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走着，揽着莽荡不尽的暮色。戈壁袒露着谜一样的空旷，无边无际地去了。不知从哪里兴起一阵风，裹着粗糙的沙砾，扑进车窗打在脸上，如一个坚硬的巴掌。戈壁披着它本来的颜色和一抹尚未褪尽的残红，本无意修饰什么，视野里却尽染苍凉。
　　 心里埋怨自己，在痴缠十年的长途放浪中，竟无一次新疆之行。谁能尽知前定？长途之后，却在一支笔管的勾划中，与新疆的缘份结得越来越紧了。
　　 若回忆，缘分的开端，竟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
　　 那该是不跑车的第三个年头。我在老家炕头侍奉父母的同时，也正专心校对着一部来自国外的翻译稿。某个下午，日头偏西，父母各占一个炕头，我坐在中央，一同消磨着安静的时光。窗外的院落里，梨树长得高了，把金色的阳光捧住一片，漏掉一片，全不是几年前细枝嫩叶的模样。炕头的父母各自打着盹儿，我细细打量，他们皱纹多了，头发白了，也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苍老会使人心生颤栗。可惜，我将自己最好的时光交给了漂泊，把父母最好的时光留给了守望。正自唏嘘不已的时候，电话响了。
　　 新疆的号码，电话里自称黑正宏，是《回族文学》的编辑，他从一份叫《高原》的民刊上看到了我的一篇散文，希望可以让他编辑发表。我拿着手机立起身来，从炕上跳了下去，径直跑向院中。身后，母亲的声音回荡着：“咋了，这么急司忙搭的？”
　　 我站在梨树的荫凉下，将殷勤传向了电话的另一端。母亲侧过身来，透过玻璃窗好奇地望着。
　　 这一次，我走的是新疆的路，且用一个偶然得来的“作家”身份。
　　 天山如一条横卧的龙脊，在浩瀚戈壁的半道中途，拦住了去路。惊愕难以言表。我努力搜集着体内储存的一切关于新疆的知识，希望以一个熟人的身份去靠近它。肠枯脑竭后，能够被集中的，仅如戈壁胡杨般干瘪的一些影像碎片。之前准备的词汇像一粒沙融进了沙漠，全消失了。只有我蠕动其中，渺小如一粒流沙。
　　 总被这样的景色震慑。那些一个人的长途岁月里，我与西藏纠缠得太久了。和眼前相似，看惯了荒凉无际的大山大野，连思维也变得忧郁和纯粹。此刻，阑入视线的景色是熟悉的，潜在心底的苍白也是熟悉的。
　　 人心里的有些况味是难以尽述的。
　　 从那天起，黑正宏的电话和窗后的母亲如一个烙印般，连同那个午后的阳光树荫一起，被深深地烙进了我的心底，历经变迁却从未模糊过。直至近两年，我才隐约意识到，那天仅仅十分钟的手机通话里，我确定了一种活着的方式。那是另一个江湖，从那个午后，我启程了，在母亲的注视下。
　　 我的笔下不断地抒写着母亲、漂泊、车祸和款款靠近的死亡……青涩的时段最容易固执，固执在没有根据的自信中。黑正宏的编辑如剔肉的刀锋，让我又恨又怕。当一篇稿子被删节或改动后，我会大声质问，电话那头总是静静地，只有聆听。事后感觉自己过分，又打去电话道歉，他只说了三个字：“自己人。”
　　 其实，这已不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时代的大幕已经不再充当文学的背景，文学太寂寞，而时代需要繁华和实用。这些，寂寞的文学给不了。但不管怎样，在浮躁丛生、众口喧哗的人堆里，起码还有一个逐字阅读我的人，感受我情绪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昌吉的天是蓝的。
　　 和西藏的天空一样，它总能让我的心忽然就静下来。一颗安静的心里，总会有一些美好的存在。那些年的日子就是装货卸货，开车停车，除此之外，我把写字当成了另一半生活。少年特有的抒情，大多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许真的有太多不知出处的惆怅，我持续地写了好几年。日记本写完一本再买一本，厚厚一摞里，全是年轻的岁月和心事。那时全然不知道什么是写作，文学也只是一个高悬的概念，离我十分遥远。
　　 是他给了我信心。
　　 黑正宏，这个最初打来电话，日后联系最多的人，我在《回族文学》的主要责编，此刻就高高瘦瘦地站在眼前，可我们都静静地，并肩而立，没有过多地交流。偶尔相视一笑，却有暖意流过心头。那感觉是久远的、默契的。
　　 隐身在一个个名字背后的人，也纷纷亮相了。僻静却豪华的饭店大厅里，连空气也似变得文艺起来。作者和编者，相对于隔空的文字传递，直面对立的交流似乎如文字下方密密的注脚，让一切瞬间明晰了。
　　 这里，即将举办一场文学的盛会。
　　 在这样一个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的时代，有一群人还能融洽地坐在一起，谈论着诸如文学、理想、情怀的话题，还有这样一份专属回族的杂志，理应庆幸的不光是我和那些叫回族作家的人们，或许还有这个民族无处言说的心事和被重重误解的灵魂。
　　 意义的追问模糊而迫切。我不想总拿着过去的小情绪欺骗读者，麻醉自己。可突破如痛苦的分娩，时候不到，难以强迫。现在，我被强迫着，来到了我文学的起点。携着写作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写作。
　　 九月该是新疆最好的季节，温暖而有微风。就像当年的那个有梨花盛开，和母亲注视的下午，饭店花苑里满地深红蓝紫。可时入中秋，这色调还能绚烂多久？于是，青涩便又成了一种向往。
　　 晚间，黑正宏来到房间，与我还有一个姓石的胖子，一起谈论着叫做文学的话题。昌吉的夜色深无边际，北天山脚下，一天一地坦坦荡荡地延伸出去，潜入了无尽的混沌。
　　 起的有些迟了。
　　 石胖子体型开阔，连睡觉也占尽方圆。一夜吐气开声，让我熬到黎明才勉强睡去。
　　 餐厅里多数人都已吃完。可谁都没有离开，有点安静，有些肃穆，似乎在等待一个即将来临的庄严时刻。黑正宏端着相机，远远地朝我点个头，指指旁边的餐桌。
　　 与石胖子还未坐定。餐厅忽然骚乱起来，椅子“吱嘎”作响，人们纷纷起身站立。餐厅门口，走进一个人来。他身材高大，相貌奇古，阔步挺身，气度嶙峋如一个古代的战士。
　　 张承志先生。
　　 那一瞬，我心里怦怦跳了起来。
　　 初读先生的作品，是在2006年。一篇《走进大西北之前》，使我至今难以描绘掩卷时的心情。如走进了一个万象共生的秘境，它寥廓无垠，却又敲心震骨。
　　 我一篇一篇读着，艰难地跋涉在一条黄土淹脚却又刻满心事的长途上。或许我能触及的仅是一种气质。它挺拔如直木，孤立在满目勾头弯腰的怪木丛外；坚定若磐石，安坐于一望泥沙的洪流岸边。读到酣处，吐气立身，心潮激荡，不能自已。“文字有魔力”（默罕默德语）。我被“魔力”一般的某种气质牵引着。羸弱的基础和浅薄的悟性，被一次次透支。
　　 棒喝一词，近两年才吟味出它的深意。可能是年岁渐长，也或许不似以往飞扬跳脱，我慢慢静了下来。以往读过的很多篇幅，拿过来一一重翻再读，每每都有如被当头重击的痛感。
　　 渐渐地，我明白了一些究里——如果是一条路的话——可以行走是决绝些。文学在适应热闹前，首先该学会拒绝，甩下坛里的“泥鳅蛤蜊”，从足以淹死人的以模仿新帝国主义腔调为荣耀的噪音圈里跳出来，背上行囊，走向某个信仰者的村庄。那里或许只有沉默的大山和粗糙的北风，哪里也或许只有洋芋面条和酥油茶。但没关系，那里还有一群面目粗糙却和善的农民或牧民，哪里还有面西而立、神情肃穆的礼拜和安宁。
　　 他把这条路刻进了我的和我们的心里。
　　 感受是浩大的，我可怜的表达在这感受里，彻底失语了。如一个人行走在无垠的沙漠，看不见尽头，辨不明南北。但我知道，我不会转过身去重走旧路。沙漠里无路，路在心里。我要朝着未知的前方，走向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一条新的道路。
　　 如果《回族文学》是我写作的起点，张承志先生则是我文学的原乡。
　　 今天，我回乡了。爬满沧桑的心没有做到镇定。我安静地，暗暗咀嚼——这“近乡情更怯”的滋味。
　　 最后一顿早餐了。
　　 石胖子食量惊人，高高三盘之后，还能容纳三杯不同饮料下肚。对着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他不解且腼腆地说：“感觉还有点空，不好意思再取了。”我说：“去取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奶白的羊汤》获冰心奖是有道理的。”他铁塔般的身躯瞬间僵住了。
　　 宴席散了，人该离去了。握手，拥抱，赛俩目，挥别。滚动的车轮把门口相送的人抛离成了几个黑点，最终还原成往日联系的状态，模糊而真切。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忽然发现，年岁越长，竟越容易伤感。
　　 新疆的路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遥远，就像新疆的时间让人感觉漫长。可是，再遥远的路也有尽头，再漫长的白昼也会迟暮。
　　 日头终究还是落了，视线里慢慢暗了下来。遥远的山脊，遥远的村庄，遥远的葡萄架和坎儿井……当然，还有遥想中的古国、传说、丝路驼铃、中亚式的智慧、鼻梁高挺的男人和长袍曳地的女子，纷纷被暮色遮掩。
　　 或许这一切，全都隐身在天地相合的前方。那里，该是一个绿色的世界。穷尽荒凉后的绿洲，会给人怎样的触动呢？我不知道。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