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列传》是《史记》“列传”部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单篇人物列传，详述人物生平遭际，事件始末，浓墨重彩刻画人物形象，主角鲜明，配角丰富。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此中“烈丈夫”，解释为“刚正而有气节的人”，而最直接的理解，应该就是“刚烈”，刚烈的大丈夫。
　　 民间对伍子胥的印象，往往偏颇，将之简单理解为一个复仇者的形象，甚至有人称他为盗墓者，实在是偏狭，但这些偏狭的印象却更说明了伍子胥“鞭尸复仇”的行为给人留下的强烈思维冲击。这个行为所迸发出来的生命力是如此充沛，令人骇然。申包胥批判他，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倒行逆施”，但是孔子却谅解他，认为他复仇有理。子报父仇，天经地义，感天动地。而伍子胥是经历了千难万险，操纵诸侯国之利益、军队之威武得胜而复仇，这便又有了大才的光芒。于是这样的复仇，在情感上无懈可击，在能力上无可辩驳，在手段上光明正大，在气势上遮天蔽日，在道义上便也就无可指摘了！申包胥立志要“存”楚，于是求秦国之兵，秦王不肯，他就“李秦庭，哭三日”。也是个执着的忠臣！感动了秦兵去解救楚国之危。这一“存”一“灭”两位楚臣，好像“存”的占了正义，而“灭”的失了义理，“存”的仁心古道，“灭”的凶残暴戾，然而读者跟着司马迁的笔墨知道了“怨毒”产生的前因，知道了面对沧海茫茫时逃亡者的无助，知道了乞食于道旁的卑微，于是我们了解了这份“怨毒”的发酵，理解了“鞭尸三百”的情绪爆发，以及爆发之后的苍凉。如此复仇，是一个真性情的大丈夫所为，确实没有资格指摘，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果敢，却令人赞叹。如果此刻伍子胥一笑泯恩仇，也许我们能赞其胸怀宽广，但我们不免怀疑此举伪善。真性情的大才，自得后来的性情之人相惜。
　　 伍子胥的政治才能在复仇这个环节已经充分展露，仍然证明在了对勾践此人的预见上。当夫差听信谗言赐剑令其自刎的时候，他的愤怒是那般汹涌滔天：“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这是预言，更是痛心和愤怒，也仍是谏言！如此忠烈之臣，不得君主清听，反要将其掘尸漂流，此君不亡何君亡！胥山有幸证忠骨，江水无情没丈夫。悲烈之死，莫过如此。简单的文字，却传达出一个屈死的悲情英雄形象，暴怒的青筋，冲冠的白发，怒睁的眼睛喷射着痛苦的烈火！他只能选择自刎，但是他用自己暴烈的愤怒在这刀口留下了光芒，照亮了他的预言。忍辱负重，他如此经历，所以他自然是懂勾践的。他的忍辱负重让他得以复仇，勾践的忍辱负重也可以雪耻，这两个忍辱负重的人里，伍子胥显得率直，勾践显得狡诈。
　　 孔子说能屈能伸是为大丈夫，司马迁赞其“隐忍就功名”，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需要始终非常理性地执着于自己的使命，需要有超越眼前障碍的智慧，然而我更喜欢伍子胥的伸，这是一种畅快淋漓的表达，即使表达之后即要赴死，即使表达之后也更感虚无。也许不“屈”就无以“伸”，也或许为了“伸”才能做得到“屈”，大丈夫能睿智地结合二者，大丈夫也才能将二者做到极致，做出境界。
　　 所谓患难淬炼出人物，冤屈也更显了英名。百姓心中的公论，但愿能平息这烈丈夫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