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那个叫做故乡的小村庄已经很多年了，每每遥望故乡，眼前就会浮现炊烟袅袅、风景随四季变化的各种景象。村庄里走出的人们都是那些熟悉的村民们，他们多年辛苦劳作后总是一脸沧桑，肤色黧黑而布满沟壑。有些人仿佛是村庄的某种符号或者象征，时间越是长久，印象越清晰。邻家二伯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已经带着某种特殊的色彩和味道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小的时候，从老远的地方就能一眼认出二伯来，他就是那么与众不同。他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右肩上经常要挎着那个带有红十字的长方形的药箱，因此习惯性的斜肩，远看人都是倾斜的。二伯穿着打扮也和一般农民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质地良好的服装但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的肤色也比一般的村民白净一些，还总带着微笑，细声细语的，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可是即使这样，对孩子们来说，他依然像一个噩梦。我远远一认出那人是他，就掉头跑开，心里总是有些怨恨他。
　　 邻家二伯与我家比邻而居多年，因此两家人对彼此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大事小情总爱凑在一起商量，互相帮着拿个主意。二伯家的祖上是老中医，因此大伯和二伯两兄弟都学会了一些医术。在我出生的时候，大伯就已经到县里的医院当中医去了，而二伯则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虽然不是村官，但在村里的地位仅次于书记和大队长，因为谁家都会有人生病需要医治，都会来请他去家里瞧病，因此村里人都对二伯高看一眼。再加上二伯还是有些真本事的，打针开药不在话下，还能输液打点滴，说个什么病理也头头是道，因此老百姓们都很信服他。
　　 在我童年时代，二伯就是我的噩梦。因为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发烧咳嗽，每次闹病，妈妈就去把二伯叫来给我量体温。每当那冰凉的温度计被夹在腋下，我就开始紧张。每次他敲开装着药液的小玻璃瓶，随着“啪”的一声脆响，我这心就提到嗓子眼。每当消毒棉碰到我的小屁股的皮肤，我这条腿都僵硬了。而每次这针头一扎下去，总会伴着我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临走，他还打开他的药箱，留下一些白色黄色的药片片，吃药也不是闹着玩的，经常卡在嗓子里上不来下不去，贴在喉咙里一样。我小时候还被妈妈灌过中药熬的汤汁，那真是捏着鼻子硬灌下去。虽然完事了，妈妈会给点白糖含在嘴里，口中苦苦的怪味还是久久不去。还有那种发烧时二伯给留下的大白片的发汗药，吃完了要喝很多热水，之后就被妈妈捂在被窝里，一点不许动，出了一身白毛汗，妈妈也不让掀开被子，说是汗出不透，就不能退烧。经过一番折腾，等我病好了，我心里对二伯的恐惧和厌恶就一点点加深了。
　　 心里如此惧怕他，我就很少理睬他。他来我家有事，我就赶紧躲出去，即使走了面对面，我都低下头装作没看到。我还为了打针吃药愁得流过鼻血，总被妈妈拿出来当笑话说。对二伯的记恨在我心里留下了影子。
　　 我长大一些的时候，妈妈教育我不该对二伯没礼貌，她告诉我说二伯曾经救过我的命。在我三岁的时候，得了急性腮腺炎，好几天高烧不退。有一天发烧上了四十度，人就开始抽搐，这可吓坏了妈妈。她从农田里找回正在干农活的二伯来给我打针。那一夜，二伯一直照看我给我输液，才把烧退了下去。发高烧很容易烧坏大脑引起别的毛病，而我经历了那次高烧却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妈妈说这都是二伯的功劳。
　　 二伯家的伯母是一个很泼辣能干的女人。二伯忙着走街串巷出诊给村民看病，二伯母则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二伯的衣服都是伯母洗涮清理，让二伯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妥妥帖帖。虽然我们是邻居，两家鸡犬相闻，却从来没听到过他家有争吵声。我的印象里，他们是一对和睦而幸福的夫妇。
　　 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有一次他带回来一男一女两个同事，来找二伯看病。听妈妈说，那个婶婶不能怀孕想要孩子。二伯会把脉，也能开中药，他给开了些中药，吃了几个月，那婶婶真的就有了小孩儿，把夫妻二人高兴得第二次来到我家，要去登门感谢二伯。二伯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了九十年代末，他这个赤脚医生，不但继续走街串巷出诊登门给村民看病，还开了个小诊所，方便随时就医的群众百姓。
　　 我十几岁就随着父母搬到了县城里居住。再次回村里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头发都有些斑白了，眼角也有了皱纹，右肩却更加倾斜了，人却多了几分慈祥。虽然开了门诊部，家里的生活除了忙碌却没有多大改变，听说是因为他收费低廉，从不乱开药，不赚昧心钱，他总说做人要讲良心。虽然来看病输液的人很多，他家的经济状况却没法和村里那些出去做小买卖的人们相提并论。
　　 九十年代，许多人下海经商，开个服装店食品店都很赚钱，农村也出现了很多爆发户。电话、楼房、汽车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在忙着发家致富。二伯却固执的坚持着能给病人开二十元的药，绝不开三十元的；能开两种药，绝不开三种。有些人认为二伯真的很傻，跟不上形势。
　　 2013年夏天，当天气正值酷暑难耐的时候，来走亲戚的堂哥告诉我们，二伯出了车祸，人已经故去了。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二伯背着他的药箱去给邻村的一个患者打针，在过公路的时候，被一辆小轿车撞得飞了出去，像一片落叶在凄风苦雨中没了生息。阴沉沉的雨天，视线不好，那车又开得极快，没注意到过公路的二伯。这斑白了头发，斜着肩，给人看了一辈子病默默无闻的人，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这些年来，二伯用他给人看病赚来的钱供养了两个儿子上大学，帮着他们付首付在城里买了楼房，借的外债还没还清，就早早闭上双眼。村里同一条街上，各家各户几乎都翻盖了房子，只有二伯家的老屋还是那么低矮破旧，在风雨飘摇中，记述着一个赤脚医生的一生。
　　 二伯出殡的那天，据说半村子的人都去给他送行。人们抹着眼泪，吊念这个慈眉善目斜着右肩的普通的农村老人。所有的被他打过针，开过药的小孩子们，或许当初如同我一样对他充满了怨恨，现在终于释怀懂得感激与尊重了，可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向他表达。家家户户的乡亲们都替二伯惋惜，这个辛辛苦苦治病救人的老人，没有享受一天清闲的幸福生活，就早早离开了他照料和惦念的村民们。
　　 每次眺望故乡的小村庄，那个斜着肩背着带红十字的药箱，衣着整洁，面带微笑的二伯就会出现在面前。村子里还有赤脚医生吗？还有像二伯那样不贪财讲良心的人吗？二伯属于那个我梦中的村庄，属于那个我成长的时代，他会被我连同故乡一起收藏在我记忆深处，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