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多的时候，外公撵我去学堂启蒙。我们那会，不兴幼儿园，也没有学前教育，外公怕我野惯了，逼着我学点文化，将来有一个好前程，最好是能端碗国家粮。
　　 学校跟大队部在一起，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板房，屋脊微微起翘，青砖白墙，瓦槽里生出不少的茅草。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顶上的横杈盘了个喜鹊窝，像外婆家装针线的笸箩。后山的杉木林里，不少的斑鸠、野山雀，扑棱棱地飞出来，没等人走近，又“呼”地一声钻进去。学校门前原本有一对石狮子，后来破“四旧”时，砸碎了，两只釉过色的眼珠子，“骨碌骨碌”滚进了道沟，扔了怪可惜，从稀泥里抠出来，洗一洗，当玻璃球弹，手指弹不动，只能滚着玩。
　　 报名的那天，外婆牵着我和表哥去，满外公的两个细崽，冬宝、容宝跟在后边，到了教室，他俩站在门口，不敢进。容宝的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拖清鼻涕，说话时，一抽一抽地，人少时，“双管齐下”；人多了，“唱单簧儿”。老师说他：“都读一年级了，还流鼻涕！丢不丢？”大家都跟着笑。来之前，满舅给他俩剃的光头，前边留一小撮儿，用橡皮筋箍了，能立起来，周边刮得锃亮锃亮，像哪吒。冬宝、容宝是双胞胎，跟我分在一个班，明明是同学，回到家里，却要喊他一个“十四舅”，一个“十五舅”，哪有自己的舅舅跟外甥伢崽坐同一间教室的？又不是留级生，说出去还不得笑掉大牙，我越发地不肯。到现在我已经五十岁了，加一起也没喊过十声。
　　 开学的第一天，学校发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外婆用硬纸剪了角，包起来，塞进书包。乡里孩子用的书包，都是印花的布书包。自家白粗布杵进大缸里，染成瓦蓝，再用米汤浆，硬邦邦的，大张的做被面，边角料拿来做书包，再不济缝条短裤穿，蓝色的小碎花。后来进了城，看见城里孩子背绿色的军挎包，连背带都是帆布的，笔挺笔挺，好生羡慕。
　　 天光放亮，外婆喊我起床，帮我系好背带裤，两根裤带交叉着，从后面往前面绕。表哥和俩个“舅舅”在外屋等，一同去上学的还有大外婆家的二孙女。外婆早就打好了水，毛巾浸在盆子里，我急急忙忙往脸上撩，抹眼角屎。外婆不肯，捉了我，在脖梗儿上搓了又搓，差点搓脱了皮。出门前，在炕筛上揣一块红薯干，边走边咬，软硬合适。上学的长条凳子是自己带，外婆说我城里伢崽肩膀头嫩，扛不动，每次都让表哥扛。凳子能坐两人，挤一挤，能并排坐仨人。那个时候，乡里来磨剪子戗菜刀的、劁猪的，走村串户，也扛着一副这样的挑儿。
　　 从二舅家路过，低了头，猫在二舅家的木格子窗下，“绑绑”地敲，二舅妈会在里边，高声地喊：“岳宝，呷饭了吗？”我嗯嗯地答应。我们那，小孩子看得重，名字后面都要加“宝”，我哥叫“宁宝”，妹妹喊“素宝”，都是取中间那个字。二舅家的土坡下是牛圈，中间用粗横梁隔成单间，七八头水牛，一大早冲我们“哞哞”地点头，牛眼睛一个个睁得溜圆。
　　 来得早，班级没开门，我们就蹲在地上玩“丢手娟”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大圈，“丢呀丢，丢手绢，丢到小朋友的后边……”，抓没抓到都玩得开心。因为开裆，蹲在地上时间长了，冬天里冻得小鸡鸡缩成了一团，像外公装烟丝的铜烟嘴，上面也镶了一节短把儿。回家后扯了外婆的裤脚吵，外婆捱不过，连夜把开裆的地方，用针线缝起来，再小的孩子也有起码的尊严。
　　 我记得，学校的钟就挂在门前的那棵皂荚树上，粗麻绳吊着，每天上学、放学，上课、下课还有课间操，要敲好多回。下课了，钟声才响一声，楼上的孩子便一窝蜂从教室里冲出来，踩得楼板“咚咚咚”地响。女孩贴了墙根儿，“蹬蹬”地走楼梯；男孩子一个一个地挤挨着，抢着骑扶手，从二楼溜溜地滑下来。一年级教室在楼下，逮空儿，我也夹在里边，蹁上去玩两把，却溜不到头，早早地蹴下来，我胆子小，怕摔。男孩子裤子，屁股那磨坏的多，新打上的补丁，不出三五天，照样油光发亮，火柴头轻轻在那蹭一下，能擦出火来。
　　 大热天，学校里中午要睡午觉，我们几个却不安分，总是等大伙伏在桌上睡着以后，偷偷溜出来，到门口的水塘看板罾。村里人板罾简单，两根竹篾片，十字交叉，中间撑一块旧蚊帐。网兜中间放大米饭，压石头，沉到水里。过一会，再提出水面，总能捞几尾两三寸长的刁子鱼。刁子鱼红烧或者香煎，放香葱，加豆豉，入味。
　　 水塘里，大人光了脚，在塘里摸蚌壳和螺蛳，弄一身的泥。蚌壳肉发腥，片刀切成丝，剁大把大把的葱姜蒜，去土腥味儿；螺蛳肉比起蚌壳肉好吃得多，筋道，嚼起来香。只是一水桶螺蛳去了壳，炒不出一饭碗来，一粒粒的没有绿豆大，吃得不过瘾，还得切一大下子红辣椒，要不菜还不够一家人夹两筷子的。
　　 双抢季节，学校放农忙假，半个月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乡下的孩子每天要交两担草给生产队，我不用，跟着冬宝容宝他们，每天在田里打滚玩。有时候也去看满舅犁田，大人赤了双脚，跟在水牛屁股后边“嘚嘚”地赶。日落三竿，满舅让我抱一捆干稻草回去喂牛。
　　 教我们的老师，是外婆娘家山口关我二舅外公的女儿，姓钟，梳短辫。记忆中，钟老师穿红颜色的灯芯绒布衫，讲课时声音很宏亮，教我们生字时，不教拼音。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三篇课文二十多个字，差不多学了半个学期，每个生字每天至少要写一百遍，规规矩矩地写在田字格里。
　　 我们那时，学校教写毛笔字，不像现在的孩子用碳素笔。老师说：写毛笔字时，端正坐直，手要垂。提笔、收笔都有要求，字不能出格，要不难看。“横竖”还好办，关键是一“撇”一“捺”，老是掌握不好，不是“撇”短了，就是“捺”长了，歪歪拧拧，看上去像跛子。一支笔写下来，早就让我写秃了。笔头老是掉，掉到桌子底下，忙着弯腰捡起来舍不得扔，脑袋塞进了裤裆，笔头上缠上布，使劲往里塞，对付到这学期期末。因为是亲戚，钟老师上课时，背了手走过来，在我身后坐下来，捉了我的手，教我一笔一划地写。她的头发探进我的后脖儿，弄得我直痒痒，常常分了神，想起我妈来——要能老是这样偎在妈妈的怀里，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呀！我有日子没见过爸妈了。
　　 用的砚台没人穷讲究。碗柜里挑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往地上掼，剩的碗底，扣过来当砚用；也有败家的，用菜碗替，菜碗底厚，大一号，磨的墨多。那个时候，小孩子不小心打烂一只饭碗，免不了有一顿“笋子炒肉”吃。村里的孩子大多去河边捞，去小溪流里捡，运气好的话，还能捡到一两片青花瓷。合作社卖的墨块，长条型，要一角钱，上面刻一行小字“人民公社万岁”、也有刻“大海航行靠舵手”、“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五花八门。我们平时用的墨块，半吊子多，很少买，都是捡哥哥姐姐用过的，有一角钱还不如称二两猪肉，全家人吃。
　　 我那时最爱上钟老师的课，尤其喜欢用关联词造句。“虽然……但是”、“因为……所以”、“之所以……是因为”、“不但……而且”，还有“无论……都”。动不动就在大人面前造句，把外公、外婆还有舅舅、舅妈都造到句子里去，外婆她们就抿了嘴，冲我乐，仿佛自己写进了书里一般。句子造得越长，越显得自己能耐。老师家访，总在外婆面前夸我会读书。
　　 因为我爸妈在城里上班，外婆要给他们去信，总要拿到村里认字的那里，每次不空手，撮半簸箕的谷子去，一写半天。后来老师见了我，让我试着给自己父母写，我说我不会。她说：“没有什么难的，万事开头难，写写就会了。小孩子写信，想写么子写么子，么子高兴就写么子。”我真的开始写起信来，每次写完，外公让我先念给他听，补充几句。外婆在炉锅里抓几粒饭，在手上捻了又捻，封好口。外婆踮了小脚去张家冲邮局，外公说：平信贴八分钱邮票，坐火车，坐汽车，要十多天才能到爸爸妈妈的手里。
　　 眼看又要春节了，提前一个月，外公早早地让我给父母写信，问他们哪天到屋。大舅、满舅张罗着要去车站接，十多个表哥、表弟也“嗷嗷”喊着要跟去接。外公新杀了一头猪，二百多斤沉，到时候又有猪肠、猪肚子吃了。今年外婆做的甜酒特别地甜……外公都要我在信里写进去。
　　 小学一年没有读完，过了年，我跟着父母回城了。听说钟老师后来也调到洪溪乡中学去了。四十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钟老师。后来我看过一部苏联的老片《乡村女教师》，便想起我的启蒙老师来。屈指算来，老师应该有六十大多了，身体怎么样？民办教师转正沒有？拿多少钱的退休工资？我一点都不知道。每每想起这些，心里堵得慌，有一种深深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