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是一位退休多年的乡村教师，今年七十三岁，退休后与老伴一直住在乡下的老屋里。前年秋天，他的一个在县城里工作的儿子刚换了一套大房子，腾出了原来单位分给他的那套五十多平米的福利房。儿子劝他们说：“反正那房子空着，离我们又不远，不如搬到城里来住，方便照顾，也省得我们两头跑。”经不住儿子媳妇再三撺掇，老两口就进了城。掐指算来，现在王老师也已经当了一年多的城里人了。我和我的老伴跟他住在同一幢楼里，是门对门的邻居，因为年龄相仿，我都是叫他老王。我们常常在一起散步聊天，看得出来，王老师对城里的所见所闻有诸多感慨，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这几年县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在人民公社那会儿，老王只是一个拿工分的代课教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刚读完初中的他还做过好几年人民公社社员，是生产队里的大劳力，记得他曾被队长派遣到城里挑过几回大粪。对于难得上一回县城的他来说，还觉得是一桩美差。那时，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苏中小城，城区人口只有几万人，从东门到西门的一条狭长的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他挑着两桶大粪在人群中穿行，虽然不停地吆喝着让开！让开！但总还是难免要碰到行人，碰到上街的乡下人倒是不大要紧，最怕碰到装扮时髦的城里女人，一顿责骂总是免不了的。那时候，城里的厕所也比乡下好不了多少，家家户户用的是马桶，每天清晨都要将其倾倒进公共粪池中。在没有化肥的年代里，大粪是农作物的主要肥料，精明的生产队的干部们总会挖空心思找城里管理厕所的人联系购买大粪。公共厕所里的大粪属居委会，那里货真价实，但要有一定的关系才能包得下来，有时还必须送一点如糯米鸭蛋之类的土特产。零星的私家粪池、粪缸大都是些薄粪水，甚至还有人家用烂茄瓜和清水做假粪卖钱。
　　 县城四面环水，上街办事的农民都将撑来的小船泊在城区周边。船最多的地方是东门大码头，那里船多得靠不到岸，都是船系着船，一直铺到大河心。最热闹的地方是位于城区东南的轮船码头。那时这里只有一条砂石公路通长江边上一个叫六圩的港口，票价是轮船的三倍，普通人乘不起，轮船码头就成了旅客的主要集散地，除了有几班长途客轮经过这里，还有本县各个乡镇的客船。夜间，一间面积很大的候船室里挤满了等候乘船的旅客，当然其中也夹杂着舍不得住旅社在那里坐着过夜的人。码头旁边有一家小饭店和几处面馆、烧饼馒头店，因为没粮票买不到任何吃的东西，店里的生意也不是怎样好。随处可见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流浪儿童和年长的叫化子。饭店里有专门负责驱赶化子的服务员，虽然这些人一进门就会受到拳打脚踢，但一旦发现桌上出现了残羹剩菜，仍会有人奋不顾身地冲进来喝汤舔盘子。老王告诉过我，有一次因为下雨，他们船上的锅支在露天里，没法煮粥吃，同来的两个人只好拿半斤米上岸换熟食吃，那时米也能当粮票用，一斤米抵一角钱，吃点儿亏，计划米的官价是一角二。换来的五个馒头还被人抢走了一个，那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馒头抢到手后立即在上面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就一边咬一边没命地溜，看起来是个老手，因为吐过唾沫后人家就不会再去跟他争抢了，顶多是跑得慢会挨一顿拳脚。
　　 城区的面积也很小，步行二十分钟就能穿城而过。大都是平房，除了古色古香的青砖小瓦房，还有破败得不成样子的贫民草棚子，县政府有一座砖砌的小楼，记得也只有三层。有的人家住的房子还比不上农村，墙体是用芦苇编成的芭，上面糊上一层泥巴，泥巴掉落后墙上就百孔千疮了。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城市的面貌总体上也是在不断地在变化，但好像改变的速度跟后来没法比，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市区才出现了几幢五六层楼的所谓“高层建筑”。
　　 在老王看来，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的变化才真正称得上是日新月异。现在，县城已经变化得面目全非了，不但原来的城区里被改造得焕然一新，处处道路宽畅，高楼林立，就连昔日周边的大片农田里也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但原来住着低矮平房的居民纷纷搬上了高楼，就连周边那些溶入城市的农民也都成了市民，住上了带电梯的高层建筑。市区里四通八达的大河上建起了一座比一座雄伟、气派的大桥，市区面积比原来膨胀了好几倍，有十多路公交车整日里穿梭不息。
　　 不过，对于眼前的这些变化，老王有时也感觉到有些困惑。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那时的初中毕业的人也算得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了，再加上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退休后还订着几份报纸，还会上网、上QQ、玩微信，自然并不像一般人那么单纯。我退休前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与老王很谈得来，甚至可以说有点儿臭味相投。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眼前的这些变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一致认为，这些年的变化给城乡居民带来的福祉是以前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这座小城，路宽了，楼高了，白日里车水马龙，晚上霓虹闪烁，灯红酒绿，大家都衣食无忧，与当年街上有人抢馒头的年代相比，就像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还有，城里现在住了许多从农村上来的人，他们已经心安理得地溶入都市的繁华之中，有的甚至活得比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牌城里人还滋润。这情况，在城乡二元化的那个年代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时农村里有一句俗语说：“三世修不到城脚根”，意思是说住在城里的人是修炼了三辈子以上的结果，出生在农村的人只能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时，一个农村姑娘想嫁给城里的小老头都不一定有人肯要。
　　 但是，人无近忧，却有远虑，王老师和我都觉得，现在的这种形势好像是有点儿过了。首先是，城市大规模地扩张，侵占了一大片一大片的农田，我们这里与山区不一样，先不说一亩农田每年可以收到一两千斤粮食，够好几个人吃一年，问题是这座小城真的需要那么大的地盘吗？真需要盖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吗？答案是否定的，王老师告诉我，他有一天骑车在城北的开发区转了一圈，听说那是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圈了一片比老城区还大得多的地盘，其中修了许多像棋盘格子似的公路，虽然路的规格不低也很宽阔，但难得见到车辆和行人。路名挺规范，都是经三、经四、纬五、纬六之类的，这种模式好像每个城市都一样。圈在里面的几个村庄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那里的农民大都拿到了一些土地补偿款，成为没有土地的农民。入驻的企业有的看样子已经经营多年，从办公楼和厂房的气派程度可以看出效益好像还不错。也有的才砌了围墙和几间厂房，还有不少的地方长着人把多高的荒草和芦苇。听人说，大多数土地已经由政府卖出去了，一些新生的资本家们成了这里的地主，那些抛了几年荒的土地，据说地价已经比当年成交时升值了好几倍。对此，王老师感慨万端，他觉得一个城市为了发展经济，搞招商引资，本无所厚非，但总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地去糟蹋农田，想当初大寨的农民用石块垒成一亩梯田需要流多少汗水。
　　 与此同时，住宅楼也在向那边延伸，一幢幢小高层拔地而起，那种楼房据说一幢就能住上百户人家，不知道这里将来会不会成为“鬼城”。市区里还有好些房子没人住，有的有钱人一口气买了好几套，空在那里等升值。还有的像王老师的儿子一样换了大房子，空下了原来的旧房子。如果不是这些年有许多乡下人在城里租房子为子女伴读，空着的房子会更多。即使这样，在我们后面的一个高层小区里，晚上也没多少窗户亮着灯。王老师曾跟我说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宏观控制干预经济活动，一方面要限制、打击投机性的购房，对拥有多套房产的人课以重税；另一方面果断地停止给房地产开发商供地，如果房价降不下来还可以限价，想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事都做了，现在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一小撮奸商。前几年，各地还出台了一些这方面的政策法规，现在好像又偃旗息鼓了，酝酿了好几年的房地产税也不提了，最近还鼓励有钱人购房投资，真有点想不通。我跟他说，你就别再为这些国家大事纠结了，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钱也够花，就心满意足地安度晚年吧。他说，也是，我也就是说着玩玩。
　　
　　 二、这些年城里人的贫富差距也不小。
　　 进了城一年多的王老师发现，这些年城里人的贫富差距也不小。王老师原以为城里与农村不一样，大家都有工作都拿工资，应该不会有多大的贫富差距。通过这一年多的耳濡目染，觉得还真不是那么回事。虽然他们大都有一份工作，每月都能领到一份工资，但工作与工作不一样，有的每年有十几万甚至更多一些的工资收入，有的像保安保洁之类的每月只有一千多元，无怪乎网上有人惊呼，中国行业之间的的报酬差距在十倍以上。王老师有个侄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银行工作，听说光工资收入每年有十七八万元，他妻子是高中时的同学，在一家商场里打杂，收入还真的不足他的十分之一。好在是这两个极端是发生在同一个家庭里，相辅相成还算扯得住，应了一句乡下人的俗语，一块馒头搭一块糕。如果一个家庭中的两个上班的人都在高收入行业中，而另一个家庭又同时在最低端，情况就会变得相当复杂了。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城里并不鲜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大批下岗的国企职工中，就有许多家庭处于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在我们这幢楼里就住着好几户这样的人家。这是一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成的单位家属楼，后来那家企业在改革的大潮中倒闭，职工被买断工龄下岗，原来的福利房就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的景况很不好，男的大都从事蹬三轮、送煤气等自由职业，女的做保洁工。过了退休年龄的人，也能靠自己每年缴存的养老保险拿到一份微薄的养老金，没到年龄的人每年还要缴一大笔保险费。他们是城市里典型的贫民，是有着城镇户籍的农民工，他们同样要承担城市里的高物价和子女升学，老人看病等必不可少的费用。其中有些人家连煤气都舍不得烧，每天早晨在楼道里着煤炉子，为了省一点自来水，有的人家连洗衣机都不用，洗衣服都是拎到大河边上去。甚至还有人从河里挑水上楼冲厕所。王老师的儿子原来是从学校分配到这个企业里的，企业倒闭后被安排进了另一家单位，现在混得还不错，前年还按揭买了一套大房子，逃离了这座“贫民窟”。
　　 这些人与后来进城的农村人相比，显得落伍得多，后来进城的农村人大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物，改革开放催生了一批发了财的农民，他们或经商办企业或买大船搞运输，很快就成为名符其实的百万富翁，后来有的甚至成了身价上千万的土豪。当然还有的是通过寒窗苦读脱胎换骨跳出“农门”的幸运儿。那时候，大学生包分配，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能在城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有不少人是原来曾在乡镇当过官的人，他们都能通过层层关系网在临退休前将自己调进城市，将子女们安排进报酬丰厚有油水可捞的单位部门。他们当中也有少数人是漏网的贪官，只是因为反腐的风暴来得迟了些才侥幸逃脱，得以安全着陆。这些人现在大都与那些暴发户一起住进了堪称豪华的城市别墅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高额的退休工资，还守着一笔不菲的已经漂白了的黑钱。与那些一家三代人还挤在五十多平米福利房中的下岗工人相比，他们是这座城市里的贵族。对此，王老师常在我面前感叹，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当初，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说什么“乡里人上街，大落子一揣，不是好吃，就是卖呆。”（“揣”是方言读音，意指用手臂挽着竹篮子）现在已经无须去分城里人和乡下人了，眼下中国只有两种人，那就是富人和穷人。
　　 在这方面，王老师比我了解得更深刻，他告诉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基尼系数吗？基尼系数就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国际上公认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不应超过0.4。基尼系数过低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体现，不是个好现象，会使社会缺乏竞争，没有发展活力，人类在原始公社时期的基尼系数是0，计划经济那会儿，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16，那时大家都一样，你穷我也没多少钱，你吃不饱我也没撑着，大家彼此彼此。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5，日本只有0.276，而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曾达到过0.497，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为0.46，逼近国际公认的会造成社会动荡的警戒线——0.5，曾有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说过，现在中国1%的富人掌握着全国41.4%的社会财富，25%的穷人只占有1%的社会财富。这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得多，美国也不过是5%的富人占有全国60%的财富。常此以往，人们会更加怀念毛泽东时代。
　　 我们还一起探讨过，为什么崇尚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将国民的收入分配做得相对公平，而我们却不能，对此，王老师也有他的独特见解，他说，很多发达国家实行的是劫富济贫式的累进所得税，如日本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最高达75%。由此可见中国的那些暴发户们欠国家多少税，真想不到王老师知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