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已然过去几天，却感觉好像没过一般。女儿甚至在年初一惊讶地问：“昨天是年三十吗？昨天是年三十吗？”
　　 我笑笑：“难道不是吗？”
　　 “哦……”
　　 我懂女儿的意思：怎么就没感觉到年的味道呢？
　　 是啊，现在是越来越感觉不到浓浓的年味了。
　　 想起八九岁时跟父母住在乡下，离过年还有好几天，就闻到浓浓的年味了：家家户户翻山越岭进城赶集，买甘蔗（一捆一捆往家扛），置红糖（用作年糕和油蛋），请财神，扯布料（每人一身新衣服），弯弯山道上，黄土路的疙瘩缝里，油茶林的枝桠间，赶集人挑着扁担的肩头，无不洋溢着年的喜庆分子。
　　 离过年还有两三天时，几乎家家户户杀猪。记得父亲每天一大早，肩头上搭条黑不溜秋的毛巾，出东家，进西家，赶个不停杀猪忙，一天到晚，村头村尾听得肥猪嗷嗷叫。无论轮到哪家杀猪，都在晒谷坪大摆筵席，请乡邻乡亲共享美味：猪肝、粉肠、瘦肉汤，辣椒、酸萝卜爆大肠，又厚又宽的蒜炒五花肉，一碗一碗清冽醇香的自酿糯米酒——真个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这样的筵席一直要吃到年三十的头一天。
　　 到了过年那天，妈妈一早起来就磨豆浆，做豆腐，等我们兄妹几个起床时，厨房门口走廊的木桌上就已用磨盘压着裹着白布的两板水豆腐，用手摸上去还热乎乎的。
　　 吃过早饭，爸爸就开始施展他的手艺了。爸爸的拿手好戏是做扣肉、芙蓉酥和圆蹄。爸爸做这些的时候，我和两个哥哥及一个妹妹全都在门口的田野上玩，跟其他小伙伴比跳过一道道田坎的速度，或采来各种野菜在田间模仿大人做属于我们的年夜饭。玩得忘乎所以时，便听得大人一声喊：“快回来敬神咯！”听到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年夜饭就要开始了。于是一群小人儿个个如同小泥猴般欢快的回各自的家门去了。
　　 敬神的过程大概20多分钟。二哥是主角，我是助手。先在堂屋的神位前敬列祖列宗，再到屋外四五十米处那棵叫柞木的大树底下敬树神以及其他自然的神灵。在这里我想插一句，敬神原本应持虔诚的态度，可二哥硬是虔诚中带着不拘，神还没敬完或说没耐心等老祖宗享用完毕，他自己先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那敬完神的大阉鸡不是少了一个翅尖，就是缺了一块胸脯肉，年年如此。不过爸爸妈妈谁也没发现，即使发现，我想他们也不会指责二哥的做法的，因是大过年嘛。我从不参与二哥的行为，也从未告发过他。
　　 虽说从未见过爸爸制作年夜大菜的过程，但至今我仍能记得那几道菜的样子和味道。不防细细述来。
　　 先说扣肉。肉用自家养了整一年的土猪，芋头用古时进贡皇帝的荔浦芋。五花肉、荔浦芋分别用自产的茶油炸得两面金黄，尔后一块芋头、一块肉两两扣到一起，肉皮朝下码满一个大碗，再在上面撒上葱白段、酸菜粒和小朵香菇，接着放到木桶饭樽里蒸——到底蒸多久，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蒸得皮酥肉烂、各种味道融会贯通时才起锅。上桌时，用一个更大的碗将其倒扣过来，那原先凸凹不平的块块扣肉竟像蒙古包似的耸立在半碗半碟的另一只碗里。用竹筷夹起一块，还未送进嘴里，那肉香、芋香和各种调料混合的浓香便直朝鼻腔扑来，引得味蕾大动——哎，不说了，再说下去，垂涎便要滴到键盘上了。
　　 接着说芙蓉酥。这道菜不仅是年夜饭的一道特色大菜，也是故里无论红白喜事、但凡摆酒就必有的一道传统菜，且重要到有这样一种说法：“席上少了芙蓉酥，喝酒不畅兴味无。”所以，我家年夜的餐桌上绝少不了这道菜。
　　 关于这道菜，有次我倒是稍稍留意了一下。只见爸爸拿着什么莲藕、芋头、野淮山等一大堆东西，往一块有齿的铁片上磨呀磨的，直磨得所有圆的、长的、短的家伙全变成一一滩滩糊糊。接着又往装到脸盆里的糊糊打无数个新鲜的鸡蛋，又剁一块半肥瘦的猪肉投进糊糊里，然后不停的搅拌，搅拌到认为均匀和满意的程度，方才住手。再接着，将搅拌好的糊糊舀到一个方形的容器里，压平，用刀切成两张扑克牌大小。最后，下油锅，将一张张方块炸得两面金黄，里酥外脆，便搁到可控油的竹篮里。吃时，可清蒸、可爆炒、可煮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有味道。哎，我又快垂涎欲滴了。
　　 最后说圆蹄。这道菜采用的似乎是猪脚上端的肉——说似乎，是因我实在没留意过它的制作过程——其做法跟扣肉差不多，不同的是底料多了白果肉和清甜爽口的桂林马蹄。另一个不同则是：那皮朝上盛在碗里的肉，看似切成一个个比麻将子大的方块，却又块块相连，因炖得足够烂，所以用筷子一夹，想要哪块就是哪块，绝不东拉西扯，黏黏连连。最难忘的是它给人的口感：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吃不了肥肉的人——如我——也能一连吃好几块。
　　 讲完了爸爸的拿手好戏，该讲讲妈妈的拿手好戏了，不然对她不公平。妈妈的拿手好戏除了做豆腐外，还有两样便是做烧蔗（烧烤）和酿豆腐。
　　 烧蔗是将两指宽的一块猪肝和一块五花猪肉同时裹进巴掌宽的猪网油里，尔后穿到一根新削的长竹签上，再放到红红的炭火上烤。我记得，我常常帮妈妈打下手，妈妈裹好烧蔗、穿好竹签（一根竹签穿上四五个），我便一只手拿一串，坐在火塘边，一边烤，一边不停地翻，眼看那一个个烧蔗渐渐由生到熟，眼看一滴滴喷香的油滴到红红的炭火上，滴到白白的灰烬里，我在流口水的同时，一边在想：多可惜呀，多可惜呀！
　　 酿豆腐，是将一板新做的豆腐切成无数拳头大的立体方块，从顶上往中间挖空，然后将拌有葱花、陈皮的碎肉末塞进挖空的洞中。这道活，看似简单，其实极需耐心，又要细致，两者缺一，便会在酿或煎的过程，将好端端的一块豆腐弄得稀巴烂。妈妈是个追求极致的人，因此从不让毛毛糙糙的我插手。
　　 吃完了年夜饭，在偏僻乡村，既无春晚可看（其时远未知“春晚”二字），也无其他娱乐节目，但却比现如今的年夜热闹而有意思多了。
　　 我和两个哥哥到门口的田野上放一通鞭炮回来，堂屋偌大的空间里已聚满了整个家族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说笑的声浪惊得房梁上的燕子不断地从窝里探头朝下张望，有的更进进出出。
　　 人多，没那么多凳子可坐，便这里站一群，那里立一拨。大家不是来玩的，而是等着事情做。你看，堂屋中央摆着两张擦得干干净净的大圆桌，一方厚重的大木槽摆在堂屋靠门地上的一角，一团晶莹透亮、足有二三十斤重的糯米饭卧在木槽里，等着男子汉们去捶打。木槽两边各排一支由青壮汉组成的队伍，统共十来个人。
　　 排在最前面的，是爸爸和我的亲叔叔，他俩手上各持一根比他们手臂还要粗许多的硬木棒，木棒下端似纺锤，足与他们身子等高。只见爸爸和叔叔各往一只手板心里吐一口唾沫，两掌合起来搓搓，又听得“嗨”的一声，两根木棒便同时狠狠地朝木槽里那团特大的糯米饭戳去。接着，你一下，我一下，你直起，我弯腰，极富节奏的轮流着出棒，期间还伴随着不停的“嗨嗨”声。这肯定是一道极费力气的活路，因我看见，爸爸和叔叔原先敞开的大褂脱了下来，又看见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脊背上一直滚落到裤腰上，不久便将裤腰濡得湿漉漉的。
　　 可堂屋里多么热闹呀。打糯米糍粑的起劲，站着看的、等着活干的，其说笑声也越发起劲了。也许在闹哄哄的说笑声中干活，才不感到累吧？然而，我看到，爸爸和叔叔停下来了，他们身后两个人便立马接棒继续用力捶打那团糯米饭。几乎轮完十多个人，槽里那团糯米饭才被捶打得改变米粒的模样，烂得好似一团肥白细腻又晶莹的猪板油。这时，爸爸蹲下身子，用手朝“猪板油”挖起一小坨，两手扯扯，感觉柔韧度有点像橡皮筋了，这才宣布行了。接着又由两个人分别用木棒的一端将槽里的“猪板油”一一卷起，一坨一坨的搬到圆桌上。木槽清空后，一伙人抬起它，呼噜呼噜，脚步匆匆地赶往另一家去了。
　　 这时，原先有说有笑看热闹的妇孺上场了。由一个极富经验，拿捏准确的人（一般是隔壁的六叔婆或我的妈妈）将一大团“猪板油”逐一分解，捏成一个一个小圆球。小圆球一出现在桌面，其他人便叉开手指用掌心将那它们迅速揿压成一个个大小均匀、模样周正的圆饼饼。圆饼一出现，我和妹妹便逐一给它们盖上一个大红印章，章上刻着一个“囍”字，盖上红双喜，那一个个糯米糍粑就带上喜庆味道了，就好年后走亲戚送人了。
　　 年夜的打糍粑，之所以让今天的我还记忆深刻且津津乐道，除了它那软糯清香的口感，我想，一定还有别的东西，那“别的东西”一定属于一群青壮汉们主动地排着队等着上阵时，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家族凝聚力，还有他们抡起木杵打糍粑时，那富有力度和节奏美、又实在不啻于最原生态的舞蹈动作吧。
　　 键盘敲击到这里，我忽然悟及：儿时感到的浓浓年味，莫不是随着爸爸精心制作的一碗碗扣肉、芙蓉酥、圆蹄和妈妈巧手弄的烧蔗、肉酿水豆腐的阵阵异香散发出来的？莫不是父辈们在打糍粑时，从那配合协调、刚柔并济的抡杵动作催生出来的？莫不是那一双双大手小手在圆桌上迅速地揿压糍粑时，从无数指缝间跑出来的？莫不是由一个家族强大的凝聚力烘托出来的？是的，那一定是！
　　 说到这里，我倍感惭愧。作为后一代，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我们，不仅没有将父辈们的优良传统很好地继承下来，反而越走越远，以致于让我们的后一代没有感到那本应有的浓浓年味。
　　 儿时的年味已远离，父辈们也相继故去。我现在能做的唯有感恩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