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湖南桑植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写出一本书来。那时，我没有什么书读，但可以在原始的大自然里玩耍，可以享受大山的壮阔与静谧。与此同时，我有许多故事可以听。你知道的，就是那些祖祖辈辈留下的、口口相传而来的、或荒诞、或美丽、或忧伤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乡土中国里一代代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对于未来又有怎样的渴望。可以这么说，我是在自然与故事中长大的。
　　 然而可以去写书是另外一回事。如今我依然认为，写书是出生富贵之家、书香门第之人的事。我这类穷孩子渴望去写书，简直是一种奢望！当然，依旧有许许多多作家是穷苦家庭出生，却也在艺术之路上为自己建造了纪念碑。然而，那种困苦和坚持，只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我心中，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必是要高贵的精致的神圣的，而美在其中。它是需要精雕细琢的，如匠人一般，日夜操劳。一个困苦的人如何能达到如此呢？巴尔扎克、杰克·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们，都是有天才在里面的。
　　 我十五岁走出山村，投身城市，也就投身了文字。故事与文字，即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普通的作家。我日渐对文字痴迷，花了无数时间去阅读、去书写。文字之于我，有了一种诗意而又不可捕捉的美，如一个人走在陌生城市的街道，而落日余辉，从房屋斜顶倾泻而出。这种美，几乎满足了我所有的幻想。在这过程中，要感谢曹雪芹、顾城、王小波、木心、海明威、川端康成等等作家。我爱上文字，它成了我的附身符。
　　 故事、文字之余，就是技巧了。这是一项手艺，如农村中的泥匠、瓦匠、木匠一样，需要拜师学艺，然后自成一门，刻苦修炼。《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里描写卖油翁‘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即是说‘唯手熟尔’。这种‘唯手熟尔’是一切技艺精纯者所需，它需要耐心与偏执。我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学到了不同的技巧，现在仍是学习者的姿态，并想为此而勤加练习。然而那些技巧并未运用到如今自己的写作之中。人在诗意的年纪，会相信一些自然流露的东西，如山间清涧，缓缓而出。你坐着，一个人面对茫茫，思绪会流动，文字会迫使你把它写出来，这时候，一切都已经成熟。绽放出来，是美丽之花。
　　 此时，便可开始着手写书。
　　 每一个醉心于文学，渴望创作的人，最开始都是极热情的，也基本都有一个一举成名梦。那是拜伦式的、凯鲁亚克氏的传奇。我最开始的野心，就如写完《枯枝败叶》之后的马尔克斯，立志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然而现实很快让我明白：这是一条人迹罕至又荆棘密布的路。而即使你走在这条路上，你也未必能把你的名字刻在上面。文学之路扼杀了无数人，皆掩埋于尘埃。我就在这种清醒中度过了大学毕业之后贫穷而孤独的两年。我一心钻在阅读与写作里，不顾一切怀疑与鄙视的目光，势必要写出个名堂。我还年轻，虽然面对的压力巨大，但生活的困苦丝毫没有影响我在写作上的决心。我留着一个信念，即终其一生去做一件事，总会有所成。
　　 然而对自我的怀疑，终还是开始搅乱我的心。我到底有没有写作上的天赋？我能写出什么样的故事？一切是不是只是我不能如其他人一样去工作而寻找的借口？在生活的意义上，写作又占了多大的分量？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流传后世？就在这个期间，我读到了帕慕克的《爸爸的手提箱》。许多个深夜无眠的日子，帕慕克的人生，帕慕克父亲的人生，都像画卷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终其一生，我都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那么我的执着，又有何作用？如果我的一生注定囿于琐碎生活，要这支笔，去创造些什么？
　　 我带着各种疑问，时而如帕慕克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去创造一个世界，并相信他所说的固执与耐心，时而骑行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去了解不同地域的人，看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悲喜，又怀着怎样的态度。这样晃晃悠悠的两年时间内，我写完了《我的南方女郎》。
　　 我知道人在世上总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写完这本书，我知道写作是本属于我的。无论我飘向哪里，它总会从水底冒出来，如水草轻抚我。我不能躲避，不如安享。我开始变得安静，并且幸福。一切都是很安稳的，忠实于大地。我明白，这都是写作给予我的。没有写作，我将一无所有。写作如匆匆时光，拂去了那些不快，留下了最深沉的喜悦给我。这时我终于知道，相比于野心的满足，快乐更加重要。我之所以写作，仅仅是因为写作让我觉得快乐罢了。这快乐也如任何其它事为任何其他人带来快乐一样，简单普通。但于我，弥足珍贵。我需要的，仅仅是忘却所有的怀疑、野心、意义，坐下来，满怀敬畏的去书写。
　　 我是一个来自湖南桑植的小山村的孩子。写出这本书，是快乐，也是幸运。不忘初心，必有回响。这即是我的写作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