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我家的老屋中度过的。
　　 老屋共三间，一间堂屋，两间卧房，位于村子西部靠近西湾的地方。老屋的基座是老式青砖，其余为土打墙。屋顶是高粱秸和麦秸草坯的，天棚是用高梁秸和花纸扎的，窗是旧时的木格子窗，用大白纸封的窗棱，中间剪开一个正方形的口，另粘一张比口稍大些的底部卷了高梁秸的白纸，用缝衣线呈X型固定住。白天卷上去，以便取光和观察窗外的景物，晚上放下来，挡风和寻灯光的小飞虫。窗纸上贴着父亲的剪纸，窗户两旁一边贴着扑灰牡丹图，一边贴着扑灰荷花图，这些图也是父亲画的。据父亲讲，老屋是他爷爷建造的，距今大约50年了。
　　 我们兄弟仨都是在这座老屋里面出生的。父母的卧室在东间，两岁时，母亲生了二弟，我在父母床上一直赖到五岁，后来不得不流着泪搬到了西间。那时，我对西间总感到害怕，因那里除了一铺窄炕，更多的是杂物。靠近北墙的阴暗角落里，还摆着一张香案，供着一尊赤面黑须身披铠甲的关老爷泥塑像，一走进去，便有一种阴森庄严的感觉。在我睡觉的枕头上方约二尺来高的墙上，钉了颗钉子，煤油灯挂在上面。晚上睡觉时，我不敢吹灭油灯，因为灯一灭就让人觉得到处是危险，好像传说中的恶鬼恶兽埋伏在黑暗中，随时都可能跳出来将我捉了去或者当场吃掉。八岁的时候，母亲生了三弟，二弟也被迫搬来西间与我同住。他胆子比我还小，不但要开着灯，还须用被子紧紧蒙住头才能入睡。也就从那时起，我真正感受到当哥哥的责任和“神圣”。我压制内心的恐惧，装作若无其事，或装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跟二弟说：有哥哥在，你害什么怕啊？什么也不敢动你，安心睡吧！二弟觉大，不一会儿，就在半信半疑中睡着了。
　　 曾听祖母说，父亲与我属相相克，父亲属狗，我属鸡，对我非常不利，须得认一个干娘方能化解。不幸，竟让祖母言中。跟村里的同龄人比，我的童年多灾多难。三天两头生病，一发烧就到40度，非打青霉素不能好，屁股常常是青紫色的。小时候，我对打针的恐惧远远超过那些看不见的恶鬼恶兽，一听说打针我拔腿就往外跑，要好几个青壮年男子前堵后追才捉得住。很多时候，我生了病不跟家人说，独自安静地躺在西间的炕上，望着天棚，一遍又一遍地数着花纸上的小花。数着数着，眼前就会出现幻觉，好像那天棚上有一双奇怪的眼睛，就像手指头上的“斗”型纹状图案，仿佛被橡皮筋牵着，随我的体温而动，体温一升高，那双眼睛就呼地一下坠到我眼前，吓得我一个激棱滚起来，心脏扑扑通通跳个不停。后来，母亲在本村给我找了干娘，是位非常慈祥的小脚老太太。每当我受了委屈或是嘴馋的时候，就去干娘家，干娘总是将我揽在怀里亲了又亲，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吃。以致干娘去世后，我对她的怀念，超过对晚去世的祖母的怀念。
　　 老屋的天井（院子）比较拥挤，东间窗外载着一株冬青树，树旁放着水瓮，水瓮南侧是存放大白菜的地窖，我们那儿叫做“窨子”。西间窗外是存放红薯的地窖。天井西南角是猪圈，猪圈里面栽有两株梧桐树，树干有一抱那么粗，猪经常在树上蹭痒。桐花开时，我和二弟便爬上树去摘桐花，将花蒂撕掉，用舌舔花瓣根部，因为那儿是甜的。到了夏天，猪圈的墙根会爬满蜇人的毛毛虫（我们管它叫“扒肌毛”），是风从邻居家的椿树上刮过来的。这种虫一挨裸露的皮肤，毛会自动脱出，顺着人的汗毛孔扎进去，人身上很快便肿起又痛又痒的红疙瘩。记得二弟三四岁时一个夏天，光着屁股，提个小篮子去拣“扒肌毛”，结果全身被蜇的又红又肿，哭嚎不止。那时医疗条件差，母亲用晒黑了的黄豆酱（能消炎）给他抹，抹的全身黑乎乎的，像个黑人，只露两个小眼珠滴溜溜乱转。到了冬天，树上则有种会结茧的毛虫，茧呈深灰色，两头尖，一头由一根丝状的线吊在树上，老家人给它起了个恐怖的绰号，叫“吊死鬼”。风一吹，这些“吊死鬼”便跟现在的蹦极一样，在空中高高低低地弹跳着，蛮好看的。
　　 我记忆最深的，要算在老屋过年了。那时候过年跟现在大不一样，“年味”十足。临近年节，父亲会把老屋里里外外拾掇一新，贴上亲手写的春联和画的年画。父亲的毛笔字在我们镇里较有名，找他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好多是提前把纸送来，过几天才来取。我和二弟便担当起抻纸和晾对联的任务。因此背熟了不少春联，如“红梅迎春笑，瑞雪兆丰年”、“香烟篆就平安字，烛火结成富贵花”等等。母亲则忙着蒸摆供的饽饽（馒头），煮猪脚，生豆芽，包饺子。要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晚上接了财神后才能停止一切劳动。那时不论男女老幼，过年都不允许说不吉利的话，尤其是在燃放爆竹和向祖先牌位、财神位、天宫、灶王爷、门神烧香磕头的时候，整个老屋烟雾缭绕，气氛神圣而庄严。父亲的表情显得异常庄重，我们在旁边看着也觉得紧张，大气都不敢出。吃过年夜饭，整个家族的人就要相互拜年，喝喝茶，吃吃糖果，聊聊天，其乐融融。长辈还会给晚辈“磕头钱”，多则两角，少则一角，我们家族比较大，磕完头回来一数，竟有好几块钱。那时候，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十块钱呢！而现在的人都会享受了，年的仪式越来越简单，吃过年夜饭各自关门睡觉，再没有磕头拜年的热闹了。
　　 到小弟离开母亲怀抱的时候，我快初中毕业了。老屋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五口之家的生活需要。一九八三年春，我们向村里要了块四间屋的地皮，在离老屋一里多远的村东盖了砖瓦水泥结构的宽敞新屋，窗是宽大明亮的玻璃窗。搬进新屋后，老屋变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我们很少去了。在此后十多年里，它静静地立在那里，默默承受着雨雪风霜的侵袭，窗户上结满蛛网，屋顶上长出了杂草和小树。只有那根烟囱还保持着本色，黑乎乎的，指向辽远的苍穹，显得空旷而荒凉。我曾想，我们搬走了，还有小鸟和流云跟它做伴，它应该不会感到孤独，并且一直矗立在那儿吧！然而，老屋终于还是倒塌了。准确地说，它是被雨水淋塌了屋顶、被父亲找人推倒了屋框子的。拆除后墙的时候，我们在墙体的缝隙内发现了一张一米多长的蛇皮。据在场的老人说，这是我家“宅神”脱的皮，正是这位“宅神”佑护着，我家四代人曾在老屋里平安地生活。老屋倒塌了，“宅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回归天庭去了。我不由地想起了儿时生病天棚上那双看不见的奇怪的“斗”型纹状眼睛，那会不会就是“宅神”的眼睛？如果是，他为什么要那样吓唬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