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前的今天，1998年12月15日，我拥有了一匹小白马。那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先生打来电话：“我在楼下等你……”
　　 我像往常一样关上电脑，收拾好台面的稿件，从办公楼12层下到一层。
　　 透过报社大厅的玻璃门就看见他坐在一辆白色车子的驾驶室里向我招手……我惊讶得不得了，立刻跑上前想问个究竟，他没有回答只是一句：“快上车！”
　　 他载着我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跟随着车流一直开去，先是从广州大道中开到广州大道北，然后从北又绕南转回来，继续深入广州大道南，然后继续向南，一直向华南植物园的方向开去……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说“呀呀马莉你的小白马是不是白色的德国宝马呀？”嘻嘻，我先不告诉你，我要先吊吊你胃口！
　　 我坐在车上，很激动，我给他买的蓝色风衣“很贴心”地搭在后排坐位的靠背上，旁边是他未读完的《南方周末》报纸，以及一把蓝格子雨伞……这一切让我觉得这个车就是我们的新家，是我们“可移动的家”，只要我把手包、外衣、围巾等等属于自己最私密的东西放在车上，就可以离开它走到远远的地方，然后回来，看见我的东西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原封不动地等着我来拿起它……就像每天从家中走出来把门关好，里面的所有一切是自己的，不用担心别人会开门进来，而且无论走到哪里它就跟我去到哪里。我反复下意识地对自己说要适应这种新感觉，适应这种“移动的家”的美好感觉。从此以后先生天天开小白马送我上下班。
　　 买车虽是我的主张，但我倒并不是想让先生送我上下班，而实在是为了先生，为了他经营的那个著名的书店：七星书舍。
　　 1995初年他首倡创办了广州第一家读书会，年底他开了第一家会属书店，取名为“七星书舍”。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约60多平方米的纯学术书店，在天河立交西北角一条河涌的西岸上，由于当时电视报纸经常报道“中东”“约旦”一带战争不断，我先生兴之所至给这条河取名为“约旦河”。可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倒并不是因为中东和约旦发生什么战争之类，而是《圣经》上这样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有朋友想来七星书舍买书，问“在什么地方呵？”我们的店员马上回答“在约旦河左边！”
　　 自从有了小白马，我先生经常开着它去图书批发市场进书，去各出版社联系与书有关的业务。起先他在花城出版社工作，后来兼着范若丁先生主编的《读书人报》的副主编。先生喜欢书以及与书有关的一切文化活动：在经营七星书舍之初，他亲自编选和出版了当时颇为轰动也引起学界争议并讽刺为“世纪末反对祟高的最后一抹夕阳”的《夕阳下的小女人》，这本散文集在1995年12月10日参加了广州“第二届羊城书市”，开幕那天，他开着小白马迎来送往，载人载物，组织我们八个被人们“批判”的小女人去书市签名售书，然后又载着我们去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那年，我的小白马在南方这座被北方学界讥讽为“文化沙漠”的广州城中，马不停蹄地奔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七星书店的牌匾是由著名画家廖冰兄先生题写的。我们的书店与别的书店不同的地方在于，你可以不买书，但你却可以长时间坐在一张椅子上看书。来我们书店看书的人很多，有时候我们的书店成了朋友约会的地点，因为我们的书店有很多椅子，还有一张大圆桌，还有免费的白开水，当然，隔壁还有酒吧……淡淡的背景音乐衬托着墙上我画的画——在灰色的木板墙上，在每一张桌面上，那是我精心画的黑白画。那些日子，先生开着我的小白马去好几家木材店购买最好的木板，去“集雅斋”买画笔和颜料，让我画，并且要在一周内画完！我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还亲自设计了咖啡色和蓝色的木框，把世界著名人物的头像漫画装进画框，挂在书店的墙上……我曾经骄傲地对别人说，我有三个家：一个是我们每天要回的家，一个是可以移动家，一个是装满图书的家。
　　 我经常带着我的孩子坐着小白马来这座装满图书的家，我发现有些大学生来这里与其说是买书，不如说是想来这儿听音乐、看画……那些女孩子们说：七星书舍很浪漫呵，那上面有这样的诗：“看星星，看月亮，看两根筷子谈恋爱……”。
　　 也许至今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个书店，我的先生吃了多少辛苦！只有我最清楚。一年365天，我的先生每天开着小白马出门，去进书，去联系读书讲座，去广东电视台录制“每周一书”节目，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而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还没有小白马的时候，他是骑单车去图书批发市场进书，从天河区跑到海珠区，一趟来回要四个多小时。那时候我天天为他担惊受怕，因为马路上车水马龙，先生的单车装书太多太沉，爬坡拐弯都很费劲……有一次他回来得很晚，我才知道他在转弯时由于单车后座捆绑的书太多太重，连书带人整个摔在了马路中间，绳断书飞，狼狈万状。他只好一本一本地把书从地上捡起来，结绳打包，再垛书山，然后慢慢地推回来……后来开了连锁店，要统一采购分送，他就带了伙计租车运书……租一趟车来动辄要五六十元钱呢！自从有了小白马，这一段辛苦的历史就被我们收藏在内心深处了。可以说，亲爱的小白马，为我们的七星书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说到七星书舍，当年的广州读书人没有不知道它的，除非你当年是一个不读书的广州人，也没有哪个读书人没有迈进过这个书店的，除非你当年根本就不想买书！我可以很自豪地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每天晚上都有很多读书人到我们书店来买书，有的不买书，只是想来这里玩，照当时一位朋友的说法是：“如果你想找一个朋友，如果你想找而没有找到一个朋友，来七星书舍吧，那里有很多朋友：老朋友、旧朋友，新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指黑皮肤的老外），白朋友（批白皮肤的洋人）……而我的小白马为七星书舍立下的所有汗马功劳中最大的功劳，就是七星学术沙龙举办的每周一次的学术讲演会了。
　　 每周三的晚上，是七星学术沙龙活动的日子。1996年整整一年，七星书舍每周三从7点至9点的学术沙龙活动从没有间断过。每到周末是我先生最忙的时刻，他早早就开始与广州学术界的朋友联系下周要在七星沙龙里讲的内容，接着是他的“广而告之”的行动，除了给各个媒体的朋友打电话通知外，他总是开着小白马去印刷厂印制一份印有讲座内容和主讲人简介的小传单，然后借各种渠道分发开去。沙龙开始的当晚，他则自开车去接送主讲人。记得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金岱教授在七星书舍讲的内容是“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流向”。金岱教授的眼睛视力极低，几乎看不见外界的景观，朱子庆开着小白马到他家来接他，讲座完毕又送他回去。在当时，七星书舍的学术沙龙影响很大，许多著名的广州文化学人在这里以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学术命题，不约而同都亮相过。我的好朋友艾云讲过“韦伯与资本主义精神”，余虹讲过“海德格尔与语言”，单世联讲过“青年毛泽东与德国文化”，吴重庆讲过“中国当代农村问题”，李正天讲过“共和论”……
　　 有一次，大约是1999年夏天，余杰、孔庆东、摩罗、贺雄飞、朱健国来到我们的七星书舍的分店——暨大书店签名售书，慕名而来的大学生们把书店挤得满满的，从早上一直到下午3点半的时候，还有学生陆续进来请这些新锐学者签名，摩罗还让一位学生用他的相机给我们拍合影照片……忽然朱健国问“火车是几点的？”摩罗掏出票来看是4点半的，大家一时焦急起来，因为下午3点到4点正是堵车的高峰期呵，一方面担心打不到的士，另一方面担心即使打到的士但由于堵车也难说会不会误了火车！大家都很着急，这时，只听子庆大声说：“我开车送你们去！”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收拾了东西，络绎钻进我的小白马出发。小白马空间太小，大家挤挤挨挨说说笑笑，好不亲热！吉人自有天相，那天下午子庆开车很快也很顺，抵达火车站时刚好火车准备启动，这几个朋友一个一个跳上火车，竟一点没耽误！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说：要有车，就有了车，就有了我的小白马。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小白马是什么车了，当然不是什么“德国宝马”，它其实是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而且还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名字：重庆长安。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重庆长安”哦，它在当时可是颇具吸引力也蛮有知名度的哦。当时大街上跑的国产小面包车，数重庆长安和昌河两款风头最健，我们的朋友中有不少人买了这种型号的车，这种车小巧玲珑，可以坐人，也可以进货。在任何场合下它都可以坦然地进进出出，它既不耀眼也不寒碜。何况我的小白马总被我先生收拾得白白净净，飒爽英姿！哦，我还要告诉你，我的小白马的车牌号是：粤K0169。我经常一高兴就把它读成：耶！OK ！169！而我经常觉得它是我的第二个孩子 ，我经常这样直呼直名：小白马！
　　 说到这里，我要用非常沉痛的心情向你讲述我的小白马的最后一段生命历程，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禁在眼眶里打转……
　　 2001年4月19日，这是一个是让我忧郁复忧郁的日子。早上8点半，子庆开车载我到黄华路省公安厅附近的省委党校参加第二批“新闻学习班”的学习。9点到达主会议厅后，子庆说他要去流行前线的红与黑书店，把一些书运到吉之岛书店，并让我开完会后“括”他——那时还没有流行手机，最流行的是BB机，他让我“括”他，在大门口等他来接我……
　　 我中午11点就开完会了，来到大门口等他。但我等呵等呵，等到12点他还没有来接我。那时单位体制的门岗很没有人情味，像党校这样的收发室不让外人打电话，我很着急，我说“我交钱、我交钱，给我先生的BB机留言总可以吧？”门口老大姐说这里不做生意，交钱也不行……后来她看见我实在急不行，才勉强松口。我就给子庆留言，我不断地留言：“我已开完会，在大门口等你。”我不断地重复这句留言。然后我就跑到大门以外的大马路的路口去等，等呵等呵，都快一点了，我肚子都饿了，却还不见我的先生开着我的小白马来接我。忽然，我觉得不对劲，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我不敢多想，我又去收到室打电话，我是打到七星书舍，店员告诉我：“朱老师出车祸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像轰然裂开一样。我立刻问“情况如何？”店员回答说“不知道……”。但马上我意识到我必须给他的BB机留下这里的电话才可能得到他的回音。果然，他很快回复了电话。
　　 他说：“马莉，你总是留言，使我无法回复你的电话，你怎么不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呢？”
　　 我才知道我有多笨呵！
　　 我立刻打的赶到中山三院。看见他身上血迹斑斑，正躺在外科手术室里缝针呢……他的头顶的右则总共缝了七针。
　　 子庆告诉我，那天中午11点半他正在赶去接我，但在穿过黄埔大道地下隧道时，前头一辆吉普车紧急刹车，致使后面的一辆法院的轿车也紧急刹车，我们的司机没有意料到这突发事变，造成小白马严重追尾……当时子庆坐在车后的坐位上，由于惯性，他的头部撞到车顶前面的横梁上，血流不止。
　　 为了挽救这匹同样重伤的小白马，我们花了将近一万元钱大修了一次。修好后可以上路了，但是很奇怪，它仿佛经历过了战争一样，每次出门都会遇到小麻烦，不是半路死火，就是不小心被擦伤或者又被撞坏……总之我觉得很奇怪。我问了一些老人，他们说要“避邪”，并告诉我要用一个大人物来保驾才可以“辟邪“，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母亲，她在家中“翻箱倒柜”终于找到她那本保存了多年没有处理的《毛主席语录》，我小心地把扉页上的毛主席像剪下来，到商店过塑，然后用一个红丝带把它系上并挂在小白马的驾驶室里。这一招真灵，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擦伤及被撞了。但是，尽管如此，我忽然不喜欢我的小白马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麻烦，甚至觉得是它害了我的先生。有一天，我萌生了不要它的想法，“把它卖掉！”我说，“我不想再看见它！”我说。我的态度很坚决。
　　 在还没有找到卖主之前，我先生还在开着它每天早出晚归，我每天都为先生提心吊胆的。有时甚至夜里做噩梦。每天下班回家只要看见院子里还停着小白马我就忧心忡忡……
　　 2002年3月16日，我下班后坐报社的班车回到家，看见子庆在院子里等着我，他见到我第一句话是：“马莉，我们的小白马卖掉了……”
　　 我当时心里“格登”了一下，在院子里找了半天，没有看见小白马。
　　 子庆说：“那个人要六千，算了，我就不跟他讲价了……”
　　 我忽然难过起来，耳朵里也听见了自己心脏的跳动，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是今天呢？我、我都还没有和它照一张合影呢？”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子庆笑了，说：“你不是害怕我再开它吗？你不是不喜欢它了吗？”
　　 我像丢失了孩子一样伤心起来，我说：“我没有不喜欢它呵，我是……我只是……但是……我还没有和它照过一张合影呢……”
　　 子庆笑着。他的笑是安慰我的笑。我知道他的心里也不好受。
　　 小白马跟我们生活了四年，我竟然没有和它照过一张合影……
　　 这不能不是我最大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