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是天空对大地的一种抚摸：细密，匀称，绵柔，滋养。“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立春后，饶北河边的柳树，看起来还是枯涩的，一夜细雨，枝条变得柔软，摇曳生姿，有了茸茸的鹅雏黄。太阳也是鹅雏黄，淡淡的光晕仍然有残雪的料峭。社庙里，挤着乌压压的人，看串堂班唱大戏。看戏的，大多是一些老人和孩子，也有年轻的妇女绑着围裙，兜着瓜子，坐在板凳上，抱着小孩，边嗑瓜子边流泪。台上演的是《玉堂春》，苏三弹着琵琶，唱：“正午我跟着太阳走，夜晚我行路踏月光，饥了我肯块干树皮，渴了我爬到泉水旁。”也有年轻男女看戏，却没心思看台上，隔着人群，眉来眼去，看了不到半折，挨在一起，戏还没结束，人不见了，跑到社庙后山芭茅地去了。我也去看，在社庙里穿来穿去。我也不看戏，看人。门口是炸油条下清汤的，有卖气球塑料手枪的，有刨甘蔗的，有称麻骨糖的。小孩穿得红红绿绿，舍不得走，围着摊子，把裤兜里的几块压岁钱拿出来，买哨子买塑料挖掘机买陀螺，红通通的手抱着，流着鼻涕糊，喜乐乐。
　　 社庙在村东北的一片树林坳里，一条蚯蚓一样弯弯扭扭的水泥路拐过几块蔬菜地，便到了。庙前是一块开阔的晒场，后边是橘子林和板栗林，再后一些是芭茅黄黄的油茶山，山尖呈畚斗形，叫金畚斗。山尖下有石崖，太阳直射下来，有光瀑，村里人不明光瀑原理，说是山崖到了中午，有黄金曝晒，便有人扛锄头上山崖挖金子，成为几代人笑话。社庙是新修的，白墙黑瓦，清明时期的老样式，仿照四合院布局，外修围墙，墙下种了樟树，柚树，木樨。这里是我，以及孩童的乐园。打陀螺，捉迷藏，推铁箍，都在这里。放了学，和几个一般大的孩子，从家里厢房的门旮旯，找出铁箍，在社庙的空地里，不知疲倦地推，一圈圈地跑，裤衩全湿，头发毛滴水，才回家。我见过原先的社庙，其实是一个颓败的废墟。围墙几乎倒塌了，墙下长满荒草，瓦砾散落在戏台上，梁上的木雕被刀铲了头部，藻井也不知道被谁偷了，落下一个空空的房顶洞，雨水哗哗哗从洞口冲刷下来，粗大的木柱子发黑。
　　 从哪一年变为废墟，我不知道。我没问过村里人，也没问过父母。父母常告诫我，别去社庙玩，社庙阴邪，还有人见过鬼呢。说见过鬼的人是老七，晚上，借着月光，他去橘子林偷橘子吃，路过社庙，看见一个穿黑大褂的人，个子矮矮瘦瘦，脸腊肠一样，站在戏台上，舌苔伸得狗一样长，满脸鲜血，眼睛暴凸，核桃一样。他吓得魂飞魄散。老七那时还是十几岁，整天饿得像条狼狗，四处找吃。村里人说，那个鬼不是别人，是世仁。世仁是挨批斗上吊而死的。他是村里的识字先生，在学校教书。他会说谁也听不懂的俄语。也能写一手好看的毛笔字，过年了、结婚了、进新房了、写对联、村里人都找他。我看过批斗他的场景。在戏台上，他跪着，低着头，头上戴着高帽。红卫兵把他的手反剪在后背，用麻绳绑着。红卫兵在台上高呼口号，台下的人也高呼口号。口号喊完了，大家开始向世仁扔石块，扔了石块，红卫兵把他栓在柱子上，去田里劳动了。世仁那时差不多有四十来岁了，批斗中，断了一只胳膊。他佝偻着走路，也不和人说话，有时很长时间也看不到他。有一次，我看到他带着十几岁的小儿子酸菜，扛一副木楼梯，到山上割棕树的花籽。我问酸菜，割花籽干嘛呢。酸菜说，花籽熬粥，家里好几天都吃这个。过了几天，有人看见社庙里，吊死了一个人。死者是世仁。世仁家里连棺材也没有，用一张草席把他卷起来，用两根扁担架起来，抬到后山的油茶树下埋了，堆了一个坟头。
　　 还有一个人死在社庙。是一个老地下党。文革开始，他从一家文化单位遣散回家，和老母亲住在一起。他因一个哥哥在台湾，被揪出来，说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投降，三天两天在社庙挨斗。他跪在戏台上，脖子挂着石头，批斗了半年多，他老母亲死了，他也在社庙的木梁上，用绑裤腰的布带子，悬梁自尽。十二年后，他被平反，被认定为是忠贞的共产党员，还开了追悼会。
　　 社庙至于是哪一年修建的，也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在“余氏宗谱”里，有些微的蛛丝马迹：永乐十三年，余氏宗族捐资白银三百两，建社庙。捐资建社庙时，郑和正在去西洋的路上，带着丝绸、瓷器、种子；谢晋和姚广孝在紫禁城，编修《永乐大典》。民国时期，方志敏在赣东北葛源建立闽浙皖赣苏维埃政府，他领导的部队控制了灵山山脉的山区，与国民党部队对峙。饶北河上游属于灵山北部，社庙里，也驻扎了方志敏部队，在金畚斗挖战壕，筑石碉堡，建岗哨。村里周瑞星，小名瘌痢，是唯一参加过与国民党部队战斗的人，那时还是十几岁的人，后来参加过抗美援朝，没有负过伤，只是耳朵很背。他还健在，一年四季抱一个火熜，一个月有一千多补助金。他辈分高，又年长，谁见他，都叫他公。公就是爷。村里人对村干部有意见，给他反映，他笃笃笃，拄拐杖到村委会，从棉袄里掏一根烟，戳着火熜的炭火上，点起来，慢慢吸。我都不知道他有多少岁了。他喜欢压六合彩，坐在杂货店的屋檐下，看六合彩马报。他见了谁都是笑眯眯的，脸有一层皲裂堆叠的红斑。“瘌痢公，晚上出什么，有什么特肖要告诉大家呢，不能藏着。”杂货店老板娘有些斜眼，嘴巴瘪得厉害，喜欢说笑，问老人。老人看看她，又看看马报，说，晚上出有角的动物。瘌痢公小时候家贫，没饭吃，见部队来了，去部队做伙夫，负责砍柴烧锅，挑担送饭。瘌痢公这样参了军。瘌痢公还记得当年在社庙驻扎的情景。瘌痢公说，社庙的地上，铺满了稻草，睡了几十号人，有的人，睡睡，就没有醒了，部队走的时候，只有三个人。
　　 在我祖父遗留下来的一只笸箩里，我翻出过一张照片。我不知道祖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张照片。在七十岁之前，祖父没有照过相片。照片是发黄的黑白照，照片的边框纸完全磨损了，相面也有破损，但相面清晰：一栋老式里外结构的四合院，中间是大天井，院房外是一个大院子，院门里，是一棵高大的杏树。院门外，是一个有假山的草地，草地上站了四个人。四个人中没有我祖父。我曾找很多人辨识，这四个人是谁，谁也辨让不出来。这四个人都戴着小圆帽，穿长长的白袍，上身外套一件马夹，二十出头，其中一个人戴着眼镜，个个样子俊美，像个民国初年的君子。照片中的背景，就是社庙。在很多年后，我在市里的一本文史资料书上，我再次看到了这张照片，是饶北河徐氏、姜氏、周氏、张氏四大旺族的四公子，四大公子有的已漂洋过海，不知音讯，有的死于抗日革命，有的死于三查时期，有的去了台湾。他们的后人，我大多无从知晓。我只知道徐氏后人，在美国。我见过照片中徐公子的儿子，在一九九三年秋天，我在县宣传部上班，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银发斑斑，戴一副黑框眼镜。他是来档案馆和县志办查资料，他要查他父亲留存的诗稿，编一本他父亲的诗集。我陪同他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郑坊的徐公子。我十分惊讶。我把他和印象中照片依稀的人，重叠交错地辨认。他还能说地地道道的郑坊话，他旅居美国多年，乡音未改。他说他的两个儿子，连汉语都说得结结巴巴。
　　 时间淹没的，不止是社庙，更多的是人。我们所看不见的烟尘，扑撒满面。社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作为郑坊人民公社枫林大队食堂存在的。当然我并没见过大队食堂。食堂解散后，社庙是大队队部，院门外的假山花园平整出一片晒场，房子成了谷仓。在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生产队便借用大队队部，作临时食堂，给生产队员加餐。院里院外摆满了八仙桌，长条凳，妇女抽调去烧饭。加餐，只能是大人上桌，桌角便站满了小孩，大人吃一口，用筷子夹一口菜给小孩吃。菜是萝卜、白菜、粉丝、芋头、花菜、肉皮、香菇蒂、白木耳、荸荠、藕。荤菜是牛肉、牛杂，以及猪肉。菜用钵头盛，满满的一钵头端上，漂着零星的油花，浮出一层辣椒粉。喝的酒是红薯酿的，有绵长的苦味。牛是生产队的老牛，拴在树下，黑布蒙脸，用斧头劈死。牛头和牛杂，在头一天夜里开始煮，轮流值班。煮的时候，放很多萝卜，值班的人，只能喝汤吃萝卜，肉是要上桌的。汤喝完了，加水再煮。萝卜吃完了，又倒一竹萁下去。加餐前，我们小孩躲在笸箩下，趁大人不在，用手抓笸箩里的饭麸吃。每次加餐，都会有很多笑话，有比赛吃饭的，有比赛喝酒的，有比赛吃肉的。最高记录是，吃饭是吃四十八蓝边碗，吃肉是二十七斤炆肉，这是至今无人打破的。当然，吃得再多都是无人取笑的。加餐那天，全生产队的狗，也来了，在桌下争骨头吃，汪汪汪，相互撕咬。
　　 生产队解散之前，每年的秋季，稻谷收割结束，社庙会上演一次社戏。社戏是村民自己组织的。在戏台上，摆上鱼、肉、酒、水果、麻子粿，祭拜土地神。祭拜完了，由生产队长带一支花灯，在院子里狂舞。花灯是鲤鱼头形状的龙头，五节板桥灯，灯是荷花灯，花灯灯尾是鲤鱼尾巴形状的龙尾。花灯在生产队的里弄小巷走一圈，绕社庙内围墙走九圈。舞了花灯，生产队长要讲长长的祝词，讲革命形势，讲抓革命促生产，讲风调雨顺。他讲几句，讲不下去了，下面的人哄笑一阵子。他的话讲完了，大家便坐在八仙桌上嗑瓜子，吃麻子粿。吃麻子粿，便是吃晚餐，没有菜没有饭，也没有酒，开水和麻子粿是管吃管饱的。戏台上，社员组织的串堂班，拉二胡、敲锣鼓，弹弦琴，粉墨登场，好不热闹。社戏散了，按劳力多少，分几盘麻子粿回家，算是犒劳。
　　 生产队解散后，社庙归村部集体。那年，我十三岁。社庙再也无人管理，成了堆柴火、砂石的地方。也成了村里某些人偷情的地方。村里有一个叫老鸦的人，五十多岁，特别会偷情，穿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是远远近近的风水师。他端一个罗盘，整天在村里晃来晃去，也去后山河滩，走走看看，摆摆罗盘。他肩上挂一个黄色的褡裢，里面放着烟管、烟丝、火石，和几块零钞，一年四季穿大头的牛皮鞋，外八字脚看起来像一架推土机。他的儿子叫镰刀，一次去社庙抱柴火，无意推开房间门，看见一男一女在稻草堆里苟且，他跑出社庙，一路叫“天呀，天呀，天要休呀。”从此发疯。原来偷情的人是他父亲和自己的媳妇。
　　 在民国时期，社庙是国立枫林小学。这是我祖父讲的，社庙里还竖着孔夫子的木雕像。从这个小学里，走出过好几个人物，有的去了上海滩，有的去了南昌，有的去了革命部队。出去了的人，只是再也没有回来。建国后，小学搬迁至全氏祠堂，我便在那儿上完小学。无人管理的社庙，日渐成了废墟。围墙开始倒塌，荒草日盛，杏树也不知被谁砍了。门楼上有一块青石雕，是传说中乾隆下江南盛景的群雕，在文革时期，被石匠卸下来，藏在一户杨姓人家，被保护起来，躲过一劫。房子里的木雕，被铲去了脸部，残缺不全，藻井也被人偷盗而去。孔夫子的木雕像，当场劈开，作了大队食堂柴火。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杨姓人家到派出所报案，说，藏在猪圈里的石雕被人偷了。派出所派人查了几天，没有着落，不了了之。隔了十几年，杨姓人家在南昌买了三套房子，在村里摆了三十几桌酒席，烟是中华，酒是四特。村里人有人说，杨家靠打工能在南昌买房子？肯定是把石雕卖了，当年报了假案。
　　 最后一次，见老社庙，是一九九六年。我外出读书。我在社庙坐了一个中午。围墙上依稀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红漆标语。戏台上，放着十几架打谷机，墙上斜靠着晒席，院子里有了矮小的灌木。裸露的围墙完全剥落了石灰，有的地方倒塌下来，成了门洞。我记得，破旧的社庙里，曾经住过一个流浪汉。流浪汉是个安徽凤阳人，五十多岁，说话有浓重的鼻音，山洪一样。他没有锅灶脸盆，只有一张床。门板搁在两个马扎上，铺了一层稻草，稻草上盖了一张破旧的草席，一条被子的被套补满了各色的补丁。他会看儿科，郁积，黄疸，肺炎，药到病除。他穿一件油蜡蜡的灰黑色中山装，夏天也拖一双低筒雨靴，两个黑黑的脚丫露出来。他看儿科不要钱。那时我大概刚刚入初中，谷雨之后，是漫长的春荒。白鹭在田间啄食螺蛳鱼虾，田埂上的紫玉英慢慢结籽，黑黑的一束，碎叶莲浮在水坑里，漫漫散散，圆碧的叶子上，卷出一支黄花。短粮会一直持续到八月初。有一天，村里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一对夫妻，是一对游医夫妻，女的看妇科，男的看儿科，在村里借住了好几个月。后来，不知怎么的，女的生病死了。村里置办了棺材，安葬了。男的再也不走了，住在社庙里。我还记得，那个女的，脸圆圆的，黄南瓜一样的脸色，左脚有些瘸，踮起脚尖走路，以至于每走一步，整个身子抖动一下。不走的男人说，这个村里的人好，善，自己也无后，哪儿落身都是一样的。村里人叫他烂冬瓜。他自己也叫自己烂冬瓜。住了半年，村里的周春花托人做媒，想烂冬瓜上门，做插门女婿。烂冬瓜没同意，说守妻三年再说。周春花四十来岁，老公挑柴火，死在路上，也寡居好几年了。周春花在村里，名声不怎么好，和好几个男人有过说不明的关系。有一次在河埠头中午洗菜，和杀猪的矮七，在石埠的麻条石上，胡乱起来，被放鸭的冬青看见。冬青也没声张，晚上，提了一只鸭子去周春花家，说，看见你屁股上巴掌大的红斑胎记。周春花收下鸭子，拉着冬青到柴房里，噼噼噗噗，直至精疲力尽，酣畅淋漓。烂冬瓜不同意再婚，倒不是周春花名声不好，而是他看见周春花三儿两女怕了，嗷嗷待哺，是个无底洞，再多的粮食都是塞不满的。村里有人做喜事，会请烂冬瓜去吃一餐，给个几块钱。过节了，也会请他去，吃一餐，吃吃清明粿、粽子或月饼。住了一年多，说去安徽老家看看，却再也没回来。他的被褥一直放在社庙里，成了老鼠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