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的《生计》，以一个家庭为主体，展开了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寻叩问过程。文本主线明朗，隐喻与情节进展同时推进。小桃树的成长，与阿望的成长互相映衬。文章于灰色的基调中调入一抹极致的橙色，两种色调互相映衬，中和，形成一种苍凉而别具人生况味的氛围。
　　 琴声的视野，一直粗犷、大气，带着刚性的犀利和执拗。人物与题材的选取，往往具有典范性。题材宽泛，善于将小人物的命运置放于大环境的波动中。人物或者坚持信仰，或者抛弃自尊，都有情可原，却总是会留下三分辛酸、三分对世事人性的延伸思考。这篇文，摒弃了之前的大开大合，而是以细腻悲情为主，曲折地展示了一个残疾人的孕育、诞生、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如此艰难曲折，差点胎死腹中，出生后又遭到亲生父亲的遗弃。是母亲桃花，用柔弱的肩膀，给他扛起了一座山，并用细水长流的爱架起他通往幸福的桥梁。
　　 文章以朴实书写真实。主角带着各自身体以及精神上的特殊标识，分别进入读者视线。这些标识，被分割成无数的小镜头，依次出现。它们带着冷冽的气息，扑面而来。人物与人物之间互相映衬，事情与事情之间互相扯皮，生计由合到分，再由分至合，颇有曲径通幽的意思。家庭的完整，被刘能人粗暴地打破。桃花和阿望，一下子被抛进生活的滚滚洪流中。人生的料峭、逼仄，向她们倾轧过来。几番挣扎几番波折过后，遇到了张伯伯。这个人为桃花母子撑起一把伞，将世间的风雨，阻隔在伞外。两个人的灰色人生，至此才算有了真正的亮色。
　　 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小说探索的是人世间的一切。”文章正是借着对人物、社会、人性等等的书写，来探寻生命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当文本尘埃落定，里面的一些人物开始在读者的脑海里小声地说话。他们所想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解读，统统流泻出来。他们身上所呈现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会深刻地引发读者的共鸣或者思辨。这是文本带给人的超乎寻常的世界，这样的体会，是物质所不能给予的。
　　 文中的刘能人在桃花面前，是强势的。去了王梅花跟前，却变成了柔顺的羔羊。不得不让人感叹一物降一物的功效。琴声在刻画人物个性上，有独到之处。做人的两面性，在刘能人身上完整凸显。生活不再窘迫之后，父爱的天性，也会慢慢归位。他跟桃花先前的日子，确实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如此一想，对他的所作所为，竟然有了宽容的意思。记得不知哪里看过一个句子：“小悲悯同情好人，大悲悯也同情恶人”。这句话，用来对应写作者的心胸和气度是最好不过。在刘能人身上，琴声恰是用了大悲悯。小说写作者，应该还原世界，而不是以极端的手法去针砭弊端，人性丑陋。拥有大悲悯情怀的人，笔下的世界相对来说，会客观理性许多。
　　
　　 小说中有两点设计与呈现引人深思：
　　
　　 一、乡村文化的特殊标识
　　 刘能人的一举一动，看起来荒谬可恨，其实追根溯源，正是乡土文化中劣性的存在和沿袭。男权至上，女性的地位卑微低下，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物、发泄欲望以及传宗接代的工具。一旦失去了这个功能，便会出现文本中刘能人口中的句子：“你这个晦气的鬼。娶了你没有给老子带来一件体面的事，光长个好眉眼有个屁用？怀一个掉一个，怀一个掉一个，现在给老子生一个残疾儿。你这是要作践死老子呀！”
　　 这是一种在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腐朽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一旦家庭有风吹草动，女人就要担负起现实与精神的双重煎熬。家暴，更是家常便饭般。记得从小到大常听到的一句俗语：“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将旧社会对女性赤裸裸的压迫与贬低表现出来。《生计》一文中，刘能人和桃花，恰好进入了这种陈旧而老套的生活模式。桃花是传统的，只懂得逆来顺受，以至于让自己长时间处于个人创痛的困扰中。这种陋习是独特的民族化的承续，是负面的。在城市里，它们已经逐渐被现代文明渗透、蚕食。而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这些残留依然气势嚣张。令人庆幸的是，这种承续如今正在淡去。
　　
　　 二、灰色调中的积极人生
　　 兔子急眼了也会咬人。有了阿望的桃花，天性中的母爱被激发，懦弱的小兔子爆发了巨大的威力。手执擀面杖的样子，活脱脱出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以繁琐细碎的生活场景，精准地呈现了两个主人公之间强与弱的角色对换。桃花举起的不是擀面杖，而是向旧人生宣战的一面旗帜，一把凛冽的刺刀。这是桃花反抗意识的觉醒，也是她个人尊严的崛起。
　　 篇章整体呈现出一种灰色调，但这灰又不纯粹。桃花的坚韧与阿望的坚强，如同冬枝上的苞芽，在艰辛的日子里，点亮希望。桃花种菜，卖菜，在生活的罅隙中努力拼争；阿望身残志坚，勇敢地寻找适合自己的生计。母子俩的坚韧不拔，令人感叹。篇章于此时，适度插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桃花卖菜竟然收到了假币……这假币不早不晚，偏偏在偶尔一次慷慨吃饭时被发现。这些小细节，是原生态的人生。但母子俩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使彼此的关系更加贴近。琴声在篇章中，别具匠心地安排了一株小桃树，它伴随着阿望一起成长，参与了主人公内心的悲欢离合，也昭示着一个明亮的春天。这些隐性或明朗的书写，将人生的灰一点点扭转，是励志而善意的引导。
　　
　　 下面说点个见：
　　 一、
　　 许多人，习惯于将小说中所有事件的来龙去脉介绍得十分清楚。其实，有些转折，或者过渡，只需要用时序来代表就可。阿望被刘能人遗弃之后，桃花找到他之后，有一句：“从此，阿望就没有离开过桃花的视线。”桃花的抱起，已经表达出一种不放弃不抛弃的态度，所以没必要再次赘述。作者的这句话，我尝试着给去掉，发现不仅不影响前后锻炼的衔接，反而有一种更精炼的感觉。
　　 还有这段：“事实上刘能人经常去那里给王梅花做伙计的事，桃花早就知道了。一个人心死了才会无所谓。桃花眼不见心不烦地随他去，就是万万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他。她心里堵、憋着气。”当我读到“一个人心死了才无所谓”时，忽然卡了一下。这便是阅读过程中作者给读者设置的阅读障碍。读者是有思维，并且刁钻的，你得随时设局，让他们无从揣测你的下步走向。有诱惑、猜疑，才会有更多的兴趣追踪下去。这句话，是作者自己思想的介入，如果去掉，或许会更好些。
　　
　　 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极限。这种极限，从题材到思想性各有约束。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题材或者生活方式进行书写时，都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人物的内心和作者之间，是有很多的疏离和分裂的。作家的采风活动，往往就是想要尽量缩短这种距离。琴声这篇文，能够看出这种缺憾。在对人物内心的描摹上，多多少少有些浮光掠影的感觉。阿望是残疾人，也属于边缘人。正常人的世界他永远无法融入，而残疾人的世界，又被他下意识的屏蔽。这些内心的细微变化与区别，写是写了，始终让人感觉缺少一些力度。
　　
　　 三、
　　 琴声的这个题材，是个宏大的社会问题。完全可以铺排开来，从小家走向大家，从小社会走向大社会。在刘能人和桃花婚姻悲剧的根源上，可以增加些群体的推波助澜，虽说众恶会减弱个体的恶，却也会激起读者的更深度的思考。阿望的遭遇，要么轻描淡写，主攻内心的跌宕起伏。让人物在经历过社会与生活的磨砺之后，最后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地位，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认同，向世界妥协或者继续倔强；要么残酷到底，让情节更虐心一些。制造更大的矛盾与情节冲突，最后情节急转直下，获得社会的救助。这两点无论哪一点，都需要一个悲剧性的高潮，来满足读者的阅读兴奋。
　　 其实以上三点，颇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嫌疑。但我仍要大胆提出，对于不对遑且不论。从我自身来讲，每一个不同的声音，都能够让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一个读者对于自己文本的关注和认可。我尊重这些声音，正是它们给出的多角度，让我在写作的路上走得更远了些。
　　 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灵魂健康，是每个身体健全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生不可能让你无限度的低迷哀愁，必须要勇敢地奋斗和抗争。只要灵魂不倒，呼吸还在，生活就得继续。正如文本中的桃花和阿望，人生是残酷的，生计是唯艰的，但他们从不放弃希望，最终走出低谷后。此时，前方桃花潋滟，正是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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