究还真是很多。在我老家那里，杂面蒸出来的馍，一般不叫馒头，而叫“窝窝”或“窝头”。因为杂面比较瓷实，不好蒸熟。于是，人们便把下面捏成个窑窑，样子好像馒头的上部，但中间是空的。因此，人们都叫它“窝窝”或“窝头”。记得当时，只有白面蒸出来的馍，才叫做馒头。不过，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白面馒头，人们通常都直接叫它“蒸馍”。
　　 记得那时候，在我家里，每逢过年做“蒸馍”，母亲总是在圆圆尖尖的馒头下面，填进一块小小的红薯粒。没有红薯，她就拿胡萝卜来代替，但从不用白萝卜。这或许是无论红薯或胡萝卜，都与红色有关。有时我感到好奇，便问母亲，但她只是说：“过年蒸馍不兴空。”我当时并没搞懂这“蒸馍”的具体含义。现在想想，这不兴空的“蒸馍”一定就是白面馒头。因为年是红色的，最能代表“年”的食物，又怎能缺少红色呢？
　　 其实，不光是“蒸馍”中包有代表红色的东西，就是在馒头蒸好后，还要用丹砂在上面点上圆圆的红点点。如果家中有老人，在蒸馍的时候，还要专门特意地蒸一种叫做“枣花”或“大馍”的食品。“枣花”一般由四个绕好的圈圈并在一起，真的犹如一束花；“大馍”名为大馍，馍确实比较大，底座就是一个特号的馒头，顶端覆盖有叶片或花瓣状的好几层。无论是“枣花”，还是“大馍”，上面都插有红红的枣子，煞是好看。
　　 现在想想，不但面食如此，肉食更不必说。庄户人虽然平时很少杀生，但过年的时候，从不吝啬。杀鸡，杀猪，宰鹅。鲜血是红色的。在那个时候，无论多少，乡人们从来舍不得扔掉。在热锅里滚上几滚，冷却后凝滞，我们都称作“红豆腐”。大人们说，小孩子吃了不好，很少让我们吃。那时，猪身上的肥肉，常常用来“烤油”。烤过油，炼成的油渣，红红的，吃起来又焦又香。成大块的猪肉，分解成“当子”，在锅里煮熟后，皮肉泛红。切成“木梳背”似的，回锅后，我们都就做“红肉”或“大肉片子”，是老家当时待客的一道主菜。
　　 说过吃，再来看看装扮。年前贴春联，也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在我们那里有句老话：“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贴门口。”这“贴花花”就是贴年画，“贴门口”就是贴门联。记得当时，年画主要是红红的干枝梅花、碧叶红莲、金色的大红鱼等，没有一样不与红色相关，甚至连胖嘟嘟的娃娃们，也成红色的。
　　 门神与门联，更是以红色为主。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贴门联，好像不止是单单地贴门联。屋里屋外、院里院外，到处都是一片红。老人的床头边，贴的是大大的“福”或“寿”字，粮缸或粮囤上,贴的是“五谷丰登”。槽头贴着“槽头兴旺”，压杆井上贴着“细水长流”。院子里的大树上，贴着“满院春光”；对着门口，贴的则是“出门见喜”或“对我生财”。喜庆与热烈的红色，渲染着节日的气氛。
　　 大家都知道，俗语里有个“开门红”。它一般是指，工作或事业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就取得了好的成绩，或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据说，这一词语在宋代就有了。那时，中原一带的小院里，一进门，一般都有一块门墙，又叫做“照壁”或“影壁墙”。逢年过节，大家都喜欢在门墙上贴个红色的“福”字，或红纸门神等，以求开门见红，来年风调雨顺，日子兴旺发达。
　　 到了晚晴和民国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开门红”以特殊的含义。“开门红”由祝福自己，而变成了祝福别人。朋友或熟人之间，无论对方是考试、工作，还是做生意，都可以祝他“开门红”。只是发展到现在，这“开门红”最原始的含义，倒是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我至今还记得，从前每逢过年，就像《白毛女》中杨白劳所唱的那样，再穷的人家，也要给女儿扯二尺红头绳扎上。一般的人家，除了买有鲜艳的新衣服外，还要再买一只红色的蝴蝶结，或红红的发卡戴上。男孩子到处跑，裤子和上衣兜里，满满的，都是红红的散炮。当然，大多为抢来或捡来的、没捻的。再小一些的孩童，过年那天，洗把脸，大人还要在小孩子眉宇间和脸蛋上，点上红红的胭脂色。
　　 岁月如流，如今再回头看看，当时过年，对孩子们来说，最具诱惑力的，应该说，还是长辈发的压岁钱。三角五角，一元两元，虽然不多，用一个红色的纸包包着。长辈们握在手里，那红色非常地醒目。于是，双膝跪倒，“扑通扑通”地磕上一两个头，被大人赶快地拉起，红红的钱包，便交转了位置，紧紧地攒在了自己的手里。
　　 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的很多习俗，都在悄悄地发生改变。譬如一家一户，都住上了小楼，吊顶白墙，再贴当年的年画，明显不合时宜。于是，刺绣的匾额，火红的中国结挂了起来，既美观大方，又高雅别致。过去的守岁，现在早已变成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晚”。但不论是匾额、中国结，还是“春晚”，主色调都是以传统的红色为主。单说这“春晚”，无论是主持人和演员的着装，也无论是舞台背景和灯光的设计，甚至连观众的座椅和外围的整体布置，都是以红色为主。
　　 再比如，过去发压岁钱、发红包，现在都和网络、微信等现代技术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远隔千里万里，大家都可以派红包、摇红包、抢红包。不但大人可以给小孩、老的给小的，现如今，小的也可以给老的发红包。红包不仅代表着满满的情和深深的爱，也成了朋友圈或全民性的一种娱乐活动。但是，不论春节的习俗如何变，中国年仍然是红色的。
　　 按说，春节正值数九天气，论季节仍应属于冬季。即便是打过春了，已经入了春天，但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五行”金木水火土，即春夏秋冬和长夏，对应“五色”则为青红白黑黄。冬天是黑色，春天为青色，也可以说成是绿色，但都不是红色。代表红色的是火，是夏。而春节为何以红色为主呢？
　　 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冬为阴之极，至春阳气上升。但春节之时，只是春意萌动，冬的力量还占着上风。冬天天冷，雪花飘飘。试想，如果能有一堆篝火取暖，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到哪里去寻找。窗口贴一红红的窗花，顿觉暖意融融。原来这红色就是温暖的象征。严寒的冬天里，人们希望有一把火，没有火，有点火的颜色也不错。这红色，可以看做是生命的希冀。
　　 人类对火的认识与使用，不但大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改变了周围的世界。从火性来看，火行虚，火是积极向上的，它代表着热情，象征着生长、顺利与成功。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人们有了希望，有了热情，一股暖意便从心头生起，红色便成了吉祥喜庆的色彩。红头巾，红腰带，舞起来，正如一把把火炬；红蜡烛，红灯笼，本身就是火。蜡烛燃烧，红光四射；灯笼高悬，又圆又大，仿佛刚刚升起的一轮朝阳，把火的本色发扬光大。
　　 朱砂点，深红色的枣子；红春联，红色的年画；红头绳，红色的脸蛋；前前后后，到处一片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红的色彩，将中国年装扮得喜气洋洋，生机蓬勃，如火如荼。
　　 再仔细想想，春节的红色，除了文化上的底蕴之外，明显还应该与传统的崇拜和避害有关。红色是火的颜色，也是血的色彩。生活中，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把见红了与有喜了连在一起，把见红了与女子的成熟连在了一起。见红了，说得明白一些，就是看到鲜血了。我们这种通常的说法，其实就是避讳。
　　 而这种避讳，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生命孕育成熟和诞生的莫大地崇拜。
　　 崇拜，就是把对方看成至高无上的。红色，在祭祀中可看作能辟邪，我觉得就应该与原始的图腾和崇拜有关。如果说，白面馒头上点“红点”，可当做“寿桃”的话，那不就是一种意念性的想象吗？而这种想象，是不是也可以换成对哺乳的一种崇拜呢？尤其是那“蒸馍不能空”的说法，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生命的发育与成熟是离不开血的。当然，也离不开红色。从这点上看，自然的轮回，恰与生命的轮回是一致的。
　　 红色中国年，表面看来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欢欢喜喜的，它的发展也似乎没有离开红色这一主色调。但如果深究起来，这红色不但具有传统文化的内涵，还应包括着人类对生命、对世界最原始的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中国年的红色，确实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