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鸡叫头一遍的时候，我奶奶就醒了。睁开眼睛，她便轻车熟路地展开自己每天必做的功课——哭闹、嘶吼和谩骂。这种行为既无目的也无意义，但她却乐此不疲，积攒了一个晚上的精力让她每个早晨都兴致勃勃，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她空洞的长音带着哭腔和蓊郁的病态，泼辣辣地破窗而出，那一刻，整个胡同一激灵醒了，整条街也醒了。但它们噤若寒蝉，任凭奶奶的长调对它们穿肠破肚，打几个滚儿翻几个跟头，再肆无忌惮地捅破别人家的窗户纸儿，去撕扯无数老少的神经。
　　 几条胡同、甚至整条街的梦里于是响起此起彼伏的哭骂声，睡觉轻一些的这时候醒了，醒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翻个身，脾气不好的忍不住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这老不死的。”奶奶的下一波声浪恰好跟着那人的话茬儿接踵而至：“该死，你们都该死。”她的态势比那个人还要凶悍，还要咬牙切齿。奶奶歪打正着地把那个人噎得一愣，他悻悻地把被子往头上一拉，身子一蜷，郁闷地睡回笼觉去了。
　　 也是，谁能跟一个病人一般见识，更何况奶奶不是普通病人，她患的是高血压精神病。
　　 奶奶高一声低一声固执地呐喊，爷爷不得不醒了。爷爷醒了，第一件事就是在心里和奶奶商量：“老婆子，差不多就走吧，天天吵得四邻不安的，招人嫌。”爷爷认为没有必要把这话说出口，说出来奶奶也听不见，确切地说，听见了她也听不懂。除了吃喝拉撒睡，奶奶已经和这个世界没有多少联系，如果不是有人照顾，她其实连吃喝也不知道了。
　　 等奶奶的这场大戏终于落幕，我母亲端了一盆热水进来。她先侍候爷爷擦了手脸，再把脸盆挪到靠近炕尾的凳子上。奶奶刚刚卖过太大的力气，她有些筋疲力尽，精神萎靡。母亲熟稔地挪动她的身体，小心地换下她身下遍布屎尿的小褥子，先用旧布擦拭她脏乎乎的、遍布皱褶的身体，最后将热毛巾敷上去。奶奶对于热毛巾及母亲的手充满热情和敏感，这时她乖巧的像个孩子，一个劲儿说：“要，还要。”
　　 母亲常在这时气哼哼地数叨她：“还懂得享受，你说你是真疯还是假疯？熬吧，熬吧，把别人都熬死了。”奶奶的手握在母亲的手里，自顾傻笑。她自然是真疯，可即便思维凌乱得一塌糊涂，身体却依然清楚知道自己的渴求。人与世界，似乎从来不只是一口气的关系。
　　 母亲一抬腿出了家门，庄稼地里新绿叠着旧绿，随便哪块土坷垃，随便哪只虫子的翅膀不能承住她几句牢骚？她还真想牢骚几句，甚至扯开嗓子乱吼。每个人都会产生胡吼乱叫一通的冲动，在清晨，在正午，在晚上，在任何让他们感到不开心的时候。谁还没有点儿孤独，没有点儿郁闷要发泄。可她觉得胡吼乱叫只是疯子的权利，婴儿的权利，在街头院尾扯着树枝子玩打仗的半大孩子的权利，她不是他们，她不想让一次发泄把自己惯坏了。
　　 好在天高云远，有各种虫子，还有麻雀，还有风，它们都是能够宽解人心的东西。虫子和麻雀东一嘴西一嘴地忙，把她的苦闷衔走，风把她身上的屎尿味抖落干净，过不了多久她就浑身轻巧熨帖。
　　 爷爷的腿长在眼睛里，长在心上，他的肉身却只能无可奈何地盘在炕上，疾病让他不良于行。模糊的窗纸让长在眼睛里的腿注定走不远，整个上午只有一只燕子在窗台上短暂地“啾”了一声。屋顶是他目光最方便的目的地，他已经洞悉每一根椽子每一根檩的秘密。哪根椽子上爬过蜘蛛，哪几根椽子间隐着壁虎，哪根椽子今天早晨被小虫子狠狠咬了一口，他都一清二楚。他的目光一遍遍抚摸黑不溜秋的它们，如同抚摸自己同样黑不溜秋的肋骨。
　　 白天的时间奶奶通常很安静，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她在自己的天地间思考。爷爷看她，她没有反应，爷爷叫她也没有反应，她说不定什么时候无头无尾地来上几句，对爷爷便是意外的惊喜。他看屋顶实在看腻了，睡觉又有些睡不着，总是发愁漫长的时间怎么打发掉。
　　 他想学奶奶那样嘶吼哭闹，弄出漫天的动静,可他总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他只是感觉有些无聊而已。这无关饥饿，无关肉体痛痒，只是一种细微的心理感受。太阳抻长了白天，月亮又抻长晚上，任谁都有些难熬。但生活经验告诉他，这种颇带几分矫情的感受还是不说出口为好。姑且不说“寂寞”二字一个老男人委实难以说出口，问题是即便说了也很少有人愿意倾听，更没有几个人听得懂。所以炕洞里的某块土坯烦闷了，从来不声不响，哪怕烦闷到把自己坍塌掉；家里的那条土狗闹情绪了，躲在狗窝里睡大觉，三天三夜不出声。想想也是，在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比谁更难熬，谁都走不到谁心尖上，谁都是一样。
　　 母亲在家的时候，常有人来借东西、还东西，或者闲串门子，爷爷便在屋里上答下应，耳朵支棱成天线的形状。他问：“谁来啦？”外面的来人便大声报了姓名；他跟着问：“吃啦？”对方答：“早吃啦，都快吃下一顿了。”他接下来就邀请：“进来坐呀？”对方便赶紧说：“不啦，不啦。”也是，那屋里的味道，除了母亲，谁愿进去。等人家要走的时候，他又一个劲儿盛情挽留：“在这儿吃吧。”“有空还来呀！”“还来呀！”
　　 我母亲下午在地里刨了半天山药，刚刚回到家。她的胳膊腿，她的腰椎脊椎，她的脖根轴子，所有的零部件都争先恐后地向她诉苦。她对它们的哭喊叫嚣、消极怠工一概不理，她先去爷爷奶奶屋里转了一遭，随手给爷爷倒了一碗水，询问奶奶下午怎么样，然后转身出来，给鸡们拌了食，给猪槽子里倒进两瓢麸子，回屋又端给它半盆泔水，这时发现狗正跟在她屁股后面，哼哼唧唧地叫。而一家老小，也眼巴巴等着她做晚饭呢。
　　 等母亲把一切都归拢好，把奶奶明天一天要替换的小褥子缝好，我已经睡着了，奶奶也已经睡着了，只有爷爷还在黑暗里大睁着眼。母亲还不能睡，她安排好擦创子开始擦山药干。可她刚擦了两下，便觉得自己手上还残留着刚给奶奶翻过身的屎尿味，于是起身去洗手。如此起来坐下折腾好几次，她还疑心自己的手上有味儿，再坐下时便难免带了情绪，把擦创子使唤得“嚓嚓”作响。嚓嚓嚓！“你倒是躲清静了，把一家老小留给我。”嚓嚓嚓！“你在外面享福吧，这家里地里忙不完的活儿。”母亲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将在远方城里工作的父亲声讨至后半夜。
　　 奶奶去世的时候，爷爷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安静了。可他依然每天鸡叫头一遍的时候就醒了。他不情愿地睁开眼，吃力地转动他花白的头颅，目光被线牵着般扫向炕尾。炕尾空空荡荡，炕单子扯得四平八展，没有被褥，也没有那个人，整面土炕上就爷爷一个人了。
　　 他很快发现，这种安静似乎比奶奶的吵闹更让他难以忍受。他第一次觉得，没有比安静更怪异更可怕的东西。他早已厌倦了看屋顶，每天看数不清的尘埃在一束光里徒劳挣扎，看墙上那张旧画，看到炕上有草籽发芽，哪儿哪儿都透着扭曲的病态。他每天都盼着那幅画能够掉下来，可它一直快要掉下来却又总也掉不下来，害他每天期盼着“哗”的那一声响。他又一次感受到那种可怕的空旷，空旷又荒凉。而他自己，不经意间便已经被荒凉掩埋到了脖根子。
　　 这安静，这荒凉，让爷爷感觉胸闷、气短。他于是便让自己咳，咔咔咔，随心所欲、恣肆汪洋地咳，上气不接下气地咳，脸红脖子粗地咳。老年哮喘，医生如是说。习过医理的爷爷冲着医生点点头，有些自责地说：“老了，就剩下添毛病了。”背过脸去又在心里嘟哝一句：“扯淡。”
　　 爷爷只是觉得自己想咳，应该咳，所以就咳了，就这么简单。他老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无所事事，不咳，他又能干些什么呢？咳嗽，有声有色地填充着他的时间和空间，他甚至认为，只有在这声响里，他和奶奶才是声息相通的。当然，这只是他自己孩子般的秘密。
　　 爷爷终于连咳嗽也没有了力气，他便决定去找奶奶。
　　 给爷爷圆坟的那天晚上，一条狗不明原因地嘶吠了很久。刚开始是哀哀地吠，后来就很大声，几乎把腔子都吠出来了，可却始终得不到任何一只同类的响应。整条街的狗都睡死了，整个村子的狗都睡死了，这条吠着的，是全世界唯一一条醒着的狗，这个发现让它极度失望、恐惧和不安。如果爷爷还活着，他肯定会应之以抑扬顿挫的咳嗽声。可爷爷活着时这条狗为什么不叫呢，这使他们错过了给彼此解闷的机会。
　　 我看不到母亲的脸，她在一盏煤油灯下纳鞋底，把放大了的黑乎乎的背影留给我。我想对她说：“听，外面那只狗叫得多厉害。”可屋子里太静了，安静堵住了我的嘴巴。母亲重复着扎针、用力，白色的线绳滋滋叫着从鞋底子的一面进去另一面出来。那条线很长，拽一晚上都拽不到头，而它滋滋的尖叫声，一不留神把外面的狗叫声都给淹没了。
　　 被窝很大，很宽，我很小。可我还是努力向上蜷缩自己，力争把自己蜷缩成指甲盖儿大小。我总在害怕蝎子，我觉得也许某只孤独的蝎子会在我脚头的墙壁上彻夜溜达。那么，我只要稍稍把腿伸长一点儿，再伸长一点儿，天，我无辜的脚就要碰到那只蝎子了。这种“也许”在我的臆想中越来越坚定，最后终于变成了“一定”。
　　 我不由地唤了一声母亲，她坐在巨大的灯影里没有转身，只说：“别出声，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