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羊辞岁，金猴迎春，时光荏苒，岁月再增，母亲便是期颐之年的老人了。亲朋好友们都问：“不给老寿星庆贺百年大寿吗？”给娘亲庆生祝寿，这是每一个做儿女的心愿。征求母亲意见，却被一口回绝：“不做寿，我一辈子没有做寿，不是一路平平安安地就过来了？”
　　 母亲的话掷地有声，没有一点拖泥带水的犹豫，一如她坚毅自信的性格。各级妇联经常讲妇女“四自”，母亲的百年人生，何曾不是她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真实写照。
　　 母亲出生在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出生时正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激烈巨变之际，出生后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中经受着一次次洗礼，生活的艰难困苦锤炼了她坚强的秉性。我们兄弟长大后，特别是近些年来，经常听她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更感到母亲的百年之旅是那么地了不起。
　　 当年的外祖父家，淮河里有船，河滩上有地，是个殷实门户。外祖父经常外出做事，家里的诸多事务便落在作为长女的母亲肩上。那一年，外祖父家盖房子，请了一大批泥瓦工，吃饭喝水等一系列后勤事务便由母亲一个人操持。母亲当时只有十多岁，按照现在人的观念，这个年龄正是背书包上学的时候，可是，进私塾读书的却是舅舅们，而作为长女，母亲只能在家里料理家务。她浆洗连补之外，同时负责全家人及泥瓦工人的饭菜，还要给他们烧开水喝，把几十口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有条不紊。那些泥瓦工见她把家里家外的事务拾掇得井井有条，没有不在外婆面前夸她“能干”的。
　　 母亲嫁到我们家后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单传，家里人手单，加上祖母身体一直不好，父亲抗战时又早早参加了革命，很少过问家里的事情，因此，母亲一进门，就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她白天忙地里的，播种收割，收干晒湿，没有一样不操心；晚上还要忙家务，洗洗涮涮，修补缝连，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做；磨面舂碓这些重活，更是忙得起早贪黑。她常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她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身体力行。每天早上当祖父母起床之后就会看到，地上、锅台上都已经被母亲打理得利利索索清清亮亮了，就连牛圈驴栏等各处也是打扫得干干净净。
　　 母亲没有念过书，但从小接受的却是传统礼教的熏陶，非常理解“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的道理，因此，对我们的教育非常重视也非常严格，要求我们在做人做事中务必诚信踏实，对一些琐碎事项都要求得非常具体。父亲在外面做事，家里来客是常有的事。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她都要求我们必须在客人面前守规矩，不得高声说话，客人吃饭时更是不得随便上桌。因此，客人吃饭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一家的“小皮囊猴子”们都不见了。原来，哥哥们都被母亲赶到棠棣树下读书去了，直到客人们吃完饭了才能回家来。
　　 母亲对我们严格要求，甚至到了非常苛刻的地步，但对一些贫困落难之人却始终抱有一颗慈善心。一年冬天，外地一个老婆婆沿村卖丝线，顶着寒风来到我们村，晚上没地方落脚，困顿之中，被母亲带回家里。父亲在外地工作不在家，母亲对那老婆婆说：“你晚上就跟我通腿吧。”那老婆婆一时不敢相信，当听明白母亲的话后，又觉得自己的身份配不上。母亲一眼看出了她的心思，说：“没关系，谁没有个急难的时候呢。”那老婆婆不由得感激地说：“你真是个好大姐啊！”其实，母亲一生中，对这样的急难之人伸出援手是经常的事。也是一个冬天，有一个老乞丐住到了我家里，母亲发现他老在身上抓来抓去，便主动问：“是不是身上有虱子啊？”老者说：“是呢。”母亲便把父亲的衣服拿给他换上，又生了一堆火，把他的衣服拿到火上烤，那些钻在衣服缝隙里的虱子都被烤得纷纷掉落在火堆里，被烧得啪啪啪响。第二天早上，母亲问他“今天夜里还有虱子咬吗？”老者感激地说：“没有虱子咬了，从来没有睡得这样安逸过。”有一年秋天，母亲正在家里做针线，突然大门被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慌慌张张推开了。母亲问他是怎么回事。那年轻人说“父亲生病，我来外面卖点布头，却被人从后面撵来了”。母亲一听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容许个人倒买倒卖，而年轻人出来卖布头，肯定被“革委会”的人看到了。母亲看年轻人一脸焦急的样子，便安慰他说：“放心，你既然来到我家，就不会有什么事了。”母亲让他躲进家里一个隐蔽的地方。不一会儿，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上门问母亲：“看没看到一个人跑过来？”母亲说：“没有！”母亲在乡邻中人缘好口碑好，这几个人也不敢在我家里翻找，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个年轻人在我家里躲过了这场无妄之灾，第二天离开时对母亲千恩万谢，拿出一块布给母亲表示感谢，却被母亲拒绝了。因为母亲做好事做善事一向不图回报。年轻人回家后很快给我家里来了信，一再赞美母亲是个“好大娘。将来一定好心有好报”。这样的事真是数不胜数。特别是一些讨饭的人每年冬天到了门上，母亲不仅让他们进屋里把热乎乎的饭食吃完，还另外给他们一些面饼子之类，防止他们要不到饭的时候救急充饥。
　　 母亲善良，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解放战争中，新四军主力部队撤出家乡，国民党还乡团疯狂反攻倒算，一大批没有及时撤出去的地方干部便躲在家中“避风”。父亲当时也躲在家中。一天，一个担任国民党要员的远亲来到我家要求父亲跟着他去干事，承诺父亲跟着他干绝不会亏待。父亲躲在家里不好出面，便由母亲出面接待。母亲说：“他早就到明光市挑小挑子做生意去了。”在母亲的周旋下，这位远亲只好放弃招揽父亲的念头。后来人们问起母亲怎么会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母亲说：“他们还乡团祸害乡里乡亲，谁都看在眼里，怎么能跟着他们去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搞粮食统购统销，乡里一个干部看我家的日子过得比较好，想从我家里捞点贿赂，竟把全乡应交纳的粮食统购任务分派给我家和另外一家。那家人一见任务太重，便央求那名干部说：“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我家今年收成不好，实在完不成任务啊。”可母亲却对着他说：“一个男子汉，跪天跪地跪父母，这种人还值得去求啊？不就是一点粮食吗，我们交就是了，是交给国家的，又不是交给他这种人的。”其他人劝母亲找这个干部说说好话求求情，说不定能把任务减免一些。但是母亲坚决说不，她节衣缩食，毅然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交了上去。建国初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打老虎运动，父亲在单位里难免受到冲击，一些外调的人到我家乡来调查我家的收入情况，核查我父亲是否贪污。每次外调的人到了我家乡调查时，看到母亲的勤勉持家、刚正不阿，都说“有这样的内当家，他（指我父亲）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事实也是这样，不仅父亲一辈子在工作中做到了“守祖宗清白二字”，而且我们兄弟在母亲的教导下，每个人都是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诚诚实实立世。
　　 母亲一辈子以自己的良言善行积攒了好名声，因此非常受乡邻们的尊重，其结果就是常被人家请去“搀新娘”，再就是常常请去说合事情。按我们当地的习俗，“搀新娘”的必须是“全密”人，也就是说是一位儿女有出息家庭和睦有福气的人，因此，母亲便成了不二人选。母亲常常回忆说“谁谁谁是我当年搀新娘搀来的”，至于搀来了多少个新娘子，母亲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这些新娘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个个步入到中年、老年，都已经儿女满堂了。她们也常常说这都是母亲带给她们的福气。至于母亲给人家说合事情，更是常有的事。俗话说，舌头还会和牙斗，何况婆媳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每当这样的矛盾发生时，就需要一个中间人去说合调停。而这个说合调停的人必须是当地德高望重之人，因此，母亲常常充当了这个角色。她一出面，斧头两面砍，向理不向人，几句话，就把道理说得清清白白，把当事人说得心服口服，当然，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记得村里有一家婆媳闹了矛盾，媳妇跑回娘家不肯回来。这家人求到了母亲，请母亲去媳妇的娘家说合说合。母亲本着“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的良好心愿答应了这件事，到了那媳妇的娘家，谁知那娘家人根本不听母亲的劝说，反而说了各种各样的难听话。母亲没有气馁，苦口婆心，把大道理掰成小道理，推心置腹地做着劝服工作，直到当天夜里，说得那一家人最后都频频点头，答应了女儿随着我母亲回了婆家。母亲把这家媳妇带了回来，又给这家婆婆说了一些婆媳相处之道，从而保证了这一家人终于没有妻离子散。
　　 日月更替，母亲的满头青丝已经斑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她的生活起居成了我们挂心的事。但她一辈子自立惯了，始终坚持在乡下住，说这里人熟地熟，“故土难离”，直到80多岁才进城住进了我家里。即使这样，她每年还是要抽一些时间回乡下去见见“老邻居”。但在自然规律之下，“老邻居”也越来越少了。每当母亲说起老邻居谁谁谁“又走了一个”的时候，她脸上难免会呈现出一种落寞的神色，但转而却说：“花开了总要谢，人老了总要走，大家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她对生死看得很淡，但对“老邻居”们的生活状况却很关心。她常常说：“政府是个好政府，按月给60岁以上的人发钱，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事。”她经历过艰难困苦，对今天的好日子感触尤深，因此，常常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每当有亲友来看望她的时候，夸赞她身体好有福气，她都会说：“是托共产党的福，托好社会的福。要感谢共产党啊。”一些亲友开玩笑说：“老寿星思想觉悟蛮高的，可以考虑入党。”母亲却说：“不行了，现在老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带不了孩子看不了家，不如拖到山上喂老鸦。”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百年风雨，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也随之走过一个世纪。虽然已是期颐之年，但身体还硬朗，精神还好。她常问我们：“我还没糊涂吧？”我们说：“你还好着呢。”确实，母亲还一如年轻时的耳聪思明，她对于我们准备给她庆贺百年寿诞之事总是一口拒绝：“不做！”孝顺孝顺，孝必须顺，顺从老人的意见，让她们开心快乐就是最好的孝敬。我们尊重她的意见，取消了祝寿活动的计划，只好以此文作为献给百年娘亲的一份贺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