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室名冰，其人犹热。
　　 ——题记
　　
　　 一
　　 对于梁启超，印象最深的是，少年中国说！可是，读书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不太喜欢他。先生，你知道为啥吗？那时上历史课，老师讲戊戌六君子中提到，梁启超逃离，所以那时候梁启超给我就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一位朋友对我如是说。
　　 民国，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譬如梁启超先生，我们确实曾有着很深的偏见。因为相对于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豪气，看到面对清朝政府的追杀，康有为，梁启超先生们的逃离，总显得有点不那么伟岸，不那么高大。
　　 说实话，青春岁月，我也有着与这位朋友同样的心情与见解。
　　 但是，现在看来，尤其是后来梁启超的贡献，其实远比谭嗣同等更伟大！
　　 智慧，知识可以获得；深刻，一定与岁月相关。
　　 就让我们一同走近梁启超吧。
　　
　　 二
　　 时间：2014年09月05日，上午8：00。
　　 我和家人在天津富驿时尚酒店二楼用过早餐后，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梁启超故居。
　　 走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哈尔滨、沈阳，第一次来到天津，感觉天津是那么的安静，即使是旅游区，也看不到喧闹的人群；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天津，就是八个字：繁而不乱，美而不虚。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市民族路，坐落在安静的意式风情街。也许是我来得太早了吧。很享受这样的安静。
　　 进入梁启超故居需要买门票，但确实是象征性的价格：每人次人民币10元。
　　 今天看来，故居依然大气、孤傲，两座白色的小楼分居大院的左右。手握书卷，颔首沉思的梁启超的坐像，位居庭院的中央。
　　 九月正是新学年开学之际，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曾这样夸赞少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抛开时代背景不说，单就字面说，先生的这段话，对任何一个年轻的莘莘学子都是莫大的鞭策。
　　 我进去参观的时候正好有三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拍摄采访。我想其意义也在于此吧。
　　 让我们把时间的光盘倒回到104年前。
　　 1912年，从日本回国的梁启超，购买了天津意大利租界的西马路上的一片空地，他自己亲自设计图纸，两年后的1914年，终于建成了这座意式风格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
　　 故居主楼为水泥外墙，雕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的高台街，梁家后人称其为“老楼”。
　　 十年后，也就是1924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的小楼才姗姗建成，这座小楼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书斋“饮冰室”——梁家后人称其为“新楼”。
　　 这两幢小楼，从1915年梁启超举家全部迁移到此，直到他1929年病逝，梁启超在这里住了14年，他后期的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撰写的。
　　 “饮冰室”书斋，建筑面积约有949平方米，是梁启超先生晚年著书立说的地方，流传后世的《饮冰室合集》，反映出了清末为救国奔走的志士们焦灼而力求自致冷静的心态。
　　 “饮冰”二字，语出《庄子·人世间》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这句话的意思是説，如今我早晨接受使命出使，而晚上就焦躁得想要冰水，我大概得了内热的病吧。梁启超以此表达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与焦灼。
　　 台湾诗人余光中来梁启超故居参观时，留下的一句话是：“其室名冰，其人犹热”，确实恰如其分。
　　 “饮冰室”书斋除了复原当年的家具外，剩下的就是墙上的老照片了。无论是与泰戈尔的合影，还是与众多学者的合照，梁启超的神情都是熠熠闪光的，那是一种充满活力的高傲。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在梁启超故居里漫步走着，想起他的一句名言——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汉族，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绅士身份参与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超先生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三
　　 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笔者认为梁启超先生的幸福生活其实并非来自其轰轰烈烈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而更多的是来自其幸福的家庭生活。
　　 梁启超先生的一生充分证明：家和万事兴。
　　
　　 1、结发知己李惠仙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4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梁启超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2、蓝颜知己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话，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
　　 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
　　 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告诉了李惠仙。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著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确实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
　　 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3、生活知己王桂荃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避讳。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
　　 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前身)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第一稿：2015年7月19日
　　 第二稿：2016年2月24日
　　
　　 【说明】
　　 1、2015年7月偶然阅读《读者》2015年第15期，有一篇文章是白岩松写的《我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其中提到梁启超的故事，故而想起2014年09月在天津访问梁启超故居的经历。因而写了这篇随笔。
　　 2、本来这篇随笔的题目是《其室名冰，其人犹热》，后来发现有作家已经在《人民日报》刊文用过这个题目，所以避嫌，只好改为题记。
　　 3、梁启超生平知识来自《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