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老克
　　 马老克是俺庄南三里程村人，没听说大号叫什么。我奶奶活着的时候，常常提起他。因着奶奶的娘家也姓马，我们就叫他克舅老爷。
　　 旧社会，一个庄子，或是一个集面，总得有个把热心好出头的人帮着排解个纠纷，说和个人情，在各种人中间都能周旋得开。马老克就是这样的人。在马兰集、曹村、桃山集一带，不论谁家有事，也不论啥事，只要他到场了，凭着一张脸面，就能把事情给了了，所以在我们那一片官称“克爷”。
　　 抗日战争中期，徐州一带成为游击区，日、蒋、伪、共来回拉锯，今天顽军抓了八路，明天鬼子抓了国军，后天八路又抓了顽军。马老克这个人，没什么政治立场，不管是谁抓了谁，只要不是鬼子二鬼子，他都出面作保。今天说起来不可思议，但在几十年前，四方混战，敌我难分，有不少事情，确实是靠马老克这样热心地方的人出头说和。
　　 1942年冬，我父亲左臂负伤，部队没有医疗条件，伤口久不收口，溃烂见骨。那一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农历腊月，父亲奉命回家养伤，由洪泽湖转道邳睢铜根据地，然后跟在郝家庄一个私盐贩子的驴驮子后头，以接闺女为名，当天合黑，到了我母亲的娘家马兰。腊月二十三，正当家家户户祭灶的当口，父亲回到了房上，把正在堂屋磕头的奶奶，惊得一屁股坐在了地当间。那时形势就很紧张了，遍地是鬼子的据点，党在农村中的活动开始转入隐蔽。我父亲当夜就把组织关系交给了路东区委书记朱冬岩。我的家乡，兴大年初一早晨上祖坟上烧纸，只要这一房头还有后人，这年初一的上坟是万万少不得的。所以马兰的伪军半夜出发，一大清早赶到俺庄西头的潘家老茔，把父亲给掳了去。这也不知是啥人告的密。我奶奶急得当时就起了满嘴的燎泡。找到马老克一说，马老克站起来，说：姐你别急，我这就找人去。
　　 头天，马兰的伪军大队长上了徐州，只大队副在家。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和这人有过交往，我父亲一让抓进来，他就暗示他，赶紧捎信家去。我父亲就托依桥的一个老亲，带了一封信给区委，说是生意亏了，让赶紧送点本钱来。两头后，区委来了人，指示不要暴露，让家庭出面保释。取保的前一天，我大伯来送饭，马老克踱着方步走过来，训斥父亲说逢侠你个丈人孩子，得罪谁啦？要不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我保你，我保不死你个不孝的东西！又对跟在身后的伪大队副说，四爷活着时，你们可是好兄弟，你小子可不能不是个东西！伪大队副连声说那是、那是。这么笑骂了一阵子，就又踱着方步走了。
　　 第二天下傍晚，马老克一晃晃荡荡地走进来，身后领来十个保人。这时父亲已经臂带到了伪区公所的堂屋里。我父亲喊了一声克舅爷，马老克没理他。马老克对着伪大队长说，逢侠这孩子，平日里怪仁义的，这也不知是哪个狗日的给下的蛆！伪大队长拖长了声说：怎么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啊？我父亲不说话。马老克接口道：共产党个毬！还不是没维住人，让狗日的们打了黑枪！伪大队长就哈哈一笑，说克爷，我信你的！人，你领走，到家好生种庄稼，别再跟在共产党后头瞎胡混了！
　　 父亲站在灯影里，始终不吭声。气氛就有些僵。马老克一看，忙打哈哈，说官爷，咱有情后补，人我就领走啦。又骂：逢侠你个熊羔子孩子，还戳那儿不动，你还想把你娘气死呀？！
　　 1956年审干，父亲的这次被捕被列为重点审查。其时，他正担任县委书记，为这事，还停职了一阵子。后来组织上给作的结论是：经组织指示，家庭保释。我父亲一生共被捕过三次，最长的一次三个多月。而这次短短七天的被捕，之所以被屡屡审查，就是因为出面作保的马老克政治面貌不清，背景复杂。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代表说苏民你看看你看看，保你的都是什么人？马老克！这种吃喝嫖赌抽大烟的痞子流氓，本身就是我们的专政对象！父亲觉得这小当兵的简直不通，就不理他。军代表异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苏民！敌人让你不要跟共产党跑，你为什么不反驳？你这是典型的叛徒嘴脸！父亲也一拍桌子，说：你个毛旦孩子，你懂什么？
　　 对这次被捕，军代表多次要定性为自首变节，均遭到父亲的殊死反抗。最后的结论是：经组织示意，家庭保释。父亲不同意把原先的“指示”改成“示意”，为此，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申诉。我大了以后听说这事，觉得不解，说何必呢？不就两个字嘛。
　　 我奶奶活着时多次和我说，那年你爹让人从老茔地上让人掳了去，是三老头使的坏。又说好人哪，你克舅老爷。依着仇家的意思，使钱买，也要买去你老子的人头。这三老头不知是谁。奶奶不识字，但一辈子胆大心细，能担事。她知人论事，只以“仁义”二字作标准，虽常常与阶级观点相悖，却往往能入木三分。
　　 马老克至孝，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声。他这人能喝酒，若是遇上红白喜事，能一气连打几十桌通关。那时桃山集是十天四个小集，小空集他背一个三斤重的小酒嘟噜子，大空集他背一个五斤重的大酒嘟噜子，在集上吃罢喝罢，再打满满一嘟噜子酒回家。1943年，形势好转后，路东区委曾接连抓了几个汉奸二鬼子，有人去找马老克说和，看见他正抱着酒嘟噜子喝得烂醉如泥。因为好酒，他娘没少罚他跪。四五十岁的人了，一跪就是多半天，还跪得铁直。
　　 如今，也不知在乡村中，还有没有马老克那样的人了？
　　
　　 二、章孝召
　　 章孝召是我老家的地主，和我们家的交情很厚。他祖上有一辈做过清朝的云贵督，有些底子，所以到他老爷爷领着他这一支人定居俺庄后，才能前后置办了百十顷地，加上徐州和微山湖边上的上千亩田产，在俺那一片，就是大地主了。
　　 但到他祖父张十一，也就有些败落了。这时已是清末民初，他二大爷张玉圭，还当着寨主，管着俺那一片几十个庄子，相当于后来的区长。就是由他做主，把俺庄村名“房上”，改叫“张一圩子”。但这也就是官面上的说法，老百姓仍旧称“房上”，或是叫“房十里”。十里之内都不出俺庄的地界，可见是个大庄子。
　　 张家几辈人在官府里都有些势力，据说过去徐州的哪一任道台来了，都先去他家拜访。就为着有势，圩子里的人，对张家不分老少，全都称“爷”。只有潘姓例外，和张家兄弟相称。这是因为潘姓是房上的大姓，又是住了十几辈子的老户，张家置地，买的也多半是潘姓的产业，先前也阔过的，自然不能自贬身份，对张家以爷称呼。
　　 章孝召的奶奶，是个小婆子出身，她的兄弟和侄子，都在张家扛活。他们见了章孝召，是不敢托大的，都是垂手站着，恭恭敬敬称一声“爷”。章孝召的父亲，和他二大爷乃是一母所生，由于是庶出，在家里常常受正房太太所生的他大大爷的气。章孝召的娘，也是偏房，而他的大娘，也就是章孝召父亲的正房太太，则是出身大户，是一位州官家的小姐。所以他大娘生的儿子，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才敢在他父亲去北乡收租子的时候，把他母亲捆在马厩的柱子上，用皮鞭子占了水抽。当时，章孝召就站在边上。据说他娘很有几分姿色，挨打是因为和家里的下人不清楚。
　　 过去，乡村里的大户人家，非常讲究出身，分家析产时，正出的要比庶出的分得多得多。所以后来到了章孝召的名下，只分了三顷多好地，但连着北湖里的几顷洼地，也还有近千亩。他的几个叔伯兄弟，全都抽大烟，年年卖地，这样，到了抗战挨前边，就都没落得不行了，有的就舍脸去亲戚门上蹭饭。他大哥章孝千的儿子，才十一岁年纪，正在私塾里念书呢，也跟他大娘和姨娘学的抽白面。他那一门子人里，只章孝召不沾这个。章孝召有些新派，在徐州读过鼎明中学，据父亲说，文墨不错。但父亲又说，那是所私立学堂，有钱就能上。又念了一首顺口溜：“没有法，九一八；没有能，上鼎明；没有局，上私徐。”鼎明、九一八和私立徐中，都是徐州有名的私立学堂，“没有局”是没有办法的意思。江苏第七师范和铜山师范，因为是公立学校，一学期只要交两块钱的学杂费，还管吃，所以在当时很难考。父亲上的是公立运河乡村师范学校。
　　 章家的门风不好。章孝召的三大爷，生了五个闺女，一个个高不成低不就，最后都没能嫁出去。除了四闺女傍的是一个外乡来的戏子外，其余的，都和本庄潘姓的男人有瓜葛。我有一个出了五服的堂房哥哥叫潘庆红的，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不知怎么的，却挂上了章家的三小姐，1938年的麦秋之交，在她床底下卧了三个多月，居然没有人知道。据父亲说，他十三四岁的时候，曾一度在章家的私塾里借读，四小姐那时已是大闺女了，有几回私下里让丫头送东西给他，我奶奶知道后，就不让他再到塾里去了。
　　 但章孝召还好。他也有两个老婆，大老婆是桃山集岳姓地主的闺女，曾经给他生过一个儿子，不幸夭折了。不知什么原因，从此就不再生。所以到了1946年，伪国大选举，他当选了铜山县的国民党大乡乡长，就又“行”了一个从山东根据地跑出来的逃亡大地主的女儿。我家乡把“娶”叫做“行”。这小老婆后来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闺女。父亲和他交好，是在抗战以后，1942年冬，父亲从部队上潜回家养伤，腊月二十三到家，大年初一到村西头老茔地上坟，就让人打了埋伏。路东区委知道后，指示他“取保释放”，结果就是章孝召出钱，马老克出面，把父亲保了出来。正是统战时期，章孝召和共产党的区委书记，还拜了把兄弟。在当时，拜把子是一种很普遍的统战方式。
　　 取保之后，父亲仍旧窝在村里。因为这时村上住着鬼子，不久又住了二鬼子，处境还是危险。于是父亲就找到章孝召，让他出头向几户地主集资办学堂，父亲自任小学校长，做职业掩护。章孝召就拿大份，几户刘姓地主也都出了麦穰、秫秸和梁棒，盖了九间正屋，还修了一个篮球场。从此，程庄、袁洼、万庄、依桥这些周围庄上的孩子，就都到俺庄来上学。那年3月，父亲去世，我带着几个弟弟回到老家去，在这所小学校站了很久。房子扩充了，换成了瓦顶，篮球场还没变。现如今，它叫房上中心小学。父亲曾和我说过，章孝召这个人，没干过依天鬼变子，也为乡邻们办过不少好事。我家乡把汉奸叫鬼变子。这是向我解释，因为父亲为了章孝召，吃过政治上的亏，家里人有抱怨。
　　 1948年初，父亲奉命进入徐州，做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几次潜到车站、机场侦察，也得到过章孝召的帮助。章的一个亲戚，是徐州警备区警备大队长，最后，父亲带着徐州机场地形图前往淮海战役“前指”所在地，就是这个大队长亲自送他出的城。这个人解放后北枪毙掉了，临死说共产党说话不算话，苏民当年答应，只要让他把情报送出城，就是对解放徐州有功，可免一死。父亲为此还专门去了一趟徐州，自然，后来的政治运动，这都是一项重要的审查内容。
　　 1946年，新四军路东大撤退，国民党大举进攻“邳睢铜根据地”，章孝召就干了还乡团。
　　 邳是邳县，睢是睢宁，铜是铜山，都是徐州周边的县。但见了我父亲后，仍然称“侠弟”，我父亲本名叫潘逢侠。那时父亲因为负伤，已经从部队转入地下斗争，经常活动在徐州、永城和南京水西门一带，沿途经过敌占区，都是章孝召给开的通行证。所以到了1949年底，地方上开展反匪反霸斗争，楚栏区委书记谢兰要拿章孝召开刀，父亲就和他拍桌子打板凳地辩论，说章孝召不该杀。父亲和谢兰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但谢兰还是告到上级，说父亲立场不坚定。父亲又跑到他当时的老领导、县长兼公安局长的单敬之那里，说章孝召是个开明绅士，战争年代给了我们不少帮助，又没有血债，这才保下了他一条命。
　　 我见过这个人，高高瘦瘦，穿戴整洁，像个乡村知识分子，不大像农民。小的时候，他多次来我家，凭着和父亲的交情，给生产队买过化肥和马车。1979年冬，我和父亲回老家，曾专门到他门上坐了坐，父亲给了他40元钱。那时的40元钱，还很当钱。记得那回，他称我父亲“侠爷”。
　　 父亲晚年说到他，说了四个字：没有劣迹。
　　 没有劣迹，故能保全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