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骨子里潜藏叛逆的人。那种黑色的元素，在我幽暗的血管里悄悄游走，它柔弱，细小，却那么尖锐，如一枚长针，时不时刺破体内的防护膜，从我的口中或情绪里探出头来，使我的目光有意无意迎合那些在抗争中卑微生存的事物，一不小心，又撞在坚硬的现实生活壁垒上，让我深深忧郁，或疼出泪水——
　　
　　 一、小院周围
　　 我一直为远离喧嚣的市区上班而庆幸。呆在城市的边缘，也常有那种“山高皇帝远、”工作起来不受太多约束的轻松感。少了一份紧张，就多了一份闲适，我满足于现状。但自从这片空地被重新规划后，我上班的小院子很快就被建筑工地所包围。说是空地，其实并不空，有一大片菜地和几张大池塘，菜地常年绿油油的，塘里养着成群的鱼，四周是芭蕉林和木瓜树；靠近路边有几户人家，逢年过节时，大门都会贴上楹联，也不受城市禁令，可以燃放烟花炮竹；前面较干的地方是草坪，上面有鸡寻虫，有狗玩耍。从我办公楼的走廊望过去，在开阔的视野里，还可以看到远处郊区民房冒出的炊烟，散漫成袅袅的薄雾，青黛的山峦渐次朦胧，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现在，这里被用来兴建住宅小区。连同被圈进小区规划的，还有我上班的这个小院子，听说今后将用作小区的幼儿园。四层的实验综合楼，先腾空五间房给工程指挥部，其他的暂时不动，但小区建成后，搬迁是迟早的事。一个电话，一纸文书，之前的抗争就这样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臣服于行政命令。周围的宁静被一下子抽空了，一种失衡之感，使我走进办公室的步子也变得摇晃起来。
　　 工程指挥部在我们的会议室开了几次拆迁动员和协调会后，民工和机器如期进场，工程的进展是顺利的。几十栋楼房，分成五个标段施工，八台钩机在地上隆隆掘进，五座钢铁塔吊耸立在高空中，巨无霸般的笨重身躯，却承载着发达的现代技术，它们是城市向外扩张和侵占的强大武器之一。沙石和水泥，以及从民工体内流出的盐分，正以强劲的攻势寸寸掩埋和硬化这块土地。迅速升高的楼层，外面是灰色的铁架和绿色的护网，我眺望的目光被阻断，折返，和扬尘一同落在窗台和桌面上，低迷而萎顿。机械轴承飞速转动，齿轮重重地咬合再分开，铁与铁的撞击，金属与土木的对抗，尖锐的切割声，轰隆的锤打声，嗡嗡的搅拌声，声声急剧，一刻不停，它们以高度集合的列队贯穿耳膜，直抵神经中枢……金属的坚硬、锐利和凶悍，充满了势不可挡的力量，对于地面上那些柔弱的东西来说，所有的抵抗都变得徒劳无功，我看到的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
　　 渐渐地，周围的野草停止了呼吸，昆虫停止了吟唱。而我们，则在这越来越庞大的钢筋水泥容器里，继续循规蹈矩且卑微的活着。
　　 下班。我怀着逃亡一样的心情离开。
　　
　　 二、途经的街区
　　 这一天，终日不见阳光，雨下一阵，停一阵，地面一直没干，云层始终浓厚如被。时间刚过17点，并不算晚，夜色却已裹着重重的秋凉，在我下班的路上笼罩下来了。明天就是中秋节，这样的天气，有多少人与我一样沮丧呢？
　　 友爱立交是我上下班必须经过的地方。南北方向是友爱路和安吉路，东西横穿的是城市快环秀厢大道。尽管城市楼群正如洪水一般，沿着安吉大道向外涌去，但这里实质上仍是城乡的结合部，是边缘，城市和乡村的气息在这里交融，混合成一股特殊的味道。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大群的农民工在这座立交桥下面等工，他们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面孔和装束：粗糙的双手，黝黑的皮肤，渴望的眼神，头上一顶草帽，肩上一把铁铲，手里一只提篮，里面是一瓶茶水和一只塑料饭盒，身上或灰黑或深蓝的衣裤，留着搓洗不掉的灰土印迹。女人还带着一条半旧毛巾，男人的上衣口袋里，则多了一盒廉价香烟和一只打火机。他们是如此雷同，以致我每天与他们在这里照面，都记不住一张具体的脸孔，但我却是那样熟悉他们，熟悉他们与三妹一样，在城市边缘草根般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气味。如果是往常，这个时间我仍会看到他们在这里守候，但今天却没几个人了，他们对这样的雨天比我更失望么？我想。
　　 中秋看不到月亮有什么关系呢，年年中秋年年月啊。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安慰我。其实，我和许多人一样，对节日越来越漠然。这是源于传统观念的日益淡薄，还是因为市场供应的极大丰富呢？或者是由于对节奏紧张的生活感到疲倦？在这些临近佳节的日子里，我照常只顾匆匆忙忙地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沿街商铺的各种促销活动丝毫打动不了我的心，这个中秋节我什么也没有准备，单位也只发了两盒月饼和一张100元的购物卡。一盒月饼和那张卡给了妹，本意是想帮一点算一点，让他们自己少花些钱，孩子过节开心就行了。但昨天晚上妹夫却送来一大篮葡萄、哈密瓜和柚子，说是给我们过节的，气得我当场朝他就是一顿训，并扬言今天要把那些水果送回妹的小摊去。我不知当时为什么要生那么大气，看着妹夫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嗯、嗯、嗯”着，我又只好长长地叹息。
　　 雨又大了，我在桥下停车穿上雨衣继续往回赶。沮丧的情绪像一块不断吸水的海绵，越来越重。交警，小贩，乞丐，街灯，车辆，楼宇，广告牌，绿化带，这些城市的代名词在雨中，在我的眼前晃过，再晃过。一路上，我尽想着三妹的水果摊，担忧这雨照这样子落下去，这个中秋夜谁还会出门呢？妹那些水果又怎么能卖出去？从身旁经过的人，个个都罩着宽大密实的雨衣，匆匆又匆匆，我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也没人知道我在想这些。我们彼此擦肩而过，身影拖着这座城市长长的冷漠。
　　 我用力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尽量让视线再清晰一些，让目光再可靠一点。此时，在中华菜市场里，路灯的光线正从远处射过来，失血一样的白，照在三妹的果摊上，三妹和水果都是满脸的倦容，雨则豆子一样打在遮阳伞上，那嘭嘭嗒嗒的响声，半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我不得不相信，这样的天气，看来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好转了。
　　 中华路47号
　　 从我上班的小院返回到中华路47号，需经安吉南路，穿过城市快速环道、友爱立交，上友爱路，再过明秀路口、衡阳路口，最后抵达中华路，行程大约8公里，如果乘公交车，要花半个多小时，如果骑车，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华路47号——这个我已经居住了十年的市环卫处大院，面对凯莱大酒店，背靠十三中，右邻金都大厦，左侧是城北广场，在地理位置上，这里无疑是处在这座城区面积仅有100多平方公里城市的中心。但每天回到这里，回到这个以居住环卫工人为主的地方，我始终找不到“中心”的感觉，无论它周围的街市是多么的繁华和热闹，它始终是给我“边缘”的印象。
　　 “边缘”是那么弱小，不为人们所关注，却又如此本真，如此贴近大地和生存，贴近身体和灵魂。而我，则一次又一次回到这里，走进那道我已不知晓它建筑年代的陈旧的院门。
　　 它在中华路东段街边的那个凹陷处，一如既往地敞开着。刻在左边焦黄水泥门柱上的“环卫”图文标志，灰扑扑的，早已模糊不清了。大门右上角则钉着“中华路47号”那块四四方方的蓝底白字小牌子，连同单位的牌匾一起，被几根粗大的树干挡住，不仔细的人便难以看到，就连在这城里开了好多年出租车的司机，也常常不知中华路47号在哪，环卫处在哪。打车来这里的人，讲的大都是对面那家豪华大酒店的名字，或者旁边的十三中。因为临近佳节，门楣已挂上了原来那四个半新旧的红灯笼，只是上面换贴了“庆祝中秋”四个大字。橙红的灯光迷漫在夜雨中，柔弱而小心翼翼地烘托着节日的气氛。裹着夜色进门的人，有提菜的，有扛扫把的，有骑三轮车的，也有像我这样从事“边缘科学”的，骑了摩托车下班回来，从门卫手里接过出入证，再把车推进楼前的车棚里锁好后，很快便钻进楼道里去了。
　　 停车棚是由一排低矮狭窄的平房改造成的。那粗糙的墙壁，灰白的石粉总也掩盖不住火砖暗淡的红，以及红里浮现的黑，那上面吸附着许多人过去的生活印迹：清洁工人，大龄男女，刚分配的大学生，也包括我们一家。而那些纵横交错的缝隙里，又似乎仍弥留着一股阴郁之气，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十年前在这里上吊死去的孤寡老人。
　　 记得我初调来时，在院里平房住了近两年。那时，一排平房是宿舍，对面另一排更低矮的是厨房，中间隔着一条不窄不宽的通道，人和垃圾车都走。那排厨房中，有一间很特别，小门常常半掩着，从那道缝望进去，看见里面架着一张小床，铺盖零乱，蚊帐也挂得很低，旁边是一张烂木桌，上面放着几件旧炊具，地上还有几个纸箱，也不知做什么用的。我经常看见一位老妇人早上起来后，在门外用煤灶先煮一壶开水，再熬一锅粥，一个人从早吃到晚。她不太与人说话，有时甚至整天都不出声。不久，我才知道她是一个退休清扫工，七十岁了，丈夫早就去世，不知什么原因被养女冷待，有病都没人照顾。后来，就在那个没人注意的夜晚，她上吊了，在生存和亲情绝望的边缘，她用这种非常手段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她的身后，没有哭声，没有悲慽，只有无边的寂静和黑夜。从此，那间厨房长年紧锁，直到几年后，单位筹建6号住宅楼，拆除那排平房时，才同时将那排厨房的三面墙壁敲开，打通，并修补了瓦面，作了停车棚。
　　 现在，院内只有7号楼对面那排已列为危房的三层旧楼一直没有拆除。楼里那几个和我儿子一般大的男孩子，都上初中了。放学后，他们不再满院子疯跑、捉迷藏或砸沙包，而是偶尔围着楼前的石桌，一起写写作业，然后，沙哑着那半粗不嫩的嗓音，怪腔怪调地聊班里的男生女生，或者自己喜欢的歌星影星。陈嫂——那个我在《屋子外面的火》中写过的女人，仍旧住在一楼那间黑屋里，继续着收破烂、擦皮鞋的生计，只是她儿子前年已中学毕业，不知到哪儿打工去了，我一直都没见他回来看看母亲。有时看到她忙累了，歇了手中的活，过去与住在最西边的那个老太闲聊一会。天气好的话，陈嫂便撕了两张不知从哪收回来的废报纸当垫子，两人排坐在花圃的护边上。她们不时笑的咯咯的，不时又唏唏嘘嘘。如果天下雨了，便退缩到各自门前的走廊里，坐在一张变形的小塑料凳上，远远地说着话。当陈嫂逗着院子里那些呀呀学语的小孩子玩时，你一看她那满脸喜欢的神情，就知道她心里也藏着某种期盼。
　　 院内绿化没有什么精心的布局设计，但见房前楼后剩余空地，便种上花草树木，有太阳花，三角梅，黄鹊梅，大黄耶，扁桃，榕树，紫荆，等等。花圃也说不上什么艺术造型，种上去的花能开、草能绿就行，不过倒也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碰上哪个大太阳天，就会有人在两棵树之间，扯上一根粗绳子，晒床单、蚊帐和棉被，风一吹，如彩旗飘扬。即便到了秋天，这些树木仍旧绿得发蓝，花朵仍旧开得热闹。平时负责伺候它们的，是一位军嫂，姓李，从河南农村来邕随军，没有读过什么书，也不认识多少字，却是个很质朴的人。北方人身材高大，因而她干起活来很猛，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嘴巴又唧唧喳喳地爱说。刚开始我一点也听不懂她那浓重的河南口音，后来才慢慢知道她说些什么，也不晓得是因为我习惯了她的河南腔，还是她学会了我们南方话，反正说多了，便渐渐了解她的一些背景。其实，她丈夫原来在部队是位首长，转业到地方后，也有不错的职位，生活条件挺好的，但她却愿意守着这份体力劳作，安心做一个边缘人，一名环卫绿化工，而且做得任劳任怨，开开心心，连院里那个叫小菊的疯姑娘，也老爱傻兮兮地跑去看她劳动。
　　 院子里的生活是那么平淡低调，却又是这样喧闹火辣。我已记不清，一年当中，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在剧烈的吵架声中睡去，又有多少个早晨，是在尖锐的叫喊声中醒来。那烦燥、郁闷的气息，总是先笼罩某个家庭，接下来楼房里就开始有人砸锅摔盆，打架骂娘。男人咆哮，女人痛哭，狠狠地发泄之后，万籁俱寂，所有感情和恩爱都沦陷在黑暗的深渊中。可也用不着多久，院子便又会嘈哄哄起来，这个说，谁谁和好了，谁谁有外遇了，谁谁离婚了，那个又说，谁谁赌输了，谁谁长工资了，谁谁买大件了，如此种种，各所不同。最让我吃惊的，是住在我对面两栋楼里的两对夫妻的感情破裂。一边是“老菜头”把老婆打跑了，原因是老婆满足不了他越来越亢奋的性欲。另一边则是覃老二，把老婆冷落在家里，自己跑去外面拈花惹草，被老婆发觉后，吵得呜呼哀哉，最后一家人乱成一团。
　　 月缺又月圆。“老菜头”离了，覃老二却没离。人性也好，道德也罢，这也许不是谁错了，而是命运和逻辑作出了安排。如果感情决意走向边缘时，这一院子的人谁也帮不了，如果情缘未尽，就是大捧子打也分不开。
　　 生活在继续。人们每天仍旧要想柴米油盐，敲锅碗瓢盆，关心物价和工资。碰到停电停水，仍旧是先埋怨咒骂，再喊电工找水车。尤其是片区停水的时候，常常一停就一整天，水车司机刘玉英来回拉两趟水，各家用水还是紧巴巴的，大家照常不是把衣服沤到第二天洗，就是把屎尿憋到办公楼去屙。僚草的晚饭后，便各自捂着一身的汗臭或者垃圾味，下楼去歇着凉等水洗澡。偶尔，还会有人小声说起刘玉英那年冬天被殴打的事。说是当时天还没亮，刘玉英早早开始了街道洒水作业，水车走到一处路段时，路灯太暗，树影下的人行道黑漆漆的，她并没注意到道边上有两个恶人，不小心把水溅到了人家身上，结果被他们不由分说地一顿毒打。报警，住院，打官司，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看到她的身影，那辆水车也好久没给院子拉水。
　　 然而，这院里的所有情形，除了生活在此处的“我们”，还有谁更清楚呢？站在对面那座二十多层的凯莱大酒店能看得见吗？我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上到那个楼层的高度。我只觉得，落寞总是与热闹同行，每当对面高楼那闪烁的霓红灯光映照进来，便折射出院子角落里那些深深的孤独。
　　 雨夜迷离而寂廖，却让我从真切的外界看见了生活的另一半——那虚无的内心，它隐藏于每个人的胸间，孤独，幽深，迷惘，常常失去依靠。当我从“院子外边”回到“屋子里面”，也才发现，许多年过去，年轻的激情早已被时间瓦解，生活却依然匆匆走在一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