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社会上“聚会”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邻居只要说得出理由都可以叫来聚一聚。朋友里面又可以分工友、农友、战友、校友、博友、群友、旅友、舞友、微友等等。
　　 其实，聚会形式泛滥之后，它的积极意义逐渐疲弱。即使久违的老朋友也是见面时很激动，会后也是不会再思量的。
　　 在这名目繁多的聚会里面人们最热衷的莫过于同学聚会。
　　 同学邀到一起，总免不了要回忆起当年的事。
　　 文革两年后我们“老三届”都被“四个面向”了，分得最好的无非是南昌市的国企，次等的南昌市以外的工厂，再次一等的农场。很佩服这些人的脑子灵活，那时就知道是谁负责学校分配会去找关系。分到南昌市工厂的自然欢喜，南昌以外的有点不高兴，分到农场的自然就要骂娘了。
　　 当年我却什么也不知道，思想上充满了正统。我又不十分恋家，自然对是不是分到南昌市很无所谓。我不知道我摆在哪里合适，自然也就不知道去走路子，托关系。我只一味听天由命。
　　 记得刚分配时，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到井冈山（当时到井冈山政审还挺严格的，首先要出身好再就是表现好，名额也有限制），我觉得这很好就同意去了。谁知这就决定了我今生的命运。因为根据我的出身情况，我是可以分到工厂的。由于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于是就将这批本该到井冈山的学生全部归到农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后虽被最早一批上调，也只是去了外地的工厂。那些后来上来的，都千方百计，陆陆续续回到了南昌。
　　 聚会时有同学问我“怎么一直没想到搞回南昌？”我说：“我有一段比较得意的日子，所以对回南昌没有紧迫感。”是的，那时我在单位上的确如人所说是“红得发紫”，自然也就乐不思蜀了。我就是这样傻傻的，没有那么多心计。
　　 不仅我的那些外地同学绝大部分回到了南昌，我的农场同事也绝大部分都返回了故里，只有我还在外地。后来又因为老公是属于科技人员，在那种铁板一块的垄断体制下，再要想流动就更是难上加难。
　　 因我不在南昌，每每我回到家乡，便给了他们一个聚会的理由：“某某回来了，大家在一起聚聚吧。”一时间，很多同学都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于是大家都放下手上正在忙的事，从四面八方来到某一个指定的聚集点。甚至还有外地的专程赶过来。
　　 班上这种大规模的聚会好像始于上个世纪的1997年。之前我们只是几个女同学有点来往。文革中，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贴老师的大字报，被当时顶红的学校造反派组织拒绝接受，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以后勉强参加了成立较晚的另一派组织。我们班参加这个组织的也只有七人（全是女同学），整个文革也几乎是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分配后我和她们中的好几个人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通信联系，因此彼此都还惦记着，到了南昌都会相互走动一下。其他的都几乎失去了联系。
　　 1997年，我的小儿子被上海交大录取，这似乎在同学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她们说要给我庆贺庆贺，于是便发起了一场大一点范围的聚会。那时没有电话，更谈不上手机，找人要一家家去敲门，好在那时还没有进行城市改造。家都在市内，找起来还不算顶麻烦。
　　 隔膜了几十年的同学，陡然一下见面，大家都似乎有一种沧桑感。彼此间都增加了一份凄凉。昔日我们才十几岁，学生的位置还未坐稳，便被驱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那里奋斗、挣扎，孤军作战，饱受世态炎凉之苦。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再聚首之时，那烙在额头的岁月痕迹向人们昭示着共和国一段令人发指的历史。
　　 以后，聚会的人越邀越多，有的又把因派性对峙了几十年的男同学也扩了进来。还有的把老师也邀到了聚会的现场。大家见了面都亲热无比，仿佛忘掉了曾经的隔膜、曾经的辛酸，一笑泯恩仇。酒桌上觥筹交错大有不醉不休之意。但接下来就似乎没有什么可聊之处。脸上只有始终僵着的笑容，心里却在备受着煎熬。
　　 回顾以前即使在学习阶段，班上的男女同学也是并不怎么交往的，男同学之间有矛盾，女同学彼此也会勾心斗角。特别是后来还听到这样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出身不好”，这位现在坐在我们当中因受邀参加聚会的老师Ｓ当时是我们的班主任就找到她说：你父亲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你知道吗？回答说不知道。他接着说，马上国庆节要到了，你要监视你父亲的行动，要跟家庭划清界限，要想一下，你家为什么送你上学的。这个同学哪里懂得这些当时吓得只会哭，接下来的语文课也没有了心思，又不敢跟任何人讲。可怜见这个12岁女孩小小年纪便要为家庭为父亲背上一个这样沉重的包袱。女孩从此每天不愿回家，放学后总是到另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家去，有饭就在她家吃一点，没有就饿着肚子。又不便向这位女同学家透露详情。有时候，这位女同学家长催她回去，她就只有一个人在外面逛，到很晚才回家睡觉。这个情况持续了几天，母亲发觉了，命和她同校就读的哥哥想办法把妹妹找回去并询问缘由。在母亲的逼迫之下，该同学不得已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她的母亲当时是市人民代表，于是向同是人大代表的学校领导马XX反映了此事。结果不仅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是厄运进一步降临。Ｓ老师叫几个和她玩得好的同学对她施压。这些同学有了老师的支持一反往日亲密的情谊，一方面远离她，另一方面不准她参加学校里的任何活动。这种迫害延伸到文革便是不准她参加组织、参加串联。
　　 不管这位老师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是“好心”，把一个学生的出身拿来说事，给孩子的心灵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育方法上的严重失误，也是作为一名老师缺少起码素养的表现。实际上，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是当时本市一名很有权威的土木建筑工程师。曾用脚丈量过南昌的大街小巷，如今的八一广场就是他的代表作。
　　 我相信这样的情形在那种特殊的年代，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
　　 现在为了一个同学聚会，把这么多曾经受过伤害的人生硬地凑到一起，无疑是把这些人再放到研磨机里去研磨一遍。这样的聚会还有举行的必要吗？
　　 又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有的人不顾在座人的情绪，喜欢将以前的事津津乐道地自我表扬：有的后来混得好的又喜欢把牛皮吹到天上，夸下的海口却又不能兑现，只赚了个白吃白喝：还有的以我为中心成为滔滔不绝的话霸，家长里短、晒幸福、秀恩爱、聊儿女……没完没了。让别人整场聚会只扮演了一个听众的角色；也有的奇葩莫名其妙的情绪失控，恶语伤人，失态无礼，当场叫人难堪。
　　 所以我认为这种聚会还是适可而止为好，随着时光的打磨，今日人已非昨日之人，兴趣、爱好也都有各异。如果硬要把这些不同兴趣、不同爱好的人聚集到一起，话不投机半句多。心里的话并不能完全的表达出来，不爱听的话还要硬着头皮听下去，实在也是非常难受的事。
　　 正如作家乔叶在《拒绝迫害》一文中所说：一、随着年龄渐长，我的生活越来越孤独，越来越不喜欢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因为只要参加集体活动，就得符合集体活动的某些规则和潜规则，就得耗费掉我珍贵的身心自由。对现在的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二、在所有的集体活动中，我尤其不喜欢同学聚会这种形式以及与这种形式搭档的常规内容：二十年前个个纯真如玉晶莹剔透的神仙少年变换成了脑满肠肥庸俗不堪的中年男女，试图在灯红酒绿推杯换盏中制造些许青春幻觉——做了小官的人控制不住习惯性的颐指气使和扬扬得意；混得不如意的坐在角落里低头耷脸，落落寡合；曾经月朦胧鸟朦胧过的恋人互相打量，感慨万端；座位离得八丈远叫名字都得想十分钟的那些则热火朝天地说着工资奖金、老公老婆、儿女学业、健身养生，琢磨着谁或许以后是用得着的，再小心地奉上些言不由衷的恭维和夸赞……用脚趾头都能想象得到，无非这些。
　　 至于同学情意这个词——不，对于加在情意前面的任何定语，我都抱着很顽固的怀疑态度。师生情意，同事情意，邻居情意……算了吧，情意这个主语和前面的定语有什么普遍的关系呢？师生不过意味着那人在讲台上站着而我在讲台下坐着，同事不过意味着在同一个办公室听过彼此的喝茶声，邻居不过意味着墙那边传来的吃喝拉撒的零碎动静，同学不过意味着我们在同一个大园子里的同一间大屋子里过过大致相同的表面生活，如此而已。
　　 所以，我认为人的成长固然离不开朋友，但应该是那种相互欣赏，彼此信任的朋友。朋友相聚也并不一定要顾及原先的关系，相逢何必曾相识？如果有共同的话题，邀上二三个，三五个，泡一杯香茗点几个小菜，边品边聊。那才真正是人生最快乐不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