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逆境来袭时，不外乎三种应对之法：一曰坚忍不拔，迎难而上；二曰灰心丧气，斗志全无；三曰心胸旷达，超然物外。
　　 尘世俗人一般的做法是，或者坚忍不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者灰心丧气，缩头缩脑，一路颓败下去，很少有像苏轼这样看得开放得下的。
　　 我想，如果不是有大境界的人，是绝难做到苏轼这一点的。试想，一个头顶巴掌大天空的人，你还怎么指望他视野开阔、瞻前顾后，眼里放的进他人？同样的，一个汲汲于名利，满心里只有玉帛子女的人，你还能指望他进入道德之场进德修学，以至于超然物外吗？
　　 其实，苏轼在跌入低谷之初也没有真正“放下”。这一点只要瞅一眼《赤壁赋》就不难发现。《赤壁赋》字里行间，满满流溢而出的不乏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具体一点讲，苏轼是很想像曹操那样建一番英雄业绩，流芳千古的；只是后来感觉“流芳”无望，他这才掉过头来，又想学遁世的江湖散人，寄情山水，抛却红尘。
　　 苏轼的这种儒者情怀，在他的前辈士大夫那里随处可见。大凡有些气节的文人，人生之途无非这两条路好走。所以说刚刚跌入人生低谷的苏轼也没能跳出“儒者”的圈子，还是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不得，退而“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的入世出世儒家本色的锁子紧紧地绑缚着。
　　 然而，苏轼最终却是彻底的“放下”了。
　　 何以独独苏轼能“放下”，而其他的与他境遇相似的人却往往不能够做到？
　　 据我推测，这应该与一个人的悟性或者智慧有关系。同样地面对“水与月”，就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看到的也不过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无数智者望月长思，也只是唏嘘一声“月盈月亏”。而苏轼却从“水与月”的“变”与“不变”中领悟了大道，发见了宇宙恒常不变的规律，明白了“取”反而不“得”，“不取”反而能“得”的道理。
　　 到了这个精神层面上的苏轼自然可以“放得下”了。
　　 话又说回来，孔子既然被称作“圣人”，“智者”既然被誉为“智者”，自然是智慧非凡，可他们又为何不如苏轼“放得下”呢？
　　 一个人仅仅有智慧还不够，还必须不能有执念。再拿孔子为例。孔子周游列国，推介自己的学说，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执念太重。还有上文中的面对逆境迎难而上和斗志全无的两类人，也都是执念太重，太过于执着名利的得失。
　　 由此看来，智慧者可以到达道德和学问的高度，却不一定能到达灵魂的高度。
　　 苏轼能超越一般儒者而“放下”，确乎到达了灵魂的高度。这一点意义非凡。第一，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诞生于黄州团练副史任上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诗文佳作便是证明。第二，不仅解决了逆境带给他的“痛”，还让他站到了人生的“制高点”上。
　　 其实解除痛苦和站到人生的制高点上是二位一体的。一个人，如果视名利为粪土，看淡了方寸得失，他必定会登上人生的制高点；而一个登上人生制高点的人，又有谁见过他患得患失、欲生欲死的“痛”呢？
　　 相反，这种人不仅不会“痛”，他还会俯视人间。一想想“俯视”这个词就很恐怖——我们还在这里鸡争鹅斗、你死我活，他那里却早已前因后果、孰是孰非了然于胸了。
　　 因了这种登高望远，人生的大棋盘该如何布局，怎样落子，他自然是游刃有余、气定神闲了。
　　 而且这种人不仅能“俯视”，他更会做一个尘世的旁观者。因为不在“局”中，不为局所迷，所以他就多了一份从容，少了少许贪婪，所以同样是面对诱惑，他就不会像很多人那样一击即溃，做了名声的奴仆，做了面子的随从，被富贵名利俘虏。
　　 “旁观者”游戏人间，固然可以冷静从容游刃有余，但如果不是无欲无求看得开放得下，仍然不可能。
　　
　　 2015年9月2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