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大致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权利选择生死，然而很大程度上却能左右生命的消亡。近几日闲暇时又将《余华作品集》翻了一遍，内心仍然不免对其笔下人物的死亡方式砸舌。前段时间某报纸有消息称：近几年20—30岁青年的死亡原因多是自杀所致。如今的这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自由的，自由之处便在于他们有权利选择如何结束自己。但在余华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就连这样的自由也是奢侈的。
　　 诗歌理论家陈超称余华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他以所谓“恐怖”题材登上文坛，但实际上（正如后来暴露的那样）他是一个温情主义者。真正的恐怖是不动声色，谈笑间灰飞烟灭。但余华显然被自己写出的残酷场面吓坏了，那种肢体抽搐的渲染显出作家自虐般的快感。因此，“余华的小说让我们忆起古老的道德承诺时代，他的‘恐怖’让我们测出了温情无奈地消逝的速度。”幸而，我是一个平日没事喜欢看恐怖电影的家伙，见多不怪，如此场面倒也没有令我“顿觉背后如有凉风阵阵”，但同时又不得不为这样的生命感叹。
　　 《兄弟》是余华足够“恐怖”的大手笔，它的“恐怖”之处就在于一开始余华将情节设置的太幽默化，就像一部别开生面的鲜活的荒诞派戏剧。而在接下来的突发事件中，余华又没有留给读者充分的考虑及接受能力，尽情展现其“恐怖”性。正如陈超所言，这一方面说明他是温情的，但在对死亡场面的描述上他又丝毫不留情面，干净利落，大刀阔斧享受自虐般的快感。
　　 在《兄弟》中余华首先拿一米八几的魁梧大汉宋凡平开了刀。“六个戴红袖章的人挥舞着木棍，像六头野兽似的追打着他，一直打到了售票窗前……宋凡平觉得自己阻挡木棍的右胳膊疼得快要裂开来了，他的肩膀也挨了无数次打击，他的一只耳朵似乎已经被打掉了……宋凡平头破血流地倒在了墙脚，六根木棍疯狂地抽打着他，直到木棍纷纷打断，然后是六个红袖章的十二只脚了，他们的脚又是踩，又是踢，又是蹬，连续了十几分钟……”
　　 这样的场面足够暴力足够残酷，然而这才刚刚只是开始。当宋凡平在昏迷中听到了检票员的喊叫站起来以后，“六个红袖章捡起地上打断了的木棍冲了上去，他们劈头盖脸地打向了宋凡平。”当他跌倒以后，“六个红袖章围着他一顿乱踢乱踩，还将折断以后锋利的木棍像刺刀一样往宋凡平身上捅，有一根木棍捅进了宋凡平的腹部，宋凡平的身体痉挛了起来。那个红袖章又将木棍拔了出来，宋凡平立刻挺直了。”直到最后，“宋凡平的身体像是漏了似的到处喷出了鲜血。”
　　 到此，余华描述的已经足够恐怖了，但他仍不满足于仅仅这样。他在自己制造的极端恐怖里独自清醒着，同时又以更加极端的恐怖继续刺激自己刺激读者。
　　 其他五个兴致勃勃满头大汗跑来的红袖章，“他们手里的木棍接着用上了，对着已经一动不动的宋凡平又是一阵疯狂的抽打。直到所有的木棍都打断为止，他们又开始用脚踢，用脚踩，用脚蹬上了。”
　　 这是一个极其恢弘的场面，余华就像一个旁若无人的讲述者（实际上他是非常善于讲故事的），自始至终都不把自己的好恶表露出来。他把事实原封不动地摆在面前，至于怎样评价那就是读者的事情了。他不动声色地将血淋淋的场面一一呈现出来，整个过程当中他必定是清醒的，不曾被自己极力渲染的恐怖气愤吓倒。而在结束时他又展现了自己温情的一面——苏妈看着他们（红袖章）瘸着走去，心想他们简直不是人，她对自己说：
　　 “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
　　 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变革中，人的良知与温厚都是被堙没了的，转而暴露出无节制的凶残与卑劣。整整十年，人们生活在怎样的恐怖与惊吓当中？相比于战争时期的混乱，这样的生活更加让人无所适从。战争的涵盖范围基本上都是地域性的，在烽火未燃到家门口之前，人们总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躺下来安静地入睡。然而在那个十年里，每个人整日里都提心吊胆，连说话都小心翼翼，所谓祸从口出。他们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哑巴，但即便是哑巴也会被别人挑出错来，去听审，蹲仓库。这期间又有一根救命的稻草，所有岌岌可危的人都拼了命的想去抓住，抓牢，那便是对于革命事业的热忠与热情，对党的领导人的顶礼膜拜。被稻草拴住的人们，每日里挥舞着木棍与红缨枪，嘴里高喊着革命的斗争口号和毛主席语录，将手中的武器刺向一个个“革命敌人”。可这样的救命稻草也并非总是牢固的。
　　 长头发孙伟的父亲，由革命群众变成了革命造反派，被关进了自己曾经看守的仓库里，被一群昔日的革命战友轮番折磨。他们“把野猫放进了他的裤子，裤子的上下都扎紧了，野猫在他的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了整整一夜，让他痛不欲生地惨叫了整整一夜，让仓库其他被关押的人哆嗦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这些红袖章换了一种刑罚，又让他趴在地上，找来一把铁刷子，刷他的脚心。他又疼又痒，胳膊和腿像是游泳似的抽动起来”，于是美其名曰“鸭子凫水”。他们甚至让他脱了裤子，对着地上燃烧的烟头坐下去。这又叫作“肛门吸烟”。
　　 相比于余华随笔中的艺术感染力，这些完全不加修饰的写实，有时候甚至是粗鄙的、残暴的声像信息更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感官以及思想上的震撼。其在平和的叙述、渲染“恐怖”气氛的同时，却仍然不忘记对这些恐怖场面进行善意的、幽默的调侃，仿佛一个可爱的大男孩一样，讲述的是一个好玩绝不凶残的故事。可越是这样温情的笔调，越容易直接而准确地扎入读者内心，掀起排山倒海似的波澜。余华是一个聪明的作家，他知道何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让读者发笑，何时又以怎样的方式令他们感动，落泪。而在他们哭笑不得时，其实是一种更为沉重的悲痛。他的这些方法看似是笨拙的，但也因为其不加掩饰的笨拙，填实了一个写作者与其读者之间的鸿沟，形成内心深处愉悦而真诚地交谈。
　　 在受够了永无休止的折磨与亲人的离散之后，孙伟的父亲选择了一种极其极端的自杀方式。他以一根两寸多长的铁钉，一下，一下，一下地用砖头砸进了自己的脑壳。在他砸到第三下的时候，他使出了生命里所有的力气，在黑暗里对着假想中的那些红袖章，对着这个吃人杀人的万恶的旧社会，疯狂地吼叫了一声：
　　 “我要杀了你们！”
　　 这是多么无助、多么悲哀的事情，他们活着的时候绝没有勇气哪怕是轻轻说出这样的话，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里，他们也仅能以如此方式来表达对时代的愤懑与痛恨。这样的怒吼即便声嘶力竭，却对这个根锢的社会形态起不了丝毫作用，充其量也就是让那些红袖章战战兢兢，“让仓库里所有的人都从睡梦里惊出一身冷汗”。
　　 孙伟父亲选择的自杀方式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就算是对别人，寻常人也绝不敢将这么长的铁钉砸进脑袋里面，连钉帽都摸不着。然而也正如李兰所说的那样，“人要是真想死了，总能有办法”。
　　 余华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余华的内心世界始终是温存的，即便是在他极力地渲染“恐怖”气氛的时候。而他所渲染的恐怖气氛不会让读者脊背发凉，面如死灰，只能更直接地刺入他们内心，在心灵上获得感动与共性。“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了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
　　 其实，在《兄弟》当中并非所有的死亡方式都是如此沉重、如此凶残不可思议的，正如前面所说，余华一开始的情节设置力求幽默，就像一部生动的荒诞派戏剧。李光头的父亲，为了多看到几个白花花的屁股，进而看清楚那些女人的阴毛，一头栽进了粪池里面。李光头在做同样的勾当被抓以后这样评价他的父亲：“他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看一眼女人的屁股丢了自己的性命，这是货真价实的赔本买卖，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买卖也比他上算。”而李光头青出于蓝胜于蓝，做了一笔拿西瓜换芝麻的买卖。其后以自己商人的敏锐头脑扭亏为盈，换来五十六碗三鲜面。
　　 因此，在大数情况下，余华骨子里的温厚与温存是会让我们微微发笑的。而在面对其渲染的恐怖气氛，甚至经历与体验痛苦时，我们所流露出来的，也仅仅是嘴角一丝不易察觉的枯涩的微笑。