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那年
　　 我来到这个世上，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三的早上十点多，按照旧观念的说话，这天非常的不吉利，因为这天是“鬼节”。因此她们说我的命不好，以后肯定会多灾多难，还会看到鬼魂。命不好，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说的是否灵验；至于看到鬼魂，我可是至今也没有看到过呢。
　　 我的家乡是在豫东的一个小乡村，家里姓氏在村里面是最稀少的，也就是村里常说的孤门独户。以至于年过四十岁，父亲才从遥远的云南接回了比他小二十岁的母亲。父母的这桩婚姻在当时可是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据说还惊动了县里的公安局，因为他们接到有人举报父亲是人贩子。得知母亲和父亲在云南已经登记结婚，是合法的夫妻了，他们不但没有处罚父亲还帮忙给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以安抚前来送母亲的娘家人。
　　 初来乍到的母亲，村里人都叫她瓷娃娃，因为她娇小、瘦弱，看见来人总是一副娇羞的模样。或许是语言的不同，母亲很少同人来往，每天只是在家帮奶奶做家务或做些针线活。母亲最拿手的针线活是绣花，奶奶常说：父亲娶了母亲是他一辈子的福分，母亲不但心灵手巧而且也善解人意。
　　 二婶家的妹妹要出嫁了，婆家非要一对鸳鸯盖头，这可难坏了二婶一家人。于是二婶来到我家说：“她嫂子，借借你的手艺给你妹妹做一套盖头吧，就算你帮二婶家的大忙了，行不？”母亲说：“有啥不行的，这不是啥事，我会尽快做好的。”二婶千恩万谢地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来到集市上，从东头转到西头，货比三家后扯来了廉价如意的布头，买了彩线，回家开始忙碌起来。
　　 只见母亲先是在布头的中间用铅笔小心翼翼地画出一对鸳鸯，又在底部画上水流，然后用彩线一点点地绣上，有时候白天家务忙，母亲就晚上绣。父亲常劝母亲，又不是你结婚，干嘛那么认真？母亲总是说，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风风光光，漂漂亮亮。你看二婶家对妹妹的婚姻如此重视，我怎么能不认真呢？假如今天我做事马马虎虎，明天别人可能就会我你不信任，做人还是要诚信为本。母亲的话总是让父亲哑口无言。一个月以后，当活灵活现的鸳鸯戏水展现在妹妹的婚礼上的时候，十里八村的人都来欣赏母亲的杰作，甚至于忘记看新娘了。就是母亲的这次杰作，换来了乡亲们对母亲的信任。同时也让母亲在乡亲们当中拥有了极好的人缘。再后来十里八村的嫁姑娘、娶媳妇都奔着母亲的手艺来请母亲绘画，讲究一点的还要请母亲帮忙加工。每天母亲就在忙碌中过了一年又一年，手巧的女人们在母亲的带动下很快学会了。你看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男人、女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挂有各种好看的绣品。
　　 再后来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奶奶抱孙子心切，一是因为父亲年事已高，二是母亲一旦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会安心和父亲过日子（这是奶奶的心病），从此什么活也不让她做。这对于勤劳的母亲来说是种无形的伤害，母亲不得不整日闷在家中养胎。十个月后终于我出生了，可是灾难也随着降临。因为重男轻女的奶奶一心盼着抱孙子，结果盼来的是孙女，失望之极她把恨加在了母亲的身上。两个月后母亲患上了产后重度抑郁症，缺乏医学知识的家人没有及时给母亲治疗，反而变本加厉地斥责母亲。整日哭哭啼啼的母亲病情越来越重，直到后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父亲为了不让喜怒无常的母亲出去惹事生非，和族人商量把她关进了单独的小屋里，从此我那可怜的母亲再没有了自由。
　　
　　 （二）环境的改变
　　 我六岁那年，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不得不外出做工，家里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和疯癫的母亲。那个夏天天气异常的闷热，母亲的病情也越来越重，午后母亲趁着家人的困顿状态，自己撬开房门偷偷跑出来，有人见她下河洗澡，有人见她在村外的草丛休息，有人见她往县城里的方向去了，最终我们找遍附近的角落，都没有见到她的踪影，不知道我那可怜的母亲去了哪里？多年以后，派出所的人通知家人，说医院里有具无名女尸，身份证是我母亲的名字……
　　 母亲的事过去以后，奶奶害怕这事件会响到我的将来，决定带我去远方的姑姑家里。
　　 进了姑姑家的小村庄就闻到一股牛粪的味道，随风送来的还有碎麻和焦油的味道。走近村里，看见家家户户都养了上百只牛羊，村村通的公路两旁到处是牛粪堆积的养料，大卡车载着瓶装的牛奶饮料来来回回地忙进忙出，牲口的叫声，村民的笑声，此起彼伏，异常的热闹。
　　 “俺家的蔡莹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姑姑高声说道。“是啊，都长成大姑娘了。”奶奶笑着说。我们一同走进姑姑家的院子，表哥雷德从屋里跑出来，上前就拉住我的手说：“蔡莹小表妹好。”我吓得慌忙躲在奶奶的身后，雷德笑笑说，“我哪有那么可怕啊？不就是黑点嘛！你再仔细看看我，蔡莹，我其实很帅的。”说着又上前一步，凑到我的脸前。只见雷德身材魁梧，有1米8的样子，圆圆的肩膀，面容和蔼，一头浅红色的卷发看上去非常腼腼的样子。上身穿一件帆布上衣，胸前稀疏的胸毛偷偷地露在衣服的外面；下配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一双露着大拇指的解放鞋上攒满了泥土。雷德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接过奶奶手里的提包。
　　 大人们说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吃过饭以后表姐雷娜领我来到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干净极了而且很整齐，靠近门口是一张大桌子，中央放着果盘，果盘里面有喔喔奶糖、牛轧糖和花生牛奶糕（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姑姑家小作坊产的），边上有一只闹钟，外形是六角雪花形的；靠近窗户旁边还有一张小学生的学习桌椅，高低正适应我。墙上还挂着一系列的拼音字母表和数张彩色的看图识字图画。一张不大不小的床，正好搁在屋子的中央，用五颜六色的花布拼成的彩色床罩一下子把我带进童话的天堂。“这是我住的房间吗？雷娜姐姐？”我怯生生地问。“是啊，当然是啊，我妈妈听说你们要来让我特意布置的，你信不？来，快躺下感受一下。”说着雷娜一下把我扔进了床里。我闭上眼睛用脸蹭着枕头，软软绵绵的枕头让我不忍躺下，新床单的香味使我感觉幸福悠长。姐姐：“请给本公主一块牛轧糖好吗？”“好嘞，接住。”表姐顺手扔给我一块，此刻我感觉幸福来的太快了，“姐，我奶奶说，我要在你们家上学，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啊，你不但在我们这里上学还要在我教学的学校上学呢。”“真的啊？”我立刻发誓以后也像姐姐一样，当个既能歌善舞又会弹琴画画的音乐老师，姐姐笑着表扬了我。看着姐姐的笑脸，我又想起了母亲……
　　
　　 （三）一段回顾
　　 从家里到幼儿园，都要经过村里杂草丛生的小河，每天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乔荣一起，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早早来到学校。我们总是坐在教室最后排的位置上，那泥土的气息，那阴沉的氛围，仿佛与世隔绝，每一次的冥想都让我在半睡半醒的梦中翱翔。
　　 我不是班里最差的学生，在农村这样的幼儿园里不求你舞姿有多漂亮，只要你能跟着音乐的节拍扭动就不会受到惩罚。然而我的小伙伴乔荣就不是那么的幸运，她是一个总是挨批的学生，除了她性格倔强外，还有家庭的因素。在我的印象里，每周除星期一王老师的课外，几乎天天都受到老师和孩子们的欺负。“乔荣，你给大家跳跳昨天我们学的小马舞。”严老师又开始点名了。乔荣走到讲台前，熟悉的《小毛驴》旋律立刻响起时，她羞涩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老师粗暴地抓起她的胳膊晃动，她还是不动。最终气急的严老师忍无可忍的在乔荣的屁股上使劲地踢上两脚，在小伙伴们的嘲笑声中她走下了讲台，瞬间乔荣委屈的泪水流了下来，更多的时候她会忍不住放声大哭。孩子毕竟是孩子，痛苦来的快也消的快。乔荣就是这样的人，痛哭一阵后，她还是会拿出她的图画本跟着老师的指点，画一些人物和花鸟的儿童画。更多的时候她会在上面画一幅恶魔图片或者骷髅图像，然后狠狠地拍上两下。我虽然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是看着她已经消气了，还是为她开心的。
　　 说到小伙伴乔荣，其实她和我一样，母亲也是从云南来的，只是父亲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惯偷”，今天摸邻居一个锅，明天牵别人一只羊，春天毁坏你家的麦田，冬天贩卖他家的果子，隔三差五就要到派出所走一趟。半年前，东村的王姓人家到南方讨饭，那时候不像现在外出打工，家乡人都是集体到南方城市讨饭，把讨来的东西换成现金。乔荣的父亲就在此时悄悄地潜入这些外出讨饭的空巢家里，不但变卖了别人的被褥还糟蹋了别人来之不易的粮食。愤怒的王姓家族人，忘记了法律是什么，怒气匆匆来到乔荣家，砸烂了他家的东西，玷污了她的母亲，他的父亲从此瘫痪在床。可伶的乔荣也从此成了大家眼里的坏女孩，出气筒，直到成年以后，大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当然这是后话，以后我会慢慢讲给大家。
　　
　　 （四）逃跑的经历
　　 每天我从幼儿园和小伙伴乔荣一起回到家中，总是先跑到母亲的小屋子门口，对着门里喊：“妈妈，我放学了，我给你跳跳在幼儿园新学的舞蹈。”妈妈此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来到门边慈祥地看着我说：“乖蔡莹，你跳。妈妈给你鼓掌。”有时候我故意开玩笑说：“没音乐，怎么办？”妈妈就立刻俯下身子拉上我的小手，哼起她家乡的民歌。随着妈妈歌声的节奏我和乔荣翩翩起舞。我们在外面嬉笑，妈妈就开始大哭，而且越哭越痛，最后引来爸爸一顿责骂。
　　 “我要出去，出去散散心，我带你一起去上学、去看火车、去姥姥家里唱山歌。”一天妈妈对我说。我一下子甭提多高兴了，我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妈妈病好了，她就要自由了。
　　 我说：“你等着，我拿钥匙给你开门。”我知道平时锁妈妈房间的钥匙就挂在厨房的墙上，主要是给妈妈送饭的时候便于顺手拿到。我几次试图拿下来都是因为个子矮不能实现。于是我找来了乔荣，搬来了板凳，下面两张椅子，上面一张桌子，我爬上去用小棍挑呀挑的，眼看就要挑下来了，可是板凳一滑，我一下子从板凳上摔下来栽了个狗啃泥，额头也破了，至今还留下一个灰色的伤疤。奶奶回来以后站在乔荣家的墙外把乔荣骂了狗血喷头，乔荣也吓坏了。但是她的妈妈坚持要我把妈妈放出来，和我妈一起回老家云南。
　　 农村的晚上灯光昏暗，乔荣的妈妈若无其事地来到我家，和奶奶因为上午的事情陪着不是，我和乔荣则偷偷来到妈妈的房间，开开了妈妈的门，乔荣领着妈妈在前面先走，我和她妈妈在后面跟着，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步行悄悄地走出了村外。心里虽然胆颤但是能和妈妈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来到县城已经是下半夜的光景，很少进县城的我第一次来到公共汽车站。售票大厅空荡无人，窗口上赫然标记着郑州15元，周口25元，兰考5元。乔荣的妈妈说我们明天一早去兰考，一是票价便宜，再则兰考有通往全国各地的火车，大家一致通过。等待是个漫长的过程，时间好像停滞了一般，多么漫漫的长夜啊。妈妈本来都不是怎么正常，加上步行的劳累，片刻她就呼呼地睡着了。一觉醒来，我们没有如意地去兰考火车站，而是被匆匆赶来的族人接回了家，等待是更加严厉的看管。可伶的乔荣和她的母亲，迎来的却是村里愤怒的人们的一顿毒打。
　　
　　 （五）第一堂课
　　 那年的9月份，我在姑姑村里第一次走进小学的课堂。表姐雷娜把我领进教室，原本一片乱哄哄的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老师来了”，显然孩子们把表姐雷娜当做了他们的老师了。表姐笑呵呵地走上讲台对同学们说：“我是你们的音乐老师，一会你们的班主任王斌老师会来给大家发新书、排座位。”话音刚落，讲台下面再一次乱了起来，有胆大的孩子问：“王斌老师是男、是女啊？”有调皮的学生回答：“老师脱了裤子就知道了。”教室里立刻响起一片稚嫩的笑声，我坐在最后一排又羞又怕。
　　 那时候村里的小学不像现在的孩子一人一个单桌，而是两头各用两个粗糙的木橛子钉在土里，再用铁丝固定，而后在把长约两米的木板棚架在上面，就算是课桌了。木质的课桌一排一排的，在教室的中央有固定的间距一字排开。每一排大概是六位学生，男女混搭坐在一起。木板也不是新的，而是上一届的学生留下来的，上面有宽窄不等的“三八”线，有铅笔画的、有彩色的笔画的，上面坑坑洼洼。第一堂课是王斌老师的语文课，他是姑姑村里有名的上了年纪的老头，教我们汉语拼音和毛笔字。据说凡是村里出来的有文化的人，都接受过王老师的汉语拼音入门课程学习。
　　 只见王老师走上讲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副老花镜用衣角擦擦上面的尘土戴上，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叠皱了的花名册，在讲桌上拍了几下，再后来把手放在嘴唇边舔了一下，开始点名。此刻教室里已经是鸦雀无声，被点到名字的孩子都用稚嫩的童音回答着“到”，然后坐下来。有调皮的同学把同伴的椅子悄悄移开，使坐下来的同学坐在地上，引来大家偷偷的笑声。
　　 接下来是排座位，点过名字的孩子三五一群走出教室，在老师的目测下，整齐地站好，慢慢地才能进入自己的座位。我因为个子矮，被排在了座位的最前面，左右都是熟悉的伙伴，我一下子开心起来，或许这也是我今后爱上学习的开始。等一切都安排妥当，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