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秋风乍起，凉风习习。走在去上班的路上，被农民挑着的一担鲜红的柿子所吸引。快步赶上他，只见那红彤彤的柿子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两个簸箕里，又大又圆，煞是好看。不由自主地买了一大袋子，准备拿到办公室与同事们分享。提着柿子走在路上，满心欢喜，就像赶海的孩子收获了满篓子的贝壳一样。因为，这红彤彤的柿子勾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小的时候，家里姊妹多，父母在劳作之余，从来没有疏于管教我们。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家里实行的就是“军事化管理”。早上，天刚蒙蒙亮就被父母叫起床，简单的洗漱之后，就各司其职：煮饭的煮饭，扫地的扫地，挑水的挑水，洗衣服的洗衣服；大些的还要照顾着弟弟妹妹穿衣洗脸，还有出去打猪草的，熬猪潲的，喂猪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我和大妹妹除了负责煮饭之类的日常家务，还要负责捡拾全家烧的柴火。
　　 那时，我们家大大小小共有十口人吃饭，要煮菜煮饭，烧一家人的洗澡水，家里还喂有一二头猪，天天都要熬一大锅的猪潲，所以柴火的用量是非常大的。十一岁的我和不满十岁的大妹领到这个光荣任务后，深知责任重大，一刻也不敢懈怠。每天下午上学时，就挑担箕畚到学校，一放学就直接到岭上去，挂满一担松毛针，就急急忙忙地回家。回到家里还有煮饭、挑水一大堆的家务活等着我们呢。
　　 只有放假的时候，我们上山去捡拾柴火时会悠闲点。一大早，我和大妹及同村早就约好了的阿英阿红几个小伙伴，胡乱往肚子里填点东西，顶着星光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很是快活，似乎生活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们忧愁和劳苦。到了山上，天刚刚放亮，我们几个就分头行动，距离是刚好大家能互相看得到或是喊一声就能听到。家乡多是些小山丘，稀稀拉拉地长着茅草和刺篷，也有些小杂木，但那都是生产队公有的。我们上山，最多也就用竹爪篱挂些松毛针之类的叶子。至于那些小杂木，是一律不得随便砍的。平常日子，三条进山的路都有护林员虎视耽耽地守着路口。一年一度，生产队会组织人马间苗松土，统一砍伐清理，砍伐出来的柴火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那是大家都盼望已久的事呀，很多人家就等着那些分到家的柴火烧火做饭呢。
　　 日上三竿的时候，年龄较大的阿红已经收获了满满一担的松毛针，踩紧拍实，还剩下不少，就会抱过来，帮我装上。那边，手快的阿英也弄好了自己的那一担，在帮只有九岁的大妹的忙了。四个人，四担柴火，整整齐齐地排放在一起，我们就坐下来歇息一会儿。我们会忙里偷闲找乐子：有时顺手扯一根长长的藤条，剥了皮，揉揉，然后玩一种叫“翻花”的游戏；有时寻几颗圆圆的小石头，玩那时让女孩们疯狂的“吃石子”，有时，我们几个就放开喉咙唱自己会唱的歌。在劳苦的童年，游戏和歌声让我们享受到了成长的乐趣，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有一天，也是大家坐下休息的时候，眼尖的大妹突然大喊一声“柿子！”大家抬起头，四处寻找，并没有发现柿子的影子。大妹急了，拽着个子高一点的阿英，手指向另一个山头“那里！柿子！”
　　 顺着大妹手指的方向，我们拼命踮起脚尖，终于发现在不远的一个山头上，一树红彤彤的柿子正笑意盈盈地看向我们，似乎在向我们招手，叫我们早点把它们带回家……
　　 四个十来岁的小妹子，这时谁也顾不上劳累，谁也顾不上天气的燥热。我们“呼啦”一下操起扁担就往那山头跑去。到了近前却怎么也找不着那棵柿子树了。细心的阿红又退下山坡，搭手一望，嘿！看到了！悬崖高处不正是那棵柿子树吗？我们赶紧跑过去。抬头望，哇，树上挂满了小灯笼似的红柿子；树下，好多柿子掉在地上、草丛里，那是已经熟透了被风吹下来的，或者是被鸟儿啄食掉下来的。嘴馋的大妹捡了地上的柿子，撕了皮就往嘴巴里送，大呼“好甜！”吃得满嘴满脸都红红的，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们三个则在商量着怎样才能把这一树的柿子安全地弄到手。阿英说她个子高，爬上树去，一个一个摘下来，保证一个也不会弄烂；阿红立刻反对：“树那么高，柿子树的枝条又很脆，你摔下来怎么办？”我也赞同阿红的观点：悬崖这么陡，为了几个柿子送了小命可不值。商量来商量去，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后来不知是谁提出，明天我们带家什来摘。我一拍脑门：“有了！”当即动员四人中最年幼的大妹解下衣服，把一个袖口扎紧，用藤条绑在扁担的一头，做成一个网兜，然后就由个子高的阿英拿了这网兜去钩。那熟透了的柿子就像一个个红红的小气球，却并不听话，眼看着就要给阿英钩进网兜了，临了临了，却像条小泥鳅似的滑走了。阿英并不灰心，小心翼翼地举着扁担，愣是一个接一个地钩下不少来。每成功地钩到一个，我们四个人就会欢呼一声，惊得四处的小鸟扑楞楞直飞。光着上身的大妹得到了一个特权：每钩下一个柿子，她就欢天喜地地从网兜里拿出来，小心地放到地上的草丛里，堆成一堆。
　　 眼看着地上的柿子已堆成了一座小山，阿英就收了手，说声等明天再来。我们把柿子分成四份，每人扯起衣服前襟兜着。到了放柴火的地方，把柴火倒出来，用箕畚装上柿子，摘一些树叶子盖了，重新装上柴火，小心翼翼地挑回家去。那一天，挑回去的柴火没有平日里的多，花的时间也久些，但父母并没有责骂我们，把柿子分给我们七姊妹吃了，还直夸我们能干。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四人又上山了，带着家里捞鱼用的长柄的网，很快就把柿子一个一个的钩下来了。树梢上的太高，够不着，我们就笑笑说给鸟儿留几个吧，村里的老人不是说了吗，不能饿死瞎眼雀呀！
　　 我们每人分到了半箩筐的柿子。回到家里，母亲挑出那些有点破损的柿子，叫我们撕了皮，掺上煮熟了的蕃薯，揉上一点米粉，放在箬叶上蒸了，给我们做了一顿柿饼——那是我们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难得的奢侈的一顿美食啊！余下的几十个柿子，母亲挑了些大个的好看的，叫我们送给了四邻。剩下的小个点的，有些还没熟透就用松毛针焐起来。在等待柿子熟的那些日子里，每晚的梦都是又香又甜的……隔壁的三奶奶说吃了母亲送的几个柿子，夜晚再也没有咳嗽了。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伴长大成家，远嫁他乡，四海为家。但童年时合力摘柿子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让我无数次从梦中笑醒。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童年小伙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