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从来都不是利益的选择问题，而是一种纯粹的信仰。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有一百个理由怀念“经典爱情”。
　　 ——题记
　　
　　 何谓“经典爱情”？
　　 让我把思绪拉回到20世纪初期的那片断残的风景吧。
　　 88年前，一场“美丽的爱情疾病”先后夺去了中国现代史上两颗璀璨迷人的星座。一位是北大才子，共产党人高君宇，一位是誉满京华的女诗人石评梅。
　　 1920年，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两人首次邂逅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因为高君宇奔波革命事业，彼此接触的机缘并不多。
　　 1923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高君宇是全国仅有的53名党员之一，其事业的繁忙可想而知。
　　 这一年秋天，寓居北京的石评梅却是在失恋的极度痛苦中熬过的，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其间与已有妻室的吴天放相恋，但由于对方已有妻室，她最终忍痛放弃这份爱情。用石评梅自己的话形容就是“上帝错把生命之花植在无情的火焰下”。也因为这份初恋让她备受打击，所以她久久拒绝高君宇的爱情。这突如其来的梦魇像一夜寒霜冻结了评梅浪漫快乐的天性和青春活力，在悔恨与羞辱中她暗暗抱定独身的决心，誓不论嫁，并用泪水和着心血，凝成诗行：
　　 缠不清的过去，
　　 猜不透的将来？
　　 一颗心！
　　 他怎样找到怡静的地方！
　　
　　 1923年10月，高君宇因积劳成疾，在西山养病。他采来一枚红叶，题诗寄给石评梅示爱：
　　 满山秋色关不住，
　　 一片红叶寄相思。
　　 君宇
　　 十月二十四日采自西山碧云寺。
　　 石评梅收到“信”后，感愧交集，她抹不去与吴天放相爱的记忆，绝望于对爱情的憧憬，又铭感高君宇的赤诚、忠厚。她不愿欺骗他，在红叶的背面凄楚的写下：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
　　 评梅
　　 又寄了回去。
　　 不几日，石评梅收到高君宇的复信：“退回的红叶收到了。……所以，我仅通信而不去看你，也害怕这种感情的流露。红叶题诗，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但是，朋友，请不要为红叶而存心，要了解是双方的，我至今不能使你更了解我，是我的错，但也有客观不允许的理由，这只好请你原谅了……”高君宇尊重石评梅，不得不说出这段言不由衷的话。
　　
　　 1925年1月5日，星期一。评梅陪君宇雪后游陶然亭。湖山空旷，雾野迷蒙。评梅挽着他走走停停，内心都有说不清的惆怅和隐痛。突然，君宇举着手杖指着墓旁一片临湖的空地说：“请记住，珠（评梅小名），若我有一天会死，就请把我葬在这里吧。”
　　 谁知，竟被言中。
　　 仅仅过了两个月，3月15日，高君宇在北平协和医院因猝发盲肠炎去世。享年30岁。
　　 他是在深夜里悄然离去的，无人在场，陪伴他的只有那枚风干的西山红枫和黎明前的寒意……他是在寂寞中死去的，怀着对评梅的无限眷恋和殷殷期盼，留下的只有三行词：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叱咤风云的君宇，就这样魂消影绝，告别了他一生追求的女子，告别了刀光剑影，磬鼓声声的事业。不，来不及告别。
　　 评梅来了，带着那颗被噩耗震醒的爱心，永远来迟了。
　　 评梅不顾众人劝阻，一次次哭晕在病榻前。“君宇君宇，为何那时候你柔情似水，我却心硬如铁……”任凭她怎样抢呼、摇撼、那具冰冷的僵躯却不能，再也不能回答她什么了。
　　 遵照评梅的要求，友人把君宇的灵棺送到了他生前约定的地点——陶然亭畔。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上，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这是评梅亲自题写镌刻在墓碑上的话。
　　 陶然亭太冷静了。君宇太孤独了。
　　 在高君宇去世的三年间，不管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每个周末，每个清明节，评梅都无一例外地至陶然亭畔哭君宇。对于她那无枝可栖的灵魂来说，陶然亭就是她“生命的家”。
　　
　　 “我的热泪为何救不活家中的枯骨，为何唤不回逝去的英魂，这怯弱无情的泪有什么用？”三年来，评梅的泪已快要流干了，加上过度的伤郁和生活贫寒，她原本虚弱的体质每况愈下。
　　 这一天终于来了。
　　 评梅在给师大附中上课时突然晕倒，不省人事。1928年9月30日，一条惊人的消息出现在北平各大报纸上：“京都一代风流才女石评梅先生因患急性脑炎，病逝于协和医院。享年27岁。”
　　 评梅死了。从发病到辞世仅仅12天。她和君宇竟是在同一家医院，同一间病室，又几乎同一时刻——凌晨两点一刻离去的。
　　 从南方赶来的庐隐等友人根据评梅生前的心愿，把她安葬在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旁。用的是几乎和君宇一模一样的一座四角白玉剑碑。上刻：
　　 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
　　 墓碑下方正中，用篆书刻着四个大字：春风青冢。
　　 “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两颗备受思苦摧折的蓓蕾就这样结合在一起。
　　 他们把躯壳留给了死，却将灵魂付给了对方。
　　
　　 现在，让我试着解读“经典爱情”。
　　 生命是为爱而来，为爱而死，在爱的“敌人”面前，它绝不妥协，敢于做孤注一掷的付出，体现的是一种肝胆相照，至死不渝的悲剧壮美。
　　 这就是“经典爱情”！
　　 譬如，中国古代文学里的哭长城的孟姜女,《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钗头凤》里的唐婉，化蝶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等等。
　　 外国文学作品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仲马和茶花女。等等。
　　
　　 与“经典爱情”异化而来的是现代爱情。
　　 与经典人物那种宁折不弯、玉石俱焚的“硬碰硬”的“傻气”相比，现代人变得乖巧多了，软和多了，在感情上更讲究“策略”与“实用技巧”，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是最感性的认识。
　　 “老成持重”“圆滑世故”成了现代人的精神成熟的标志。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缺少真正的英雄，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面对职业。
　　 无论才华还是真诚，现代人都显得力不从心。情感的缺失使得现代人心虚体胖，心灵因缺乏悲剧的震撼和泪水净化而变得萎缩晦暗。
　　 归根结底，现代爱情和“经典爱情”相比，仍是一个有无信仰的问题。对“爱情真理”信还是不信?
　　 现代人大多是不信的，怀疑、冷漠、松懈、旁观、揶揄、以不屑的眼光蔑视一切。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使得现代人无法再在精神上恪守什么，捍卫什么，琐碎的利益和肤浅的享乐像白开水一样冲淡了生命血质的粘稠，在甲胄般的“保全心里”层层溺护下，现代人再也神圣不起来英武不起来悲壮不起来；由“信”到“不信”，现代人的情感思维已遭到“质”的破坏。
　　 如果说，经典爱情表达了一种献身精神，现代爱情则暴露了一种赤裸裸的“占有欲望”。经典爱情是“亏损”的，而现代爱情是“赢利”的。
　　 爱情，从来都不是利益的选择问题，而是一种纯粹的信仰。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有一百个理由怀念“经典爱情”。
　　
　　 【棠珍之恋】
　　 2014年11月12日，在上海武康路113号，一个深秋的下午，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我走进了棠珍之恋的故事现场——一座由一栋主楼和两栋辅楼构成的花园世界。
　　 棠珍之恋，讲的是他和她的经典爱情故事。
　　 翻看民国史，看看那些有名的文人、明星、我们不难举证，滥情者多，专情者少，甚至是凤毛麟角。平凡的她，凭借什么魅力，让他爱了她一辈子呢？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他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激情三部曲”，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人。
　　 当时追求他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
　　 在给他写信的学生中有一女孩的信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她小他13岁，性格活泼，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那年，她刚好18周岁，来信附一张照片，背面写：给我敬爱的先生留给纪念。
　　 女孩笔记娟秀，言词不多，却字字热烈。这个女孩就是她。
　　 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他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用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他，文雅、快活地笑着说：
　　 “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
　　 不善言语的他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于是，18岁的她开始介绍自己。
　　 因为年龄的差距，他最初是把她当成一个小友，并不胡思乱想。如果不是她的坚持，他们不会在一起。
　　 姑娘的挚爱帮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
　　 经过8年的等待，他问她，你可考虑好了，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
　　 她甜蜜的笑了，终于等到了。
　　
　　 1944年5月，她与他在贵阳共结连理。
　　 5月1日，他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他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
　　 从桂林到贵阳，蜜月欢愉难忘，他们始终牵着对方的手。她对他説，以后不准再叫我小女孩，我已是你妻子了。
　　 在怀念她的一篇文字中，他是这样总结他这段蜜月之行的：“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的在耳边説：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是的，这个妻子有过甜蜜的幸福，但也做得如此艰难。
　　 1945年，他们生下了女儿。
　　 1950年，他们又添了儿子。
　　 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他。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他的批判专辑。
　　 1968年，频繁遭到批斗。因他批斗，她也跟着受苦，并先于他倒下了。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1972年7月底，她患了直肠癌。手术前，她对他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他用手轻轻地捂住她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
　　
　　 她多不想离开他，怕她走了，再没有人能照顾他。可是她身不由己。她弥留人世的最后五天，他不断重读《马克思传》。因为这本书里，有燕妮辞世的描绘，马克思説燕妮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他也看到她离世时，她的眼睛很大很美很亮。
　　 她辞世之后，好多天，他都回不过神来，坐在桌前几天，却无法写出一个字。
　　 在怀念她的文字中，他説：“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的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1972年8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
　　 这篇怀念她的文字，成文时间是1978年，此时她已经逝世6周年了。
　　 弱水三千，只取那一瓢饮。
　　 那个在他最好的时候爱着他，在他处境最差的时候不离弃他的女人，让他觉得相伴一辈子也还不够。
　　 她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他的卧室里，他的床头放着她的译作。他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他对她一往深情。
　　 他在怀念她的文字中，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骨灰搀和在一起。”
　　
　　 爱一个人容易，爱一辈子很难。他们用彼此的忠诚与付出，酿出了那一瓢饮的幸福。
　　 他在怀念她的一文中曾如此夸赞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説。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他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
　　 他们的故事已经有些年头了，我认为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与最深的理解，或许莫过于读他们的著作。而实事求是的説，阅读这样的经典爱情故事，对我也是一种享受！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的读者心声。
　　 他，叫巴金，原名是李尧棠。
　　 她，叫萧珊，原名是陈蕴珍。
　　
　　 终稿：2016年02月1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