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伟大的人，是儿女们最最敬爱的人。母爱的伟大胜过千情万爱，母亲的嘱托胜过千言万语。母亲离开我们已四年多了，但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几乎每天都有那么一会儿会想起我至亲至爱的母亲，有时，仿佛母亲的身影来到了我身边，在我眼前浮现，挥之不去，这虽说是儿子过度思念母亲的虚幻影像，但真正的思念之情却在心里，注入在骨血里，似乎要迸发出来，我要把深藏在心里、骨子里对母亲的思念和感恩写出来。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也正是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那时候，母亲在一个片的供销社里担任实物负责人，事业干得正红红火火，顺风顺水。可我的突然降临却改变了她的命运，这就如同一粒石子打破了宁静的港湾。我出生的年代国家职工实行供应制，每月只供给24斤粮，每人勒紧裤腰带节省着吃才刚刚够，生下了我后，这24斤粮就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拮据的生活捉襟见肘，还不如在农村里充实，当时农村虽然看起来很穷，却五谷杂粮掺和着吃，还能填饱了肚子，为了能让我和母亲把生活维持下去，居住在农村的父亲、外祖父就隔三差五地步行走很远的路，把家里节省下来的粮、菜给我母亲送些去添补一下，勉强着维系着生计，可这总归不是长久的办法，还得另想办法，母亲想来想去，也着实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华山一条路”—辞职回家。我知道这是母亲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下的最后决心，辞去公职对于从很不容易地农村走出来的母亲来说，当时脑子里不知遭了多少罪？只是为了我能生活的更好一点，母亲决意已定，迅速写了辞职报告，向县联社提出了辞职，单位负责人和同事一听我母亲要辞职，都觉得很惊奇，更觉得惋惜，领导再三挽留，同事劝说再三，可倔强的母亲已打定了主意，非回家不可。就这样，母亲辞去了供销社实物负责人的职位，回乡下当了农民。这是令多少人艳羡、多少人追求的舒适岗位啊！多少年的拼搏追求付诸东流，就如同白白地做了一场空梦，一下子回归到原来的生活，回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母亲作为一个普通妇女，能够有这么大的勇气，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内心是多么的宏阔大气，宽宏大量，现在回头想来，不管当时母亲的决断是否正确，但从为了儿子生活这一点考虑，毫无疑问，母亲是伟大的，为了儿子，抛却了自己挚爱的工作，每当想起这些，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对母亲的感激和深深的歉疚之情。
　　 母亲回村当了农民后，村里有些人难以理解，也有些人怀疑这过去拨拉算盘子的手握弯弯锄钩子能行？但母亲的行动就是最好的回答，母亲是一个勤劳、朴实、能干的女人，从小就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不是一阵西北风就能刮倒的孱弱女人，母亲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到了哪里都会干出个样子来的，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回农村照样行。她很快就和大队、生产队里的妇女同胞融为一体，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百姓生活。有时母亲也因农村生活的沉重，累得腿痛胳膊酸，晚上躺下就不想起来，但她靠自己的毅力，始终在坚持、再坚持，从没后悔过，从没抱怨过，总是把苦楚痛楚埋在心底，信奉着自己常念叨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期盼着好日子的到来。天长日久，日久天长，无论是生产队长、妇女队长还是街坊邻居，都对我母亲刮目相看了，看不出我母亲哪一点不像是农民，可看出了母亲比普通农村妇女更高的一面：那就是内在的聪颖与外在的见识，还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大度。
　　 母亲回乡的生活是不平凡的，不久，大队和公社供销社联合成立了村供销合作社，把大街旁边的几间空闲房子利用起来，为的是给乡村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方便，打个酱油买个醋的就不用出村了，大伙儿都知道母亲原在供销社里干了好几年，供销社的业务一接手就能熟悉起来，就一直推荐母亲到供销社里干临时工，从公社供销社系统又派来一名正式工，村里的供销社就迅速开张了。母亲为人朴实、善良、随和的性格到了哪里都是这样，这在老家是出了名的。在供销社里与这名正式员工工作了一段时间，起初觉得也不错，可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生了些细微的变化，因我家居住在离供销社很近的地方，母亲白天在供销社里工作了一天，下班盘点完货就回家，而这名正式工离家比较远，晚上常常不回家，就住在供销社的里屋，他就趁晚间只有自己在的时候，把大缸里的酱油、醋、酒里兑加了水，他觉得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其实错了，老百姓就是“一杆称”，时间长了，细心的乡村百姓隐约觉出从供销社里打回的酱油、醋和原来的不是一个味，打的散酒也酒味淡了，有人就悄悄地跟我母亲说起这件事，开始，我母亲还有点不信，就说：“这些货都是从七里河供销社里统一打的，绝对不会有假，再说了，一共就俺两个人在供销社里，还能有人捣鬼？”见我母亲这样，那人还是提醒似的留下几句话：“其实，我是为了你好，就你俩在一起工作，别让有些人连你也怀疑，不信，等你尝尝试试就知道了。”
　　 听了那人的话，母亲还是觉着半信半疑，认为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经营的供销社里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之前也没发现什么迹象，但母亲转而又想，无风不起浪，别人也不能平白无故地说这事，肯定事出有因。过了几天，母亲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就从别人刚刚打过的酱油桶里捎着打回了酱油，回家对比着以前打过的酱油仔细品尝，品咂着新打的酱油确实味淡，经这么一推断，醋和酒里就不用说了，肯定也会有假。接下来，母亲就留心观察了好久，在那人放松警惕的最佳时机，被母亲发现了迹象，就质问他，怎么能干这些伤害老百姓的事儿？就咱两个在供销社里，大多人还会认为是咱两个合伙干的？他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加了点水吗？别的供销社里也这么干，我也是怕这些东西折秤，到月底对不起货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供销社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把我撵走。”母亲听了很生气，这像个国家职工说的话吗？可转而又想：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工，也不能对这个正式工怎么样，不管怎样，要澄清自己，不能再在这里受这窝囊气了，就坚决地说：“你不走我走，别让大伙还以为我也干这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决不做坑害父老乡亲的事。”生性要强、堂堂正正，从不愿被别人说三道四的母亲，这一次又辞掉了供销社的临时工，还自己良心上的一个清白。
　　 正当母亲思索着今后向何处去的时候，大队副业里正缺少一个会打打算算的会计，有人就力荐我母亲，母亲在经历了几次波折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应承了下来，愉快地投入了工作。当时大队副业里有磨坊、油坊、木工房、铁匠铺、机械维修部、绣花厂等，看起来不怎么样，可往来账目还真不少，母亲认真梳理着经手的一笔笔账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队副业的收入、支出等各类账目梳理的井井有条，这个诺大的副业里，有男的，也有女的，有老的，也有少的，时间一长，对我母亲都佩服有加。其实，对母亲佩服的不外乎为人好，能干。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见磨坊里的几个女青年忙不过来了，她就会上前搭一把手，帮着提提粮食、过过称，时间久了，就和她们这帮年轻妇女打得火热，闲暇的时候就经常凑到一起拉拉家常呱，她们平时有什么心里话也愿跟我母亲说，母亲总是心交心地与她们畅谈，了解的多了，彼此都十分熟悉了，也知道了内心在想什么，追求什么，对男青年的看法，要求条件，主动帮他们牵线搭桥，还真的为她们说成了及对婚姻，母亲经常甜蜜地吃着她们的喜糖。儿时的我，放了学就愿往磨坊里跑，每当看到母亲与这帮女青年一起亲切交谈的场面，听到她们发出欢乐的笑声，我就觉得真像是一家人，无拘无束，生活是那么的开心，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对磨坊里的那段往事难以忘怀。
　　 母亲是一个生活上力求简朴，工作上积极要求上进的人，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被全村妇女推选进了妇委会，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因为财会工作出色，被调到大队里当会计，在大队里当会计和在副业里当会计就不同了，管辖的范围更广了，责任更重了，工作更忙了，但无论工作多忙，她总是凭自己认真的态度干好工作，忙而不乱，认真地核算着大队里每一笔业务，钉是钉，卯是卯，集体的钱一分都不能出差错。有一次，会计账和现金就差几元钱，始终对不起来，别人就说，别费那个脑筋了，就差几块钱，这么大的一个村子，还差几块钱？。我母亲上来认真劲了，非要把它对出来不可，最后就是一分不差，这就是母亲的风格。
　　 上世纪70年代末，我的老家曾是周边很有名的富裕村，当时村里毛收入就达到了13万多元。身为大队会计的母亲却从不大手大脚，不多花、乱花一分钱，好钢用在刀刃上，就连一支钢笔也没舍得买过，一直用蘸水笔代替，我清楚地记得，在堂堂的大队办公室里，她的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个蓝色墨水瓶，里面插着一支蓝色蘸水笔，旁边还放着一支红色圆珠笔，都是记账用的，这是母亲当时花一角一分钱买的圆珠笔芯，因圆珠笔芯捏不住，母亲干脆就用线绳缠起来用，缠了一层又一层，用线绳缠着的圆珠笔就这样一直伴随了她几年、几十年，一直伴随在她身边，用蘸水笔写出了“个、十、百、千、万……”，写出了村里的发展和变迁。别人都看不过眼了，曾劝她说：“村里有的是钱，买支钢笔、圆珠笔不成问题，别的穷村都早不用蘸水笔了，你何必那么认真”。我当时也觉得母亲太过于认真了。但母亲却说：“能节约一分是一分，将就着用就行。”还是继续用她的蘸水笔、圆珠笔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村里发展更快了，更富裕了，但母亲仍不舍得扔掉她那支心爱的蘸水笔，从这件小事，也反映出母亲艰苦朴素的人生态度。现在想来，母亲对自己要求严是有道理的，说起别人来有底气，能理直气壮。有一次，大队里一名和父母关系很好的干部，为自己办事在外面请了客，拿着发票想在公家报帐，被我母亲当场拒绝，签了字的报销单撤了出来，并对那人说：“个人与集体要分清，个人与个人之间谁吃点亏、沾点便宜都无所谓，但集体的便宜不能沾。”几句话说的这名大队干部心服口服。
　　 母亲凭着过硬的财会业务和认真扎实的工作态度赢得了领导的信任，赢得了全村老百姓的支持。《中国日报》（海外版）、《大众日报》、《农村大众》、《青岛日报》等多家媒体，分别以“山村女会计”、“不徇私情的女会计”为题，进行了大力宣传报道，面对这些，母亲很谦虚，很低调，总是淡然地一笑说：“咱没有多少文化，就是认真地干好自己的工作罢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
　　 后来，母亲被推选为村妇女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她不负众望，勇于担当，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因为谁说情就干违背政策的事。计划生育曾被称为“天下第一难”，是件头痛、棘手的事，遇着现在，这项工作就好做了，可在当时往往两头不说好，为把这项工作做好，母亲经常走东家、串西家，了解村民执行计划生育情况，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有的村民属超生范围怀了孕，她就坐着拖拉机陪着、劝说着村民到医院做手术，有的村民在上级没下生育指标前偷着生了，她就严格按规定进行罚款。我家亲戚又多，亲戚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别人就攀比，没办法，母亲就横下一条心，在计划生育这件事上，亲戚不亲戚都一样对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一个600多户的大村里，如果没有这样认真扎实的作风，计划生育就会乱套。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走上了正道，再也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来平时和和气气的母亲还真有一套，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我的母亲还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家长，对子女的成长进步十分关心，要求严格，记得我上学后，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从小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为我辅导功课，凭着仅有的几年文化底子，艰难地辅导着我，使我在小学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有件事我至今难忘，一天，老师刚讲一篇课文，让我起来读一读，我却背得滚瓜烂熟，老师先是一惊，后来就问是谁教的我？我说是我妈教的，老师随口刚说了句：你妈真关心你。接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投来，我感到太幸福了，母亲太伟大了，从此，我就发誓：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好好报答母亲。
　　 我参军临行前，母亲嘱咐我，到了部队千万别挂念家里，有我和你爸在家你放心，要听首长的话，把心思都用在好好学习，苦练本领上，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母亲的鼓励使我受益匪浅，我按照母亲的嘱托，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当年就当了连队文书，并深得首长喜欢。1984年底，我所在的总参通信部队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赴云南老山前线执行作战任务，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有点震惊，接着，部队首长就发出了作战动员令，态度是那样坚决，我和战友们义愤填膺，主动请缨，纷纷向部队首长递交了请战书。当时，我怕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就把信里套信，转到内地的战友那里，再由战友寄给母亲，这样虽然发信的时间延长了几倍，但母亲一直认为我工作忙，并没有引起怀疑，又过了几个月，邻村里我一个战友回家探亲，就说我到云南前线打仗去了，这话不知怎的就传到我母亲耳朵里了，当时前线战事正急，母亲心里焦急、难过，整天默默流泪，在路上怕别人看到，回家又怕年老的祖母看到，从办公室往返于我家有一条长长的大胡同，大胡同拐过了一道又一道弯，装满了母亲的思念，不知留下了母亲多少思念儿子的泪，即便是这般挂念，她还怕影响到我的情绪，在前线不安心，在回信中从没谈到上前线这件事，把挂念儿子的泪水默默地咽到肚子里去，在信里始终写道：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安心工作。多么理智的母亲啊！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明明心里十分牵挂，而把百般的牵挂埋在心底，全力支持儿子驰骋疆场，保家卫国。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战功，当我胸前佩戴上闪闪发光的军功章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我日渐苍老的母亲，军功章上有我母亲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