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谜语，问家中最冷和最热的地方分别是哪里，答案是锅灶前和卫生间，因为人到锅灶前就要点火，到卫生间就要退衣。但对于我这个幼时经历过贫困的人来说，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恰恰便是家里的三尺灶台前。这不仅因为饥饿的人最在意吃，更因为灶台前封存着我年少时的酸甜苦辣，珍藏着母亲那伟大无私的爱。
　　 老家的锅灶用土墼垒成，上架一口大锅，锅周围是锅台，可以放一圈饭碗。因为烧柴禾，灶膛垒得特别大，中间方便燃烧，两边可以积存草木灰，酷似一座小炉窑。每天早中晚三时，伴随着屋檐下徐徐升起的炊烟，灶膛间便红光闪耀，映照着母亲那布满沧桑的面孔，温暖着全家。烧火做饭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记得我刚开始帮母亲烧火时，总是不得要领，往灶里填很多柴禾，火却不旺，有时还会熄灭，被烟熏得灰头土脸，眼泪直流。母亲告诉我，人要实，火要虚，火的中间要少放柴禾，因为放的越多，越容易把火压住，反而不旺。母亲还告诉我，火怕勤人，不能老用火铲去拨弄火，否则容易把火拨弄散了，火焰无法聚集在一起。在母亲手把手的教授下，我慢慢学会了帮助母亲烧火，让母亲腾出手来忙锅里的活。但在我的记忆中，除非自己忙不过来，母亲都不会让我帮助烧火，喜欢独自在灶台前忙活。
　　 母亲的锅灶留给我的温暖记忆，主要还不是锅里的饭菜。因为在那时，每天锅里的粥、饭基本上不用猜也知道吃啥，不逢过年过节或家里来客，不会有多少变化。倒是在锅底下灶膛中，母亲时常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些我喜欢的小吃食来，给我意外惊喜。
　　 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锅底下与锅中一样，是最平淡无奇的时候。但即便是此时，母亲也不会让我长久寂寞。有时放学后，母亲会塞给我几颗未完全炸开的爆米花或熟黄豆，我知道那是母亲在用玉米秸、豆秸烧饭时，用意外发现的小玉米粒或黄豆荚帮我细心爆烤的。碰到家里用粉皮或粉丝做菜时，母亲也会有意留下一小片粉皮或几小段粉丝，放到灶膛中的火上烤一下，膨胀得又大又脆，类似今天的雪片，让我过一下馋瘾。
　　 夏天一到，灶膛中的东西就多了，如蝉龟（知了的幼虫）、蚂蚱之类便是灶膛中的常客。这些昆虫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味道其实很香。当时的人们都喜欢以此为食，只是好吃能吃的部位需要耐心、精心择取，不要整个吃下。麦子快成熟的时候，母亲会从田里带回几个麦穗，烧火时放在火苗上燎几下，然后一边用手搓一边用口吹，把麦糠吹掉，把麦粒搓干净，全部拿给我吃。本来烧烤后的新鲜麦粒就特别香，是其它粮食所无法比拟的，何况当时还处在饥肠辘辘的年代，让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食物！我吃时只恨数量太少，并没留意母亲一料未尝，更不知道母亲为了那几个生产队的麦穗，负罪之心要多久才能平息！夏天的雨后，菜园中有时会长出一些白蘑菇，母亲便将它们采来放在一片向日葵叶子上，再撒上几粒盐花，然后将它们包起来，煮饭的时候，放在灶下一起烧烤。不一会儿，便满屋都是清香味。那蘑菇吃起来真是鲜美无比，让人终生难忘。我觉得，现在任何一种蘑菇菜品都远远比不上它们。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灶膛中也自然更加丰富，如烤红薯、烤玉米、烤青豆等。红薯和玉米个大难熟，不宜放在明火上烤，要放在灰烬中慢慢煨熟。母亲把红薯或玉米埋入刚熄灭的灰烬中后，会准确地掌握煨的时间，取出时总是恰如其分，不生不糊。对那时的农家来说，烤红薯是家中可以经常吃的，烤玉米、烤青豆却每年只有一、两次，因为此种吃法浪费粮食，只能吃个新鲜，用以解解馋，吃多了家里受不了。母亲曾经给我算过一笔账：一个玉米棒子如果磨粉做成窝窝头，一个大人一顿饭足够了，熬成粥则一天也吃不完；但如果烤鲜玉米，吃几个都不在话下！当然秋天最能解馋的，还是烧烤田鼠。那时的田鼠个大肉肥，味道极香，每吃一次都能过一把吃肉的瘾。由于田鼠也属于老鼠，自己长大后一直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吃过田鼠，直到后来参军到福建后才知道，闽西著名的特产“八大干”中就有“老鼠干”，田鼠肉也是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餐桌的。
　　 冬天与春天一样，家里的锅底下也相对比较沉寂，但有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一次母亲也不知从哪里听到的秘方，说吃桑螵蛸（螳螂的卵）可以防治尿床，便要做给我吃，尽管我早已过了尿床的年龄。母亲对防止尿床的重视自有道理，因为那时被褥少，大人小孩合盖，冬天夜又漫长，尿床是很麻烦的事。母亲从树上把螳螂的卵铲下取回后，找两把铲子放在锅底下烧烫，然后把螳螂的卵夹在中间，持续用力夹，就把螳螂卵夹成一个类似煎鸡蛋的小饼，颜色焦黄，香味扑鼻，味道也有点像煎鸡蛋。我吃了一次后欲罢不能，没事就跑到树林中寻找桑螵蛸。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锅灶带给我的温暖并不只是吃。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跟几个大人去邻村看戏。戏刚开演，便下起了雨夹雪。等我回到本村时，棉袄棉裤已全部被冰雪裹了起来，硬梆梆地，如同穿了一件盔甲。在大门口不知等了多久的母亲先不让我进屋，在院子里把身上的冰雪拍落，防止进屋后冰雪融化进一步弄湿衣服。母亲没有说一句责怪我的话，待我脱掉湿衣钻进被窝后，便在灶前点火为我烘烤衣服，一直烘了一个多钟头，才把棉袄棉裤棉鞋棉帽全部烘好。在为我烘烤衣服的过程中，其实母亲身上的棉衣也是半湿的，帮我烘好后她才开始烘自己的。那时我和母亲一样，冬天只有一件棉袄过冬。过年要做新棉袄时，都要先跟邻居家借一件棉袄穿一天，把自己的旧棉袄拆掉，把外表的布用作新棉袄的里子，然后在旧棉花上加一层新棉花，棉袄才能做成。
　　 其实，烘棉袄还不是母亲最辛苦的一次。有一年大年二十九，母亲刚把我过年要穿的新布鞋做好，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了出去，只顾与同伴玩耍不知道珍惜，结果鞋被化掉的雪水湿透了。母亲只好把鞋子放进灶膛，想利用灰烬的余热来烘干。但过了不久，便闻到一股烧焦的糊味，赶紧拿出来一看，由于鞋子离灰太近布被点燃，一大半已被烧掉。那天夜里，母亲一宿没有睡觉，在昏暗的煤油灯前，纳鞋底，铰鞋面，通宵帮我重新做新鞋。如今母亲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但她做鞋时那苍老的剪影，已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每当想起就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