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五十年代猴年秋天的一天，母亲命悬一线，在与“阎王爷”的谈判中，痛苦的生下了我。我的降生让父辈几代单传的家中蓬荜生辉，柴门有庆。父亲抱着粉嘟嘟的我，笑的都看不见眼了。奶奶激动的在一边说：满天的星星顶不住半个月亮，我家终于有根了。 在家说一不二的奶奶一改往日的冷脸，乐呵呵的伺候了母亲一个月子。一连生了四个丫头片子的母亲，从“保姆”的地位一下子踏上了“皇后”的宝座。真是母以子为贵啊。
　　 在那饥寒交迫的年月里，有爷爷奶奶护着，我在家享受着“皇帝”一样的待遇。为了让我平平安安的长大，爷爷奶奶给我的后脑勺上留了一绺头发，编了一个小辩，意思就是有人在后面拽着，任何东西都领不走我，说是到12岁才能剪掉的。
　　 在我无忧无虑长到七岁那年，忽然得了一场重感冒，好几天高烧不退，而且伴有左腿疼，把一家人吓的魂飞魄散。那时候医学也不发达，奶奶用土方法给我治疗退烧。虽然感冒过去了，但是我的左腿走路就不利索了，原来我患的是小儿麻痹症。
　　 此后，我瘸着一条腿，背上背着一根辩子和小伙伴们玩耍，被调皮的伙伴们送给我一个外号：小地主。
　　 九岁那年，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村边玩捉迷藏，不慎掉进一口多年不用的枯井里，头上缝了好几针，幸亏井里没有水。事后邻居们说：多亏我脑后的那条小辩拽着，要不然小命早就没了，当时我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爷爷奶奶都是特别迷信的人，为了他们的宝贝孙子活的平安无事，就花钱找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半仙给我算了一卦。半仙说我没有长过十二岁 魂魄不全，让我父母去观音奶奶庙多烧点香，求观音保佑我平平安安的度过十二岁，以后慢慢的就好了。父母不敢待慢，一一照办。
　　 好容易熬过了十二岁，奶奶才把我脑后的那条小辩剪掉了，再也不受“观音奶奶”的“管束”了。一家人也放心了。
　　 庸庸碌碌中我长到了十四岁，也能为家里干点活了。就在这年夏天的一天，天上乌云横飞，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卷着泥石滚滚而下。母亲带着我和几个姐姐正在野地打猪草，看见雨来的这样猛烈，就急着想找一个避雨的地方，因为我的腿脚不利索，一下子滑倒，被大雨合着泥沙一起滚到一个很深的渠沟里。母亲和几个姐姐吓的连哭带喊，不顾一切的跳到渠沟里把我拽了出来，我的脸上、头上划破了好多的血口子，真是泥血交融。母亲捶胸顿足的一时没了主意，二姐赶快跑回家叫人，才把我送进了医院。
　　 由于受到惊吓，我在医院昏昏沉沉的睡了好几天，事后听姐姐们说：那几天父母和爷爷奶奶就象疯子一样，上午求神 下午拜仙。找了好几个“大仙”。恨不得上天去大闹仙宫了。后来通过“众仙们”会诊的结果是：我的魂丢了，让父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我出事的那条渠沟边，用一碗小米和三尺红布唤我的名字往回招魂，连招三天。
　　 就这样父母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的去那渠沟边喊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在那静悄悄空荡荡的夜空里，长一声短一声的回荡着。每一声都是那么心急火燎的，声音传的老远老远，让人们听起来挺渗人的，头皮发麻。
　　 三天的时间对父母来说比三年都长，他们茶饭不思的白天守着我哭，晚上去给我招魂，几天的功夫一下子老了好几岁。母亲在爷爷奶奶的抱怨下很自责的说：如果我儿子醒不来，我就随他去了。
　　 不知道是医院抢救的及时，还是父母的诚心感动了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我那调皮的“魂魄”终于在全家人几乎“绝望”的等待中“回来”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父母抱着我是悲喜交加。
　　 一场场的大灾小难，我就像危险品一样，让大人们的心里绷紧了一根弦，他们处处小心，生怕我像气球一样随风“跑掉”。奶奶又去找那位“大仙”了，“大仙”看见奶奶因为我又去找他了，就从心里往外乐，他掌握了我奶奶那信邪的迷信心里，所以对我特别的“关注”起来。他胡编乱造，说的活灵活现的。他说：奶奶庙没有我投胎的指标，我是趁他们不注意自己逃出来的，他们正在到处捉我呢。我奶奶听了“大仙”的话，好像她亲自看见了我被追捉一样，吓是战战兢兢的。为了让我尽快“转危为安”，奶奶把家里能当钱用的东西，都送给了“大仙”，让“大仙”赶快拦住那些追捉我的神。
　　 “大仙”又说：我每次出事都在九和七的年龄上，我可能忌九和忌七，不管是多大的年龄，只要有九和七乘出来的数字，就是明九暗七的意思。让我在那些有九和七数字的年龄段和本命年中，穿上红衣服避邪，颜色越红对那些邪和灾的杀伤力越强。
　　 那时候我也懂点事了，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没有我活的“特殊”，就不想听奶奶的摆布了。再说正赶上文革的时期，学校每天都在批判牛鬼蛇神，我哭着不穿母亲给做的红衣服上学，我要他们给我买绿军装穿。奶奶就以死相逼让我穿，最后母亲把红衣服给我改成了夹背心，让我穿在衣服里面才算了事。
　　 年龄像流星一样匆匆划过，我在成长的路上，被这些迷信人左右着，活着胆战心惊的。在奶奶的眼里，红衣服就是万能保护服，一直保护着我。
　　 不知不觉我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为了延续我家的香火，奶奶就到处求媒婆给我说媳妇。因为我的自身条件和家庭条件很差，没有一个姑娘肯向我抛出绣球。最后爷爷奶奶和父母用一家人仅有的三间正房、又外债累累的用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一台燕牌缝纫机、还有一块上海全钢手表的“优越条件”。再加上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使我这个瘸着左腿的“帅小伙”在二十七岁的那年，身穿红衣，胸戴红花，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却了我的终身大事。
　　 我大婚那天，奶奶那布满苍桑的脸上流淌着两道清溪，她拉着新媳妇的手絮絮叨叨爱不释手，从新媳妇不断得点头好像在听奶奶说着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明白了，奶奶老了，要“退役了”，这是在“移交大权”。在她的心里，对我这个孙子沉淀了很多得放不下。
　　 我媳妇成了“主管”我的直接“领导”以后，她里里外外一把手，任劳任怨、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相夫教子，做着贤妻良母。她不负奶奶及全家人的重望，对我要求的特别“严格”。首先让我把工资“如数上交”，掐断了我的烟资来源和赌友的来往。把我的吃喝穿戴安排的井井有条。尤其是在我锁岁年和本命年的时候，她就像完成一样艰巨任务似的，早早得把红衣服准备妥当，伺候我一件件的穿上。当我稍有不满发牢骚的时候，她就对我严厉的“教育”。在媳妇面前，我永远唯命是从。多少年来，我在媳妇的“领导”下，过着无忧无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
　　 白驹过隙，日月交替，转眼间我到了六十一岁的花甲猴年，身边儿孙成群，享受着天伦之乐，生活如日中天。年年过年穿红衣服就成了我的自然习惯，这虽然没有科学道理，但是有心诚则灵的概念。穿着红衣服就想起了疼爱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和所有关心我的人，时光的思轮器又转回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